最近，她又一次進入了他的大腦。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樣取牛奶回家時，站在門道里，懷裡揣著一隻用她的紅頭巾包著的烏鴉，那樣子就象吉普賽人抱著自己的小孩。他總忘不了：就在她的臉旁，烏鴉極為哀怨地嘴向上翹著。
她發現有人用象哥薩克活埋俘虜一樣的方式把烏鴉埋了半截。「是孩子們於的。」她的話不光是陳述事實，還流露出一種意料不到的對人們總的深惡痛絕。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對他講的話來：「我開始感謝你了，你沒想要孩子。」
隨後，她向他抱怨，說有個男人老在她工作時找麻煩，還抓住她脖子上廉價的項鏈，說她只有靠額外的賣淫收入才買得起那東西。她對此極為心煩意亂。也許過分認真了，托馬斯想。他突然覺得難過，近兩年來他能見到她的時候是何其少，他幾乎沒有機會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顫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於活，腦子裡還牽掛著特麗莎。給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說，一位私人顧主堅持點名讓托馬斯去。托馬斯不想去，擔心又是另外某個女人，此刻他的心讓特麗莎完全佔據著，沒有冒險的興緻。
打開門，他鬆了一口氣。面前是一位高個頭、背有點駝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請進。」那人笑著把他讓進屋。
還有個青年人站在那裡，臉色紅亮，望著托馬斯試圖笑一笑。
「我想，沒有必要讓我給你們兩位作什麼介紹吧。」那男人說。
「當然，」托馬斯仍然笑著，把手伸向那年輕人。這是他的兒子。
接下來，只等著大下巴的人介紹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馬斯說，「對了，現在對上號了。就是那名字。」
他們在一張小會議桌一般的桌子旁邊坐下來，托馬斯意識到對面的兩個男人都是自己過失的產物，他的第一個妻子迫使他養下了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審訊時，對這位老者的尊容作過描繪。
為了理清思緒，他說：「好了，你們要我先洗哪個窗戶？」
那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很明顯，事情與窗戶無關。他們不是叫他來洗窗戶的，只是設了個騙他來的圈套。他從沒與兒子談過話，這還是第一次與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兒子的面容卻無意了解其它。他所關心的是，他對兒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願雙方都這麼想。
「好畫，不是嗎？」那編輯指著托馬斯對面牆上一幅鑲框的大宣傳畫說。
托馬斯這才掃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著有趣的畫，大多數是照片和宣傳畫。編輯挑出的那張曾經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閉他們報紙前的最後一期上。那張畫模仿了1918年蘇聯國內戰爭徵兵時的一張著名宣傳畫，畫上有一個士兵，帽子上戴著紅五星用分外嚴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著你，將食指指向你。原畫的俄文標題是：「公民，你加入了紅軍嗎？」取而代之的捷文標題是：「公民，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籤了名嗎？」
真是個絕妙的玩笑。「兩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個光榮的宣言，呼籲著當局的激進民主化。開始只有一些知識分子簽名，後來其他人也出來要求籤名，最後簽名的人太多，就沒法統計人數了。紅軍侵佔他們國土之後，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運動，每個公民都回答一個問題：『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籤了名嗎？』承認自己簽了的人，都被立即解僱。」
「是張好畫，」托馬斯說，「我記得很牢」。
「但願那位紅軍沒有在聽我們的話。」編輯笑著說。
然後，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繼續說：「儘管我們認真對付，但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們不能絕對地確認警察在偷聽我們，有可能而已。如果請你到我那裡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換了一種開玩笑的語調：「可照我看來，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後對捷克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不知道會帶來多少好處哩。捷克所有知識分子的所有活動，都在警察局的檔案夾中記錄在案！你知道那些史傳文學家們：象伏爾泰、巴爾扎克，或者托爾斯泰，他們要費多大的勁去重新構想人們性生活的細節嗎？捷克作家們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一切都記在錄音帶上，包括每一聲最後的嘆息。」
