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嘉靖年間，成都府下轄的彭縣發生了一樁普通的官場弊案。
說它普通，是因為這案子的規模很小，案情簡單，罪行尋常，講起來實在是乏善可陳。可正因為它太過平常，在大明一千多個州縣裡頗具普遍意義。於是這一樁普通小縣的普通小案，儼然成了一個繁盛王朝的青之末。
彭縣緊鄰成都府的北邊，相距四十多里，乃是川西重鎮。有詩人寫過一首《彭州歌》：「彭州昔號小成都，城市繁華錦不如。」評價殊高。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月，一個叫陶成的當地人走進彭縣縣衙，高高興興領了吏帖，成為吏房的一位書手。
先簡單介紹一下大明縣衙的構成。
明代縣衙里，最大的自然是知縣，叫作主官。他有兩個副手，一個是縣丞，一個是主簿，這兩位叫作佐貳官。他們仨都是有品級的朝廷命官，縣裡的行政長官。在這三人之下，還有一位典史，叫作首領官，但沒有品級，不入流。
再往下，衙門裡最重要的行政機構，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是指皂班、壯班、快班，負責儀仗、治安、緝捕之類，有時候還會多一個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老百姓熟悉的「捕快」；而六房對應的是朝廷六部，分為禮、吏、戶、工、兵、刑六個部門，各有主管業務。除此之外，還有承發房和架閣庫等辦公機構。
在這些機構里辦事的人，統稱為吏，也叫「胥吏」或「吏胥」。「胥」這個字，本意是有才幹之人，十有二人，後來引申為基層公務員。
陶成加入的，是分管人事的吏房。他應該受過教育，會識文斷字，在吏房裡擔任書手——顧名思義，就是負責各類公文檔案的書寫、抄錄。
聽起來好像是個瑣碎活，可裡面的門道實在不少。古代沒有複印機和照相機，公文全靠書手一筆一畫寫就。他大筆一揮，偷偷篡改幾個字，往往能決定一人乃至一戶的命運。
舉個例子。崇禎時廣州府有一個糧道吏職出現空缺，一個叫劉俸的吏員垂涎已久，但是資歷差一點。他遂買通了吏房書手，偷偷修改了自己的申報材料，把最關鍵的一個日期「五月二十八日」塗抹成了「九月二十八日」。幸虧當時的推官心細，查了官府里的原始檔案，發現日期對不上，這才查獲弊案。
書手落筆一字之差，甚至能左右官職的選拔。可以想像，他的尋租空間該有多大。陶成靠著手裡的這點權力，沒事收取一些常例賄賂，日子過得不亦樂乎。
四年之後，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一個叫陳佐的人也加入彭州縣衙，在戶房擔任算手。
戶房和吏房並稱兩大要害機關。戶房管的是錢糧稅賦之事，日常業務涉及大量繁複計算。陳佐腦子靈活，數學好，對於數字得心應手，很適合這個職位。
和吏房書手一樣，戶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著別人的命運。他只消在賬簿上做一做手腳，一戶農民便會生不如死。比如萬曆年間的濟南府，曾有一戶劉姓人家，得罪了當地算手。納稅之時，算手硬把他家六畝三等瘠田劃成了一等上田，結果概算下來，要繳納的田稅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想避免這事？很簡單，拿銀子來餵飽便是，可見這其中的尋租空間也不小。
書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種，他們沒有官身，不算體制內，薪俸也不納入國家財政開支。可是這些人把持著具體政務，又是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牘，很容易從中做手腳，有時候日子過得比主官還滋潤。
尤其嘉靖年間，對胥吏來說正是個好時候。在這之前，胥吏都是有名額限制的，可到了嘉靖年間，突然掀起了一陣擴編熱潮，胥吏人數陡增。有人曾抱怨說：「衙門吏胥，原有定額。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可見其盛況。
陶成和陳佐的入職，即得益於這個大背景。
這兩個人為了能放心舞弊，不約而同地拜了縣衙里的屠主簿當靠山，就此相熟。吏房和戶房本來聯繫就比較緊密，兩個人很快勾結到了一起，沆瀣一氣，其所作所為，用後來官府判決的話說就是：「各結攬寫法，討錢使用。」
