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人滿懷感情地如此讚頌後湖黃冊庫：「天下黃冊，該載戶籍、事產，實國家重務，億萬載無疆之根本也。」
大明的治政國策，乃是以貯存其中的版籍檔案為基礎，說這裡是「國家重務」，不算誇張；而歷代皇帝對於這個庫房的重視程度，亦當得起其「萬載根本」的地位。
可如此重要的一處機構，從初建之時起，便面臨著一個離奇的窘境、一個多少仁人志士為之困擾的千古難題：
沒錢。
更準確地說，是戶部從來沒有編列過相關預算。在朝廷的賬本上，從來沒有這麼一筆「後湖黃冊庫開銷」的支出。
這可真是離奇了。朝廷這麼重視後湖黃冊庫，怎麼會不撥款呢？
藏書的花費沒有養兵那麼誇張，可是庫閣冊架的日常修葺、管庫人役的吃喝拉撒、器具船舶的購買整治、官吏監生的薪俸廩米，這都是要花錢的。更別說每十年一次的駁查，幾百人在島上起居消耗，開銷更是巨大。
後湖黃冊庫自己不是生產部門，朝廷不給錢，日常工作怎麼展開？
這事，得怪大明的總設計師朱元璋。
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有他務實的一面，也有一拍腦袋異想天開的時候。在戶籍制度的設計上，他深諳基層弊端，手段施展得極有節奏，不出二十年便完成了前朝所未能完成的版籍大業。可到黃冊庫建立之後，一涉及錢，他卻變得很天真。
朱元璋覺得，如果單獨為黃冊庫編一筆預算，會導致開支總數上升，這筆負擔最終會落到底層農民身上。他一拍腦袋，想到了個好主意。
在黃冊庫投入運營之後，朱元璋是這麼安排的：所有的官員和監生相關支出，由國子監負責，如果不夠，則由都稅司以及江寧、上元二縣補足；紙墨之類的文具支出，由刑部、都察院負責，不夠的話，再由應天府補足；房屋、冊架、過湖船隻、桌椅板凳之類，由工部負責添造修理；至於其他瑣碎支出，則由戶部負責。
一處花費，居然要七八個中央和地方各個衙門來養活。
朱元璋是這麼想的：每個衙門的經費，肯定會有結餘。把七八個衙門的結餘匯總起來，便可以在不增加支出的情況下養活黃冊庫。一不至於浪費各衙門的余錢，二不至於再從百姓身上征斂，多完美。
可稍有財務經驗的人都知道，這個看似完美的結構，運轉起來有多麼可怕。
任何一個部門，在不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都會消極怠工，所以KPI必須和他們的職責相對應。戶部和國子監負責的部分還好，畢竟是本管業務。像刑部、都察院、都稅司之類的機構，跟黃冊庫關係不大，憑什麼每年給你錢啊？
朱元璋在世之時，這套「吃百家飯」的制度尚能有效運轉。等到他一去世，各部門便互相推諉起來。
當初洪武爺制定的財務政策里，有這麼一個「不敷」——意思是不夠花——的規定：國子監的錢不敷，就從都稅司和江寧、上元二縣調撥；如果刑部、都察院的錢不敷，就從應天府調撥。這麼設計，是因為每個部門每年的結餘款是不固定的，萬一不夠用，還有下家可以支應，總歸有人托底。
朱元璋想得挺好，可他沒預料到，這個卻成了官僚們的一個完美借口。
官老爺別的不擅長，最擅長踢皮球。你想要經費？對不起，本部囊中羞澀，不敷開銷。按洪武爺的規矩，您還是去別的部門問問看吧。
尤其是到了永樂遷都之後，這種情況變得更加嚴重。
正管衙門都去了北京，偏偏後湖黃冊庫沒有搬遷，還留在原地。於是負責供養它的那些部門，便從戶部、刑部、工部、都察院變成了南京戶部、南京刑部、南京工部、南京都察院……
這套政府班子徒具中樞虛名，除了戶部還管著南直隸錢糧之外，其他部委的權勢連地方衙門還不如，對待黃冊庫這個拖油瓶的態度，自然更差。
連南京國子監，都忍不住跳出來，給黃冊庫移了一道公文：「本監惟供給監生。」意思是，監生的費用我們承擔，其他的可不管，你們自己想轍吧。國子監還來回扯皮，一會兒直接給米，一會兒折成銀錢，總之給得極其不痛快。
南京部委足球隊高舉著「不敷」這面大旗，開始了精妙的傳球。國子監推給都稅司，都稅司推給江寧、上元二縣；戶部推刑部，刑部推都察院，都察院推應天府，應天府呢，自然也往下甩鍋，又推給下轄的江寧、上元二縣。
