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原來為作家出版社（北京）在1987年反對「資本階級自由化」高潮中內部出版並連連再版重印，使我們意外地歡喜。此次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將其在台灣地區印行，我們藉機對譯文作了幾處修訂，並將作家出版社編輯曾刪去約二百餘字重新補入，使之更為完整。
米蘭·昆德拉在中國大陸很「熱」，據我們所知，至少已有他的三部長篇和六個短篇正陸續出版，有兩家出版社正推出「東歐當代文學叢書」，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經》是這個熱潮中最先譯介的一部長篇。現在由於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的熱心和努力，我相信昆德拉也將成為台灣讀者親近的朋友。時值「布拉格之春」和蘇聯軍隊侵捷二十周年，這當然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1988年9月于海南島
文學界這些年曾有海明威熱、川端康成熟、拉美文學熱，法國新小說派熱，後來不知什麼時候從什麼地方開始，又有了隱隱的東歐文學熱。一次，一位大作家非常嚴肅地問我和幾位朋友，你們為什麼不關心一下東歐？東歐人的諾貝爾獎比拉美拿得多，這反映了什麼問題？這位作家當然不是把諾貝爾文學獎作為判別文學高下的標尺，他擔心青年作者視野偏狹的好心卻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怯生生地打聽東歐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作家和作品，出乎意料之，這位大作家與我們一樣也未讀過任何一部東歐當代的小說，甚至連東歐當代作家的姓名也舉不出一二。既然如此，又怎麼能談論「反映」「問題」一類？還居然「為什麼」起來？
有些談話總是使人為難。一見面，比試著亮學問，甚至是新聞化了的學問，好象打撲克，一把把牌甩出來都威猛駭人，非把對方壓下一頭不可。這種無謂的挑戰和征服在部分作者那裡並不少見。
有服裝熱、傢具熱，當然也會有某種文學熱。「熱」未見得都是壞事。但我希望東歐文學熱早日不再成為那種不見作品的沙龍空談。
東歐文學對中國作者和讀者來說也不算太陌生。魯迅和周作人兩先生譯述的《域外小說集》早就介紹過一些東歐作家，給了他們不低的地位。裴多菲、顯克微支、密茨凱維文、薩多維亞努、安德利奇、普魯斯、莫爾瓦多等等東歐作家，也早已進入了中國讀者的書架。198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捷克詩人塞浮特，其詩作也已經譯為中文。
卡夫卡大概不算東歐作家。但人們沒有忘記他的出生地在捷克布拉格的猶太區。
東歐位於西歐與蘇俄之間，是連接兩大文化的結合部。那裡的作家東望10月革命的故鄉彼得堡，西望現代藝術的大本營巴黎，經受著激烈而複雜的雙向文化衝擊。同中國人民一樣，他們也經歷了社會發展的曲折道路，面臨著對今後歷史走向的嚴峻選擇。那麼，同樣正處在文化震蕩和改革熱潮中的中國作者和讀者，有理由忽視東歐文學嗎？
我們對東歐文學畢竟介紹得不太多。個中緣由，東歐語言大都是些小語種，有關專家缺乏，譯介起來並非易事。再加上有些人文學上「大國崇拜」和「富國崇拜」的短見，總以為時裝與文學比翼，金鈔並小說齊飛。
北美讀者盛讚南美文學：而自伯爾死後，國際文界普遍認為東德的戲劇小說都強過西德。可見財富與文學並不是絕對相關的。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名字我曾有所聞，直到去年在北京，我才從一位朋友那裡借到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經》（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訪美期間，正是這本書在美國和歐洲大走其紅，熱潮未退的時期，無論先鋒派或傳統派，大部分美國同行對比書頗為推崇。《華盛頓郵報》載文認為：「昆德拉是歐美最傑出和始終最為有趣的小說家之一。」《華盛頓時報》載文認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經》是 20 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昆德拉藉此奠定了他世界上最偉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此外，《紐約客》、《紐約時報》等權威性報刊也連篇累牘地發表書評給予激賞。有位美國學者甚至感嘆：美國近年來沒有什麼好的文學，將來文學的曙光可能出現在南美、東歐，還有非洲和中國。
自後現代主義時期以來，世界範圍內的文學四分五裂，沒有主潮成為了主潮。而昆德拉這部小說幾乎獲得了來自各個方面的好評，自然不是一例多見的現象。
