皂隸已經算是衙門生態鏈的最底層，權力小到可憐，可即便如此，仍能從兩頭榨取些許好處。
來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大部分解戶都完成了自己的運輸任務，放心歸家。可是杜山只完成了二十二石五斗，還差二石五斗；張馮剛、龔本舟、易本真、江淮四戶，完成了三百九十石二斗三升，還欠三十八石三斗七升。
這五個解戶，一共拖欠了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
如果是別的時候，這點差額含糊一下就過去了。可不巧的是，從去年——嘉靖二十八年——開始，每年年底，朝廷要求各地官府要把一年出納錢穀修成會計錄，分列歲征、歲收、歲支、歲儲四柱，以杜絕積弊。
更不巧的是，在嘉靖二十九年，貴州銅仁和雲南沅江陸續爆發了規模不小的叛亂，朝廷調集四川、湖廣、貴州三省大軍會剿。這一應軍費開支，都得仰仗四川布政司承擔，其中成都府更是力扛大頭。
成都府為了應付審計和軍費，恨不得把倉廩里最後一點糧食都颳走，對於轄下諸縣的稅賦數字極度敏感。彭縣的糧食一少，成都府立刻就有了反應。
最先覺察出問題的是一位姓鄢的巡按御史。他本來想責成彭縣自查，又怕上下串通，於是調來了墊江縣的胡知縣，以第三方的身份去核查錢糧。
胡知縣抵達彭縣的時間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六月。署理縣事的主簿王仲傑派了本衙戶房的一個人配合工作，這人正是陳佐。
此事調查難度不大，很快胡知縣便查明，短少的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是彭縣僉派的解戶解糧不足額之故。胡知縣認定是那些解戶監守自盜、暗中侵吞了這部分糧食，決定判他們一個侵欺之罪。
注意，胡知縣查明的，是彭縣解戶侵欺這個事實，但具體是哪一個解戶乾的，他一個外地人無從措手，得靠當地戶房的胥吏去調查明白。於是胡知縣把陳佐叫過來，讓他去把相關人等拘來衙門聽審。
陳佐嗅覺靈敏，膽大包天，一聽胡知縣的口風，立刻意識到這又是一個發財的良機。
他身為戶房算手，一查賬冊就知道怎麼回事。陳佐把杜山、張馮剛、龔本舟、易本真、江淮五個人叫到一起，說你們要倒霉了，胡老爺知道你們欠糧太多，要判重罪。你們幾個如果湊二兩銀子給我，我就給你們想辦法遮掩。
杜山本來就一肚子氣，聽到陳佐還敢要錢，堅決不肯給，轉身走了。其他四個人琢磨了一下，紛紛表示，他們願意出錢免災。
陳佐收下二兩銀子，施展出了一招「李代桃僵」。
胡知縣在墊江做官，並不熟悉彭縣情由。錢糧短缺，他可以通過賬冊計算，但到底是誰侵欺，就沒有什麼人脈可以去查實了。
陳佐抓住這個破綻，找到吏房的陶成，憑空捏造出一個解戶，名字特別有日本味道，叫作江張本舟——其實就是從四戶人名各取了一個字，那四戶所欠的三十八石三斗七升大米，都一股腦算到這個虛構人物頭上。
接下來，陳佐上報胡知縣，聲稱是杜山和江張本舟兩個解戶拖欠。胡知縣只關心錢糧落實，哪裡想得到其中一人是虛構的。他大筆一揮，判決兩戶侵欺之罪，徒五年，如數追繳前糧。不過《大明律》允許用穀物折抵刑期，胡知縣給開了個價，如果犯人願意上納七十二石罪谷，便可以抵消徒罪。
這七十二石罰款，名義上由杜山與江張本舟分攤，一人三十六石。
江張本舟的三十六石，自然是那四戶人家分攤負擔。他們雖然肉疼，好歹不用被抓起來了。只是苦了杜山。本來五人均攤罰款，一人只需負擔十四石四斗。現在那四個人合為一人，自己負擔陡然增加了一倍不止。
判完案子，胡知縣便按程序上報按院，抄送成都府通判，同時發給彭縣主簿，責成他們監督人犯繳納前糧以及罪谷。
到了這一年的十月份，這四戶人家總算把沒完成的解額與罪谷繳納完成，逃過一劫。
只有杜山陷入了絕望。
當初戶房安排給他的解額是二十五石，尚且完不成，更別說還有追加的三十六石罪谷。杜山在後來的供狀里，自承當時自己「陷入死地」。
就在這時，杜山忽然聽說，那四家人是靠陳佐捏造出一戶假人才得以過關的。他大為憤怒，如果當初陶、陳二人沒有收取賄賂，如果王廷用沒來敲詐，他說不定能完成自己的解額，不用受這麼多罪。
