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任趙昌期更慘，以曹郎終。曹郎是指六部之下的各司主官，趙曾擔任南京兵部主事。
下一任馮開時，只在戶曹混了一個候補主事。
這位不知名高人的思路著實刁鑽，他一口氣列出了婺源縣前後十三任知縣的履歷，提煉出一條規律：「地理之關於人事，豈不響應。」歷任婺源知縣因為龍脈受損的事倒霉連連，官路坎坷，沒一個過得好。新來的知縣大人，您自個兒掂量掂量吧。
這個角度可以說是高屋建瓴，深悉人性。你跟官員們陳說民間疾苦，未必能讓他們感同身受，但一說這事有礙於仕途，保證會引起高度重視。
其實仔細分析的話，這份倒霉名單根本名不副實。比如趙崇善、朱一桂、徐良彥三人官至正四品，譚昌言更做到從三品。雖說是閑職，但也不至於被說成仕途蹉跎。這若是蹉跎，那什麼才算仕途順利？當到皇帝嗎？
那位高人為了論證十三位知縣都倒霉的論調，只好硬說這幾位還爬得不夠高，職位不夠重。這種先立論點，再扭曲論據的做法，值得後人學習。
真正要說時運不濟，只有趙昌期一個。這位勤懇實幹的官員，在萬曆四十六年去世，以南京兵部主事終。以他的才幹和背景，只做到這個級別的官位，確實挺可惜的。可他對婺源的貢獻最大，高人感念恩德，筆下留情，只說他「以曹郎終」，並沒去刻意渲染。
這份呈文的震撼效果，真是立竿見影。金德義讀完以後，對保龍的態度一下子變得積極起來。
金知縣初來乍到，情形不熟，並沒有採取趙昌期那一套有節奏的「內鬥」之計，而是直接調集人手前往龍脈，誰鑿岩燒灰抓誰。一時間雞飛狗跳，不少灰戶和囤戶來不及躲避，紛紛被捕下獄。
縣學的學生們一片歡欣鼓舞，覺得金知縣真是趙侯再世。沒想到，金德義的這個做法太過簡單粗暴，反而引起了強烈的反彈，逼得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的居民們團結起來，一致對外。
馮開時在任那幾年，四都居民已經不像從前那麼彼此敵視了，養出了一套抱團的策略。這次金德義一下狠手，他們立刻分散開來，把灰窯往深山裡挪，不再互相舉報。官府的人過來問話，誰都不會開口。
在婺源山區那種地方，如果得不到當地人的配合，官府想實行什麼政策當真是寸步難行。船槽嶺燒灰游擊隊深諳十六字方針：「敵進我退，敵退我鑿。敵駐我睡，敵疲我燒。」跟官府周旋起來。金德義的高壓政策聲勢很大，可實際效果並沒那麼明顯。
這一場官民之間的對抗，一直持續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年初。所有人都以為春節之後官府會有所進展，卻沒料到最先來到的，是四都灰戶們的一次反擊。
大明律有規定，如果對縣級主官的政策不滿，民眾可以一級一級向上申訴。四都灰戶抓住這個機會，每一戶發起一樁訴訟，直接把知縣金德義告到了上級徽州府。
此時的徽州知府叫周士昌，四川內江人。他開年一開衙，還沒跟同僚道賀，便被鋪天蓋地的狀書給淹沒了。
四都居民的訴狀並沒有保留下來，但是從其他文獻對「刁民」的痛斥中，大概能猜出他們說的是什麼內容：現在稅賦太重，田地太少，如果禁止燒灰的話，百姓將無從活命，請求取消金知縣的嚴打政策。
要知道，這會兒已是萬曆末年，大明基層亂象已然萌生。尤其是從前年開始，朝廷面向全國開徵遼餉，每畝土地加征九厘。這筆加稅，加不到士紳們頭上，到頭來還是由自耕農承擔，全國農民的處境變得更加惡劣。
具體到婺源縣裡，本來田地就很貧瘠，遼餉一加，老百姓更沒辦法種田維生了。他們選擇做灰戶鑿山，實在是因為活不下去。
灰戶的這些狀紙，還把遼餉的事拿出來當擋箭牌：為了更好地支持遼東戰局，我們多賺銀子多交稅，可一旦禁灰沒收入了，遼餉也會受影響，難道你們為了婺源龍脈一己私利，要置國家大局於不顧嗎？
明代打官司有一個特點，無論上下，都喜歡往大道德、大政策上靠。一靠上，便立於不敗之地，誰反對我，就是不道德，就是反對朝廷。婺源灰戶的狀書挾遼餉以制府縣，一點也不奇怪。
徽州知府周士昌拿到這些狀子，可犯愁了。婺源保龍這事爭了許多年，前因後果他很了解，但這次告狀的人上升到了遼餉的高度，著實不好處理。
