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小小一縣，完全束手無策，只好任憑這伙流賊四處燒殺搶掠。這些礦工後來和其他流賊合夥，氣焰十分囂張。當時的婺源知縣忍無可忍，派兵去圍剿，反被擊潰。流賊們殺至縣城弦高鎮，打死一個指揮，又焚燒北門突入，恣意劫掠，整個縣城化為一片廢墟，整個徽州為之嘩然。
後來還是徽州府從金衢道借兵圍剿，才算是將其撲滅。這次寇亂持續了兩年之久，給婺源留下了極其慘痛的記憶。（徽州府借兵這事，還牽涉另外一起公案，請看《徽州絲絹案始末》。）
程、胡兩家開挖船槽嶺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夏季，到了年底就爆發了寇亂。龍脈一損，立刻給婺源帶來了血光兵災，兩者之間的關係還不夠明顯嗎？
程世法還特別指出，自從開挖船槽嶺，婺源境內災害頻頻，有兵燹、飛蝗、久旱、洪澇，甚至還趕上兩次山體滑坡。可見船槽嶺的龍脈不只關乎縣學文氣，還與整個婺源的氣數密切相關。
其實在船槽嶺燒灰之前，婺源碰到的災難一樣不少。但程世法有意把嘉靖四十三年之後所有的壞事，都說成龍脈被毀的結果，一項一項排比開列，聽上去確實挺聳人聽聞。
這麼一說，龍脈安危不隻影響科場成敗，還攸關整個婺源縣的福禍，那些對科舉不大感興趣的百姓，必然也會為此緊張起來。有這麼一個理由，就足可以爭取到足夠的輿論支持，讓官府直接宣布保龍禁灰了。
不過知縣譚昌言沒有立刻從諫如流。他和程世法身份不同，看待問題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樣。身為本縣主官，譚昌言考慮更多的是婺源局面的穩定。
禁絕灰戶們燒灰簡單，但他們一旦生計斷絕，就會聚眾鬧事，甚至淪為流賊。萬一釀成嘉靖四十三年那種暴亂，從老百姓到官員都要倒霉。一個負責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時，一定會準備好相應的疏導方案，簡單粗暴地一禁了之，卻不去想後續應對措施，那叫顧頭不顧腚。
因此婺源官方在下達禁令之前，還得給灰戶們留出一條活路來。
這條活路，譚昌言早已經想好了——官贖。
船槽嶺一帶有很多私地，張家佔了這個山頭，李家佔了那個山頭。那些山民持有地契，都是合法私產。根據程世法的調研，灰戶們之所以如此大膽肆意，正是因為灰窯都設在私人山地內，自家地盤，我想挖啥誰也管不著。
而官贖的做法是：由婺源縣衙出面，以官方身份贖買山民們的地契，把船槽嶺附近散碎的私地變成一整塊官地，這樣官府實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順了。而灰戶們賣地換得銀錢，去買田也罷，去跑商幫也罷，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鬧了。
至於買山的經費來源，也不是問題。
這筆回購費用，叫作「捐俸」，名義上是譚知縣感念民眾貧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祿。其實一個知縣一年俸祿才九十石米，根本不夠。譚昌言只是做出一個表率，真正出大頭的，是婺源當地的大族鄉宦們。
這是明代一個很流行的做法，一逢災年，常有知縣、知府帶頭捐俸，賑濟災民，當地士紳「感於」義舉——或者叫迫於壓力——也會紛紛捐銀輸糧。
在婺源縣看來，你們有錢人既然想保龍脈，付出點代價也是應該的。
譚昌言是個謹慎的人，他覺得需要給灰戶那邊也提前通個氣，留點緩衝期。於是譚知縣委託程世法二次進山勘探，給那些灰戶開了個吹風會，說官府準備購買你們手裡的地契。
程世法很快回報，灰戶們的反應很積極，無不「歡呼祝頌，樂為還結，慕義願輸」。
摸清楚各方面的反應，譚昌言心裡有底了。萬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婺源縣正式發布了一份保龍公告。
在這份公告里，官府劃定了一個範圍：從船槽嶺頂東連大岩外至通天竅、水星、獅山、月山、象山、土星一帶，以及西連小船槽嶺外至朱林、洪李、日山、龍山，四面前後上下山頂山腳石坦，並水岩山、通岩洞、石城山、重台石一帶，皆劃入婺源龍脈保護區，不許任何人入山開伐。
為了讓禁令更有震懾力，公告里還特意點了船槽嶺附近八位里約、七戶山林業主以及六家灰戶的名字，要把責任落實到戶。公告里語氣嚴厲地警告說：
「如有仍前至所禁內挖鑿取石，起窯燒灰，並肩挑船載等情，許地方里派約保即時指名呈來，以憑拿竟。定以強佔山場，一律坐罪。如里約地方容隱不舉者，一併究治，絕不輕貸。」
