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萬曆年間，曾經一度輝煌的黃冊制度已是病入膏肓。
地方上豪強官吏肆虐，根本收不上來冊籍；就算收上來，也來不及解送；就算解送到了，內容也不合格；就算內容合格，也會因為駁查想斂財而被強行退回；就算不退回，順利入庫，幾年以後不是被水泡爛就是被老鼠蟲子咬完。
就算一切都很幸運，僥倖逃過天災，也沒什麼用。如前情所述，那種風氣下攢造出來黃冊，通篇充斥著埋沒、飛走、詭寄、影射、挪移等奸弊，早已無法反應基層的真實情況。萬曆三大賢之一的呂坤，直言不諱地指出：「十年冊籍，半不相同，沿舊稽新，漫無可考。」
比如隆慶年間，福建省福寧州的戶口數比起洪武年減少了三分之二，人口減少了五分之三。江南重鎮應天府更誇張，嘉靖末年的戶口數只有正德年間的一半，到了萬曆一朝，則只有正德年間的五分之一。
注意，這只是黃冊賬面上的數據。
實際上這些地區一無戰亂、二無天災，人口一直在增長，只不過當地大戶通過包蔭、冒合、逃戶、隱匿、篡改等手段，把增長數給藏起來了。再加上大明對民眾的禁錮太嚴，極度追求穩定，物極必反，導致了逃戶的盛行。
正所謂「民不勝弊，破資鬻產，逃亡相踵」。這些放棄戶籍的老百姓成群結隊地離開原籍，四處遊盪，形成明中後期蔚為壯觀的流民大潮。
比如在江南有一種令人稱奇的生活，叫作「船居浮蕩」。老百姓從原籍逃出之後，全家就住在船上，常年在江南縱橫交錯的河流上漂蕩。地方官府根本沒法管理，更談不上造冊交稅了。
其實地方官衙早就不把黃冊當回事了，他們自己搞了一套戶籍，叫作實徵文冊，也叫白冊，裡面記錄了當地人口、土地的真實——相對真實——情況，以方便管理，但是從不上報。《戶口總論》里談及此事：「所謂黃冊，只取應虛文，非其實矣。有司徵稅編徭，自為一冊，曰白冊。」
朝廷反覆索要過許多次白冊，甚至動過以白替黃的心思，可地方陽奉陰違，抵死不從，這事一直沒成。
白冊交不上來，黃冊又紊亂疏漏到了如此誇張的地步，朝廷指望用它做決策，怎麼可能準確？以至於時人嘲諷「有司專租庸於下，朝廷握虛數於上」，說黃冊是廢紙一堆，亦不為過。
隨著黃冊的失效，在中樞朝廷眼裡，整個天下不再透明，慢慢變得模糊而扭曲。接下來，會變得怎樣？
萬曆十八年（1590年），南京戶科給事中徐常吉如此警告道：「如冊籍之造弗慎，則賦役之派弗均，豪強得計，良弱受害。生民之凋疲，國計之虧縮，恆必由之，誠非細故。」
換句話說，黃冊失靈，里甲制也會隨之無效，當初朱元璋設計的十甲輪值、均攤徭役，也淪為空談。稅賦徭役非但不會減輕，反而會加劇失衡。權貴、豪強、鄉紳和貪官污吏運用各種手段，拚命把負擔轉嫁給普通百姓，甚至還要從中漁利。
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這種惡果，其實早就有了苗頭。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給事中丘弘就已經在奏疏里指出了這種狀況：
「官吏、里書乘造冊而取民財，富豪奸滑通賄賂以避重役。以下作上，以亡為存。殊不思民之貧富何常，丁之消長不一。只憑籍冊，漫定科差。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閑人戶亦令出銀。故一里之中，甲無一戶之閑，十年之內，人無一歲之息。」
這個「十年之內，人無一歲之息」，就是賦役不公平的直接惡果。雖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的，但隨著時間推移，每況愈下。
楊芳在《賦役》里無限懷念洪武皇帝的時代，說當年老百姓「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賦易供，而其民常逸」。可現在呢？各地官衙不時征派，今天正編，明天加編，巧立各種名目。他掰著指頭數了數，有綱銀、辦銀、庫字、夫甲、廩保、夫役、驛傳、兵役、餉費等等，隨隨便便就舉出了十幾種名目。
在這種瘋狂的掠奪轉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於奔命的絕望，大明的流民問題愈演愈烈，根源正在這裡。
所以說，後湖黃冊庫的混亂狀況，並不僅僅意味著黃冊制度出了問題。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標誌之一。
黃冊制度瀕臨崩潰，意味著病灶已遍布整個社會的腠理。