尤其是他這個級別的官員，應該已經聽說明軍萬曆四十七年三月間在薩爾滸的一場戰爭中空前慘敗，接下來肯定又得臨時征派。這種大環境下，婺源保龍一事已然變得複雜化。倘若他一個錯判，灰戶們再去巡按或巡撫那裡上訴，可能這事就通天了。
拖吧！
這一拖，就拖到了萬曆四十八年的夏天。
對於灰戶們的上訴，徽州府遲遲沒有回應的動靜。灰戶們沒著急，婺源縣那邊的金德義先慌了神。因為縣學士子和鄉宦告訴他，徽州府百分百支持保龍，肯定會立即駁回上訴。可如今上頭一直沒有動靜，這本身便代表了一種態度。
他找到婺源士紳們，抱怨說聽信你們一面之詞，現在我要吃掛落了。士紳們一合計，不能坐等，得主動出擊。
不過訴訟這條路就算了，一打起官司來可拖不起。婺源的重量級人物很多，他們推舉出身份最高的汪應蛟，以私人身份給周士昌寫了一封信。
汪應蛟是萬曆二年（1574年）的進士，歷任濟南參政、山西按察使、天津與保定巡撫、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可以說是一步一個腳印，全靠地方實績升上來。
嚴格來說，汪應蛟還沒有致仕，仍是官場中人。他的兵部左侍郎，穩穩壓徽州知府一頭。只不過這時候他因為要養奉父母，留在婺源沒去上任。
跟他相比，無論年紀、資歷還是官職，周士昌都只是個小字輩。
汪應蛟客客氣氣地給周士昌寫了封信，簡單寒暄了兩句，然後指責「豪民猶挾其故智，嘗試扞罔，且以乞生朧告台下」，直接給定了性是鬧事。關於灰戶提出的「乞活」訴求，汪應蛟駁斥說：嘉靖四十三年之前沒燒過灰，人家是怎麼活的？除了那四都，其他幾都也沒有燒灰，又是怎麼活的？
在信箋的末尾，汪應蛟動情地請周知府「為敝邑造千百世之福，士人千百世之感也」。
汪這種大人物，越是客氣，壓力越大。周士昌接信之後，頓覺棘手。他忽然想起來，還有一個遼餉的問題沒解決，反覆讀了幾遍汪信，裡面卻隻字未提。周士昌再仔細想了想，才體會到其中門道。
遼餉這事，換了別人，不提是因為不敢提。唯獨對汪應蛟來說，不提是不屑提。
汪應蛟在官場上是有名的抗稅高手。萬曆搞礦稅時，他屢次上書公開反對，還差點幹掉兩個天子的親信礦使王虎、王朝，名滿天下。他在天津帶兵時，兵餉不夠，一般官員會上書請求撥款或加稅，只有汪應蛟一分錢不要，帶人引水改造，生生把葛沽、白塘一帶的5000畝鹽鹼地溉成了水田，從此屯田足可濟軍。
天子的礦稅、自家的兵餉，他都頂得住，何況區區遼餉？
汪應蛟隻字不提，是在暗示周士昌：你不用怕別人扯遼餉的事，朝廷有什麼問題，儘管往我這兒推。
周士昌領悟到這一層，顧慮盡去，當即修書一封，客客氣氣地表示：「日前奸民朧告乞生一詞，類有數紙，初亦准其一。行縣查勘，不謂次日又來苦訴，若扼其吭而奪之食者。然此種十詞九謊，有何成心。」
他準確地把握住了分寸，一口咬定灰戶們是朧告——朧即含糊不清，類似於莫須有，是十詞九謊。既然他們說的都是謊話，燒灰助遼餉什麼的自然也是瞎說八道了。
給汪應蛟私人交代完以後，徽州府從程序上，正式駁回了所有灰民的訴狀，並且指示金德義知縣，要全力配合燒灰專項治理工作的開展。
金知縣那邊，緊鑼密鼓自不必說。縣學這邊，更是戰意騰騰，士紳們推舉了一位叫余懋衡的官員前來督戰。
余懋衡也是個朝野知名的人物，萬曆二十年的進士。他在陝西巡按任上時，公開舉報稅監梁永貪瀆，差點被後者毒死。兩人大斗一場，結果是梁永撤回御馬監，余懋衡也丁憂回家。後來他被啟用為大理寺右寺丞，可惜身體不好，正在歸鄉養病。
有這麼一位額頭生角的狠角色壓陣，自然讓莘莘學子士氣大振。
余懋衡為婺源縣學寫了一封公開信，算是戰前動員書。這封信可稱得上殺氣騰騰，劈頭就說：「頑民違禁鑿龍，椎銳之聲，火焰之氣，十餘里內若裂若開，意欲何為？」
余到底是進士出身，幾句論述，灰戶囂張氣焰，躍然紙上。他緊接著筆鋒一轉：「聞雖拘拿數人，照舊鋤石燒灰，視衙門若兒戲，此亂象也。將為兵火城郭之憂，豈止科第財富之凋殘已耶！」
這句就更狠辣了。這些人私自燒灰，連官府都不放在眼裡，如果不管，恐怕是要化身流賊謀反啊。到時候，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