接下來，公告里給出了官贖方案，催促各山的業戶儘快拿出地契，去婺源衙門辦理贖買手續，還規定了獎懲措施，先來的另外有獎勵，不來的要查究到底。
這時一個問題浮出水面：如果船槽嶺封了山，那麼婺源縣本身對石灰的需求該怎麼解決？總不能坐守石灰寶藏，去外地另買吧？
這種情況，公告也考慮到了，特意另行劃定了一個範圍：「地方做牆，自有涌山、石壁、岩前、甲路等灰。」那一帶的山嶺也是石灰岩質地，但遠離龍脈，想燒去那邊燒好了。可見婺源官方設計出的這個方案，當真是滴水不漏。
在公告的最後，譚昌言還不忘強調一句：「各宜體諒，毋得故犯。」這一句「各宜體諒」，可算是把婺源知縣的苦澀給點出來了。
明代知縣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縣之內並非乾綱獨斷的土皇帝，更像是一個「各宜體諒」的協調角色。朝廷下發的訓諭政令要落實，鄉宦豪強的需求要安撫，貧民寒戶的生計要照顧，軍隊與地方的關係要斡旋，甚至連衙門裡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顧慮——諸房小吏都是世襲職位，熟知當地情形和文牘技術，真想搞出什麼貓膩，一個外來的流官很難查知。
譚昌言的這一篇公告文，可以說是明代知縣施政思路的一個實例，體現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紳們雖然出了錢，但保住了龍脈；灰戶們雖然沒了營生，但得了實利；官方居中協調，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歸國有，可謂皆大歡喜。
這個辦法試運行了一年，譚知縣覺得成效不差，於是將整個保龍方案上報給徽州府申詳。
這個申詳，是公文術語，意思是向上級詳細彙報，以便讓高層及時掌握情況。因為從法理上來說，婺源知縣提出的「禁絕燒灰」只是一條臨時行政命令，只有得到徽州府的認可，才能形成一項永久地方法規。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四月二十四日，申詳正式提交徽州府，由知縣譚昌言、縣丞馬孟復聯合署名。正文里別的話沒多說，只是反覆強調了龍脈毀傷對科場的影響：「邇來秋闈不振，士子多抱璧之悲。倘日後正脈盡頹，學宮有泣月之慮……厘革系通邑公情，盛衰關學校大事。」
從府一級的視角，最為看重的地方上的兩項宏觀數據一個是稅賦，一個是科舉。前者關乎錢糧，後者關乎官場。婺源縣的官員反反覆復強調「秋闈不振」「縣學盛衰」，正因為這是徽州府最關心的痛點。
果然，此事上報之後，引起了徽州知府梁應澤的高度重視。不過他也很謹慎，沒有大筆一揮表示同意，而是回了一封信給婺源縣。
在迴文中，梁應澤問了一連串的問題：「此嶺來脈自何山？其峰高若干？呈中崩洪、日、月、文筆、硯池各何所指？坐落何方向？何都圖？離縣學遠近若何？當地之民何以不遵？豈有奸豪主於中而鼓愚民以無忌？」
這些問題問得如此詳細，說明徽州府並不完全信任婺源縣的保龍報告，要看更具體的數據。
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要知道，雖然知縣是知府的下屬，可他的任免權在吏部，兩者的利益並不完全統一。知縣為了一己私利，瞞報矇騙知府的事，在明代屢見不鮮。
梁應澤看得出來，「禁絕燒灰」這事牽涉重大，光是婺源一篇申詳沒法讓他放心。尤其是，婺源縣有意無意地透露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他不得不把話挑明了問。
這個細節，就是徽州府迴文的最後一個問題：「豈有奸豪主於中而鼓愚民以無忌？」是不是有當地的土豪劣紳在背後指使老百姓燒灰？
梁應澤老於治政，一問就問到了關鍵。婺源縣在報告里輕描淡寫地說是愚民毀山，但區區幾個愚民，怎麼會有這麼大膽子，又怎麼會搞得這麼大？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船槽嶺下的每一戶灰戶都是自己開窯，自己鑿山，自己燒灰，燒完灰以後自己再挑出山區運到清華鎮去賣，成本會高到無利可圖。別說「白粉」了，就是真正的白粉都不會讓生產者自己去管渠道分發的事。
用現在的話說，個體戶燒灰加賣灰，這個營利模式有問題。
《金陵瑣事》里講過一件真事。有一個叫陸二的人，以販賣燈草為生。萬曆二十八年，他帶了一船燈草往來吳中，被沿途稅卡徵稅。一船燈草只值八兩，可陸二光是交稅就交了四兩。眼看往前又有稅卡，陸二一氣之下，把燈草搬下船，上岸一把火燒了。
石灰和燈草一樣屬於量大價賤的商品，真要灰戶自己去販賣，只怕和陸二一樣直接被關稅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