這兩個人是罪魁禍首，拼上自己破產，也不能饒過他們！杜山暗暗下了決心，可是縣裡有王主簿一手遮天，要告，只能去成都府里投訴。
可告官也不是那麼容易。杜山的案子已有了定論，想要翻案太難，而且也沒什麼可翻的，他確實沒完成。得選一個好切入點，才能引起上級高度重視。
杜山大概得了一位高人指點，他向成都府提告的狀子，對自己的事只是約略一提，重點放在了「李代桃僵」這件事上。他控訴陳佐這個刁吏，明知胡知縣前來盤查錢糧，仍收取賄賂，偽造戶籍，替那四戶遮掩罪行。
這一招特別狠。領導不介意你糊弄百姓，但非常介意你糊弄他。平日魚肉百姓也就算了，上峰來查賬也敢弄虛作假？也太不把成都府放在眼裡了。
這一劍，就戳到了要害。
杜山的招數不僅如此。他在狀紙里還特意提了一句，說彭縣上一任楊知縣，曾經打算要革除陳佐、陶成、王廷用、劉本敖等人，結果反被他們聯手陷害而死。這些人至今仍逍遙法外，剝害鄉民。
這一招就更狠了。
這幾個人到底有沒有陷害楊知縣、怎麼陷害的，後人永遠不可能知道了。但這種事情，在當時很有可能發生。
知縣是科舉出身，精熟典籍，卻未必了解庶務，何況他又是流官，干幾年就要調走。胥吏們雖然地位卑賤，卻深諳鄉情，彼此抱團，把持著大部分基層政務。所以在縣衙的生態圈裡，胥吏集團可以和縣太爺相頡頏。真逼急了，胥吏們施展手段，甚至可以把知縣生生逼走。
在崇禎朝的廣州府新安縣，曾有過這麼一個案例：新安縣裡有個胥吏叫陸榮祖，想要謀求一個職位，可負責選拔的承行吏員陶一魁秉公行事，拒絕了他的要求。陸榮祖大怒，竟然活活把陶一魁毆打致死。這麼一起嚴重的人命官司，新安知縣居然不敢管，生怕得罪了陸榮祖。直到苦主上告廣州府，兇手才得以伏法。當時的廣州府推官顏俊彥在判決里感慨：「吏之如虎也，令之如羊也。」可見有時候知縣也是弱勢群體。
《吏治懸鏡》里對胥吏的兇悍，描述得更加精準：「本官稍有瑕疵，輒指為把柄，講呈說告，恐嚇多端，賣訪勾窩，陷害無罪。於是長厚受其挾制，莫敢伊何；嚴刻者化為痴呆，憚於用罰。」
知縣上任，往往會帶至少兩個師爺幕友，一個精通刑名，一個精通錢糧，分派到六房，就是為了從胥吏手裡稍微奪回主動權。
不過胥吏欺官這種事，很少會拿到明面上來說。朝廷體面還要不要了？官員威嚴還留不留了？杜山一紙狀書戳破了這一層窗戶紙，直接指控陶成、陳佐等幾個人欺官，操控縣治，連知縣都坑死了。結果整個案子從一樁賄賂小事上升到了「彭縣還姓不姓朱」的問題，不由得上峰不上心。
這一份狀書，於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遞交給成都府。
一般來說，此類案件會交由成都府推官負責審理。不過推官業務很多，未必每天都在，因此在這之前，公堂還有一個預審環節。
成都府的公堂，每天會有兩名刑房吏員值守，一個叫直堂吏，一個叫直印吏。直堂吏負責預讀上交的訴狀，初步判斷其性質，並簽發牌票，召喚涉案人員等；直印吏則負責記錄公文往來，他的手裡有一個簿子，上面寫今天哪一房收到公文幾道，用了幾次印，有幾封訴狀上交，有幾道牌票發出，等等。兩者互相配合，也互相監督。
二十三日這一天，值班的直堂吏叫楊漢采。他收到杜山的訴狀，先讀了一遍，並沒有急著轉交。這個指控很敏感，不能偏聽一面之詞。推官老爺就算要審，也得等原告被告到齊了再說。直堂吏的主要工作，就是預先把相關人等材料準備齊全，讓老爺可以直接升堂斷案。
於是楊漢采當堂寫了一道牌票，交給防夫劉景高——防夫也是一個役職，可以視為保安與郵遞員的合體——讓他在本月二十五日之前趕到彭縣，把陶成、陳佐等人提到成都來問話。
劉景高拿著牌票，一路從成都趕到彭縣。二十五日他一進縣城，迎頭就看到兩個衙役走過來，看穿戴，一個是快手，一個是皂隸。他們倆特別熱情，說設下了宴席，非要拽著劉景高去吃酒。劉景高問他們倆是誰，兩位自我介紹了一下，一個叫劉本敖，一個叫王廷用。
原來杜山上告這事，早就被陶成、陳佐發現了。兩個人很驚慌，成都府不是他們的勢力範圍，斷然不能去。好在他們熟悉政務，知道成都府一定會派人來提審問話，只要把這個持牌票的人多拖住幾日，說不定就能把這事給拖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