他轉向牆中那想像的麥克風，用洪亮的聲音說：「先生們，象以前一樣，我想藉此機會鼓勵你們努力工作，我謹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來的歷史學家向你們表示感謝。」
他們三個人一場好笑，編輯又講了他們報紙怎麼被查禁的經過，講了那位設計這張宣傳畫的畫家現在在於什麼，還有其他捷克畫家、哲學家以及作家們的處境。入侵之後，他們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戶擦洗工，停車場看守員，守夜的，公共樓宅燒鍋爐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門路——計程車司機。
編輯說得滿有風趣，但托馬斯還是想著自己的兒子，不能集中精力聽。他記得最近兩個月內他老在街上從自己身邊走道。顯然，這些相遇並非偶然。他絕對沒有料到他竟會和一位受迫害的編輯在一起。托馬斯的前妻是一個正統的共產主義者，托馬斯自然會設想他兒子是在她的影響之下。他對兒子一無所知。當然，他可以問問兒子他與母親的關係怎麼樣，但他覺得當著第三者的面這樣問不夠得體。
最後，編輯講到問題的關鍵了。他說，越來越多的人僅僅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便無緣無故地被送進了監獄，他的結論是：「所以，我們決定要做點什麼。」
「你們究竟要做什麼？」托馬斯問。
他的兒子替對方回答了。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兒於說話，驚奇地注意到他說話結結巴巴。
「根據我們的消息來源，」他說，「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幾個，處境險惡。我們，決定起草一份請願書，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簽名。這些人物，還算得上，什麼的。」
不，事實上這還不只是結結巴巴，比口吃更嚴重。他越講越慢，無論有意與否，發每個字音都用重讀，或者用最強音。他自己顯然也感到了這一點，兩額還未恢複到原有的蒼白，又漲得緋紅。
「你們叫我來，讓我參謀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選嗎？」托馬斯問。
「不，」編輯笑了，「不是要你參謀，我們要你簽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們還沒有忘記他是個醫生。他表示推辭，僅僅是出於謙讓：「等等，光憑他們把我踢出來，並不能說明我是個著名醫生呵！」
「你為我們報紙寫過稿，我們是不會忘記的。」編輯又朝托馬斯微笑。
「是的。」托馬斯的兒子欣然地嘆了一口氣，托馬斯可能沒有察覺。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現在請願書上會幫助你們的政治犯。讓那些與當局沒有衝突過的人簽名，也許會好一些。那些人起碼對當權者們還有些影響。是不是？」
編輯笑了；「當然是這樣。」
托馬斯的兒子也笑了，是一種諳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難的，是他們絕不會簽名！」
「這倒不是說，我們不去跟他們周旋，或者說我心腸好得怕他們難堪，」他笑了，「你該聽聽他們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馬斯的兒子笑著表示贊成。
「當然，他們開始都表示同意我們，完全站在這一邊。」編輯繼續說，「他們說，只是需要一個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們對簽名怕得要命，不簽呢，又擔心我們瞧不起。」
托馬斯的兒子和編輯一起笑了。
編輯交給托馬斯一張紙，上面短短几行，用一種較為客氣的方式，呼籲共和國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托馬斯飛快地運轉著思緒。赦免政治犯？就靠這些被當局拋棄了的人（他們自己就是潛在的政治犯）對主席提出要求？即便當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計畫，這樣的請願書，唯一結果也只能是適得其反！
他兒子打斷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這個國家仍有一幫人沒有被嚇住。大家都表明立場。把麥子與麥殼，分別清楚。」
不錯，不錯，托馬斯想，可那與政治犯們有什麼關係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麥子與麥殼也好，這不是一碼事。
「騎牆嗎？」編輯問。
是的，他是在騎牆觀望，只是不敢這麼說。牆上有一幅畫，士兵威脅地指著他說：「你對參加紅軍猶豫不決嗎？」或者說：「你還沒有在兩千字宣言上簽名嗎？」或者說：「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籤過名嗎？」或者說：「你的意思是你不願意在赦免請願書上簽名嗎？！」不論這個士兵怎麼說，反正是在威脅。
編輯剛剛已經說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卻又提出千萬條理由來反對在請願書上簽名。在他看來，他們的理由只是許許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煙幕彈。那托烏斯還能說什麼呢？
他終於用笑聲打破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