怎麼個討錢使用呢？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八月，彭縣決定僉派一批老百姓來三班服役，指派吏房和戶房執行。陶、陳兩人一聽，哈哈，錢來也。
這裡要先說明一下，大明的縣衙體制很有意思，大致可以分成三類：官、吏、役。
彭縣的知縣、縣丞和屠主簿這樣的人，在朝廷吏部掛著號，算是官員編製；像是典史以及六房的正副主官，無品級，算是吏員編製；至於像陶成、陳佐這樣的書、算手，連編製都沒有，差不多算是聘任的合同工——當然，胥吏往往世代相繼，比合同工可穩定多了——無論如何，他們仍舊屬於「吏」這一層級。
再往下，到了具體的執行團隊，則只能稱為「役」。
這個「役」，指的是徭役，更準確點說，是力役。說白了，就是給政府出力氣白乾活。一縣的日常雜事，比如馬夫、門子、庫夫、禁子、防夫、縴夫、傘夫、吹手之類，都屬於役。這些役職並沒有常設員工，都是從當地老百姓里挑選出來的，維持機構運轉。很多公共事務，比如修繕營造、解糧征糧之類，官府也會僉派老百姓來應役。
甚至連負有治安職能的三班，都不是專職。比如皂班，主要負責迎來送往、站堂呵道。青天大老爺在公堂上一拍驚堂木，他們拿著水火棍喊「威武」；青天大老爺出巡，他們負責在前頭舉著「肅靜」「迴避」大牌子的儀仗。看著威風體面，其實這些皂隸也屬於「力役」，可能今天站完堂，明天把皂服一脫就回家種地去了。為啥叫他們衙役而不是叫衙吏，原因即在於此。
在一個衙門裡，幾個「官」在金字塔尖負責決策，幾十個「吏」在金字塔中間負責調度規劃，幾百個甚至上千個「役」在金字塔底吭哧吭哧幹活。
事實上，縣衙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靠這種僉派百姓來完成的。原因很簡單，便宜啊。來充力役的老百姓是不拿工資的，還得自負伙食。徭役之害，大半來源於此。正如李樂批判的那樣：「居官者利其白役無工食，宴然差遣之，竟不知食民膏髓，為可痛惜，一大害也。」
當然，朝廷也深知這事對百姓負擔重，雖然不能免除，但多少會做到公平一點。在具體的僉派規則上，要充分考慮百姓家庭情況，依次輪值，人口錢糧少的，去服一些相對輕鬆的徭役；人口錢糧多的，去服一些比較重的徭役，以示均平。
可惜，這只是理論上的設計，實踐中有的是辦法可以突破。
咱們回到嘉靖二十五年這一次僉派。
彭縣三班這一輪的役期已滿，很多衙役要返回家裡，必須僉派一些新人來填補。這個動作，涉及戶房和吏房兩個部門：戶房負責查詢戶籍輪值表，確定應役人選；吏房負責登記造冊。這份工作，便交由陶成和陳佐兩人來完成。
他們倆接到任務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尋找合適的索賄人選。
可巧在僉派名單里，有一個叫劉選的平民。他被安排的役職是快手。這個快手，可不是做主播，而是在快班服役之人。快手的日常工作有兩大塊：一是遞送官府公文，二是緝捕治安。常年要奔走於十里八鄉，很是辛苦。
劉選不大樂意去做快手，可拒服徭役是很大的罪過，他只好找到陶成、陳佐二人，商量看有沒有啥法子。陶、陳二人居中協調，很快就拿出一個辦法。
他們找到一個叫劉本敖的閑漢，劉選每個月出三斗米、三錢白銀，讓劉本敖替他應這個差事。反正審核的人是陳佐和陶成，只消在劉選戶籍上勾一個應役，然後在三班名簿上補一個劉本敖，人數不缺就行了，沒人會認真核對名單。
這個操作，在貪腐業內有個專業術語，叫作「買閑」。
劉選花了錢，但免得辛苦，自然心滿意足。劉本敖也很高興。快手雖然是個卑賤的職位，可若有本事，也能賺錢。劉本敖這種人，常年混跡衙門，熟悉各種門道。普通百姓避之不及的差役，對他來說，反而是好事。
比如衙門發現某戶人家牽涉官司，發下牌票——一張紙，上用墨字寫明事由與限定日期，朱字籤押，蓋有官印，作為差役執法的憑。劉本敖拿著這張牌票，便可以上門訛詐。《幾亭全書》里對這種情況描述得特別生動：「差人持糧票下鄉……黑夜排闈，就床擒索，舉家驚惶，設酒送飲；及去，衣服雞犬一空。假如欠銀五兩，此番所費二三兩。手頭愈空，錢糧愈難完辦。」
還有更絕的。劉本敖還可以勾結陶、陳這樣的胥吏，開出一張不蓋官印的白頭牌票，下鄉隨意找人訛詐。反正老百姓不懂法，很容易就被唬住。《官箴書集成》里如此記錄：「每一快手一二十兩，賄買戶書寫就。……蓋快手借票催糧，原非為催糧計，不過借印票在手，無端索害鄉人。農民多不識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即有完票在家，快手欲無端害之，幾十里外向誰分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