供養黃冊庫的費用，被一層層挪移轉嫁，最終盡數落到了江寧、上元兩縣頭上。這兩個縣就在南京城外，離後湖最近。兩縣實在是推無可推了，只能含淚把負累扛下來，向基層征派。
這下子可苦了這兩縣的老百姓。
冊籍有紙張筆墨支出，看守有匠工支出，修繕維護建築有磚石支出，駁查有書算支出，還有炭食葯等閑雜支出。而且，島上幹活的匠役民夫，由兩縣抽調充任，筆墨茶菜炭紙等諸項支出，由兩縣辦稅承擔，連祭祀湖神所用祭品，都需要兩縣官府購買三牲。
甚至監生所用肉食，都是由都稅司派遣專人在兩縣路上巡檢，看到趕豬進貨的屠戶就上前強行抽稅，趕走幾頭——你還別小看這個稅，後湖三天就得用二百三十斤肉，可想而知這稅有多重。
如果只是日常開銷，兩縣咬咬牙也能熬過去。但每十年還有一次大規模的駁查，這期間產生的費用，比日常支出要翻幾番，同樣也得兩縣扛大頭。
這比天塌下來還可怕。
咱們前文講過，從宣德年開始，駁查時間越來越長，從起初三個月到六個月、一年乃至數年不完，成本也是直線上升。每次駁查一開始，江寧和上元兩縣真是連想死的心都有。
拿正德九年（1514年）的駁查舉個例子。
當期黃冊自正德八年十一月開始駁查，至九年五月，一共查出十四萬戶黃冊有問題。
在這一年裡，從上元、江寧兩縣僱用了書手四十人，每個月工食銀一兩五錢；冊夫四十人，每月工食銀九錢；紙四萬八千張，筆兩千支，墨十斤，以及官員七人、監生兩百人的各項茶菜炭葯的日常開銷……總計是一千四百兩的開支。
聽著是不是還好？雖然超期，但畢竟在半年之內完工了嘛。
但你得知道，這半年查完的，僅僅是整個南直隸十八府州的黃冊。它們分布在南京周邊，最先運抵。至於北直隸和十三布政司的黃冊，在路上還沒到呢。
光一個南直隸，就要半年時間、一千四百兩的駁查成本。全國得花多少時間？用多少銀子？成本妥妥超過一萬兩。
上元縣有一百九十五個里，江寧縣有一百零五里，兩縣合計三萬三千戶稅基，哪裡扛得下這麼重的負擔？更過分的是，黃冊庫的費用屬於雜泛徭役和雜稅，兩縣的正役正稅並不因此而減免，負擔更上一層樓。
這個坐落於後湖的黃冊庫，赫然成了盤踞在南京附近的一隻吸血鬼、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致使「上元、江寧兩縣，民窮財盡，流移逃亡，不忍其荼毒矣……一應里甲，物業蕩然」。有看不過眼的當地官員警告說：「若不通融議處，照舊獨累偏造，則上元、江寧二縣之民，靡有孑遺矣！」
朱元璋的初衷是想要減少基層負擔，可實在沒想到最後卻起了相反效果。
其實大明一朝的正稅並不算重，真正可怕的都是這些臨時加派的雜稅雜役。沒有節制，沒有計畫，名目眾多。上頭無論有什麼開支，最終一定會傳遞到基層，讓百姓應接不暇，筋疲力盡。
黃冊庫之於上元、江寧兩縣，算是明代稅賦弊端的一個典型案例。
兩縣的民力終究有限，憑你怎麼敲骨吸髓，也只能榨取那麼多。黃冊庫為了應對日益高漲的開銷，想過各種主意，甚至還把主意打到了湖產上去。
比如黃冊庫會偷偷把湖產租給附近農民，自己收取田租。他們還曾正式向朝廷提出過申請，徵集附近漁民進入後湖打魚，將所得魚鮮、蓮菱等物的收入，用來修理黃冊庫。
可打魚才能賺多少錢？碰到開支巨大的時候，還是只能靠頂頭上司——南京戶部——去四處「化緣」。
比如說弘治三年吧，黃冊庫做了一次清查，發現在庫黃冊七十九萬二千九百本，其中六十四萬七千兩百本的冊殼都爛了，需要重新裝訂。
這個是貯藏損耗，費用沒法攤派到各地，只能黃冊庫自己出。
管事官員算了一筆細賬。每本黃冊，得用染黃厚紙兩張，留出富餘，一共要採購一百二十九萬五千兩百張，每張用銀三厘；還有裝訂用的綿索條數，也要同等數量，每條用銀一厘。再算上人工雜費，一共是四千五百餘兩。
黃冊庫出不起這筆錢，去找南京戶部要。戶部習慣性地踢了皮球，行文給南京吏、禮、刑、工四部，並南京國子監、應天府、都稅司、上元、江寧兩縣，讓他們「照例斟酌取用」。可是誰都沒理睬，都以本部不敷為由，踢回給戶部。
就連最軟的兩個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