偏偏在這些病灶上，還攀附著無數吸血的肥大蟲子。病灶越大，它們吸納得越多，形成一張從上到下、錯綜複雜的利益網，阻礙血液循環，干擾營養吸收，並讓各個器官緩慢衰竭。大明到了中晚期，頻頻出現半身不遂的跡象，資源調動不順，對地方基層的控制力空前虛弱，都是拜其所賜。
乃至當時有歌謠流傳：「權門之利害如響，富室之賄賂通神，鈍口奪於佞詞，人民輕於酷吏。」
到了這會兒，大明已經隱然有亡國之相了。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灶的企圖，都會無疾而終，甚至被反噬。
比如在嘉靖十年，鄞縣縣令黃仁山和奉化縣令陳鎬，都曾經下決心在治下整頓黃冊，嚴懲縣中舞弊書手、算手等，結果「二令竟不能終黃冊之事以去，而民之奸且復故矣」。
甚至連海瑞這樣的人，面對這道堅壁都無可奈何。
他在出任應天巡撫的時候，深知黃冊已經破敗不堪了，決心另起爐灶，以田畝數來決定賦役比例。閑居松江的徐階趕緊寫了一封《與撫按論均糧書》，義正詞嚴地質問海瑞：「聖祖疆理宇內，第其賦稅，以為黃冊，藏諸天府，有司十歲一修而上之，成憲舊章，燦然有也。而忽焉，而滅焉，可乎？」
徐閣老在朝那麼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黃冊弊情有多嚴重。不過為了松江家裡幾萬畝良田，甘草相公也只好抬出祖制來擋擋麵皮了。
反倒是徐閣老的好學生張居正，有心撥亂反正，要給大明好好地動一次手術。
他所倡導的一條鞭法，有一個特別重要的變化：將徭役的分攤方式，從按戶改成了按丁數和按田畝數。
咱們再把王敘家拎出來說說。
比如王敘家裡有三個壯丁，五畝地；隔壁趙二家有九個壯丁，一百畝地。按照原來的規矩，每一戶得出兩個壯丁去應徭役。趙二家勢力大，買通了小吏篡改黃冊，硬是讓王敘家出了三個壯丁自家只出一個。最後王敘家破人亡，趙二家優哉游哉。
但現在張閣老說了，以後徭役不按戶數算，按丁數算。每三個壯丁，出一個人應役。如果家裡田地超過五十畝，每二十畝還得多出一個壯丁。
按照這個演算法，王敘家只需要派一人應役，趙二家卻必須出五個人（三個按丁數+兩個按田畝）。這樣趙二無從逃避，王敘也可免於負擔過重而破產，達到公平。
而且一條鞭法把「力役」改成了「雇役」。民眾不用真的派人去應役，可以折成現銀上繳，官府會拿這筆銀子去另外僱人。這樣一來，王敘家不必擔心耕作缺少人手，大不了多賣點糧食換銀子。
至於這筆徭役銀的征繳解送，也不必經過里長、糧長之手去催促。由官府出面，官收官解，杜絕了這個環節上的舞弊行為。
這還只是張居正改革的第一步，他的終極目標是徹底攤丁入畝，把所有稅賦徭役都按照田畝結算。這樣一來，田多的人繳稅應役多，田少的繳稅應役少，從此徹底均平——當然，他沒有完成這個目標，得等到大清雍正皇帝那會兒才算搞定。
黃冊的全名叫作賦役黃冊，主要記錄戶數丁口，朝廷可以拿著黃冊按人頭征派徭役。如果現在徭役不用數人頭了，全都要併入田畝結算，那麼朝廷只要整飭魚鱗圖冊就夠了，還要黃冊幹嗎？
張居正執政多年，知道黃冊已經糟爛成什麼鬼樣子。他明白這玩意已經沒法治了，索性拋開它另起爐灶，建起了新的「條鞭賦役冊」，又叫「賦役全書」。這是一套以田畝為基礎的賦役分配製度，用來配合一條鞭法的推行，重新整地清田。
不過以張閣老的能耐，也只能繞開黃冊制度，不能公然廢除。因為這條線上沾染了太多利益，是政治上的雷區。何況黃冊雖然失去了賦役之用，尚還有錮民的功效，對越發洶湧的流民大潮來說，多少有點緩衝作用。
於是從萬曆初年開始，後湖黃冊庫的地位變得微妙起來。理論上朝廷已經不需要它了，但礙於祖宗成法和背後的利益，還必須每十年攢造一次，算是一種制度上的慣性。偶爾會有御史站出來，絮叨兩句要不廢了黃冊算了，然後就沒下文了。
大明官場有一個特點：上頭重視什麼，下面未必會重視，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頭如果不重視什麼，下頭立刻心領神會，迅速廢弛，墮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說個萬曆十年四川酉陽宣撫司的故事吧。
酉陽宣撫司就是如今的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在重慶東南方向。
宣撫司這個建制，是大明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採取的一種特殊統治方式。朝廷封當地土司一個官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