一位來自弱小民族的作家，是什麼使歐美這些作家和書評家如此興奮躁動呢？
我們還得先了解下一下昆德拉其人。他1929年生於捷克，青年時期當過工人、爵士樂手，最後致力於文學與計算機。在布拉格藝術學院當教授期間，帶領學生倡導了捷克的電影新潮。1968年蘇聯坦克佔領了布拉格之後，曾經是共產黨員的昆德拉，終於遭到了作品被查禁的厄運。1975年他移居法國，由於他文學聲譽日增，後來法國總統特授他法國公民權。他多次獲得各種國際文學獎，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可笑的愛》（1968年以前），長篇小說《笑話》（1968）、《生活在他方》（1973）、《歡送會》（1976）、《笑忘錄》（1976）、《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1984）。
他移居法國以後的小說，首先都是以法文譯本面世的，作品已被譯成二十多國文字。顯然，如果這二十多國文字中不包括中文，那麼對於中國的研究者和讀者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值得遺憾的缺失。
1968年8月，前蘇聯領導人所指揮的坦克，在「主權有限論」等等旗號下，以突然襲擊的方式，一夜之間攻佔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黨政領導人。這一事件像後來發生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事件一樣，一直遭到中國人民的嚴正譴責。不僅僅是民族主權的失落，當人民的鮮血污染著紅旗，整個東西方社會主義運動就不能不蒙上一層濃密的陰影。告密、逮捕、大批判、強制遊行、農村大集中、知識分子下放勞動等等，出現在昆德拉小說中的畫面，都能令歷經「文革」的中國人，感慨萬千地回想起過往的艱難歲月。
中國作家們也寫過不少政治化的「傷痕文學」。但如果以為昆德拉也只是一位「傷痕」作家，只是在大冒虛火地發作政治情緒，那當然誤解了他的創作——而西方有政治癖的某些評家是樂於並長於作這種誤解的。對於昆德拉來說，入侵事件只是個背景，在背景中凸現出來的是人，是對人性中一切隱秘的無情剖示和審斷。在他那裡，迫害者與被迫害者同樣晃動灰色發浪，用長長的食指威脅聽眾，美國參議員和布拉格檢閱台上的官員同樣露出媚俗的微笑，歐美上流明星進軍柬埔寨與效忠入侵當局的強制遊行同樣是鬧劇一場。昆德拉懷疑的目光對東西方人世百態一一掃射，於是，他讓薩賓娜沖著德國青年們喊出：「我不是反對共產主義，我是反對媚俗（Kitsch）！」
什麼是媚俗呢？昆德拉後來在多次演講中都引用這個源於德語詞的Kitsch，指出這是以作態取悅大眾的行為，是侵蝕人類心靈的普遍弱點，是一種文明病。
困難在於，媚俗是敵手也是我們自己。昆德拉同樣借薩賓娜表達了他的看法，只要有公眾存在，只要留心公眾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們承認與否，媚俗是人類境況的一個組成部分，很少有人能逃脫。
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學，由捷克走向了人類，由現時走向了永恆，面對著一個超政治超時空而又無法最終消滅的敵人，面對著像攻瑰花一樣開放的癌細胞，像百合花一樣升起的抽水馬桶（引自小說中的描寫）。這種沉重的抗擊在有所著落的同時就無所著落，變成了不能承受之輕。
也許茫然過於尼采化了一些。作為小說的主題之一，既然尼採的「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或譯：永遠輪迴）」為不可能，那麼民族歷史和個人生命一樣，都只具有一次性，是永遠不會成為圖畫的草圖，是永遠不會成為演出的初排。我們沒有被賦予第二次、第三次生命來比較所有選擇的好壞優劣，來比較捷克民族歷史上的謹慎或勇敢，來比較托馬斯生命中的屈從和反叛，那麼選擇還有什麼意義？上帝和大糞還有什麼分別？「沉重艱難的決心（貝多芬音樂主題）」不都輕似鴻毛輕若塵埃嗎？
這種觀念使我們容易想起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因是因非」說和「不起分別」說。這本小說英文版中常用的lndifferent一詞（或譯：無差別、冷漠無所謂），也多少切近這種虛無意識。但是，我們需要指出，捷克人民仍在選擇，昆德拉也仍在選擇，包括他寫不寫這本小說，說不說這些話，仍是一種確定無礙的非此即彼，並不是那麼仙風道骨indifferent。
這是一種常見的自相纏繞和自我矛盾。
反對媚俗而又無法根除媚俗，無法選擇的歷史又正在被確定地選擇。這是廢話白說還是人辯難言，昆德拉像為數並不很多的某些作家一樣，啞默中含有嚴酷的真理，雄辯中伏有美麗的謊言，困惑的目光觸及到一個個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