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1989
正如同他在1975年以《族長的秋天》證明《百年孤獨》並不是僥倖的成功，世界文學界應該明白他會長遠地存在；如今，加西亞·馬爾克斯以《霍亂時期的愛情》證明，他並不是那種會因為得到諾貝爾獎的壓力而結束寫作生涯的作家。就在他的寫作題材轉移到愛情的同時，他也在他的政治活動中開始強調和平、民主、共存。很清楚的是，里根政權並沒有打算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容忍任何革命政權的勝利；而啟發大多數革命運動的古巴人也比以前更加謹慎，他們的陣線由於對南非的投入而被異常辛苦地拉長，無法再承受更多來自美國和加勒比海的壓力；更重要的是，蘇聯的發展似乎顯示其對於世界革命發展的投入已無法持續太久。同時，里根在起訴尼加拉瓜革命戰犯上遇到困難，連他都有可能接受和平談判。（1986年年中，海牙國際法庭裁定美國政府援助尼加拉瓜反抗軍的行為違反國際法；同年稍晚，美國本身爆發「伊朗門事件」，撼動整個裡根政府。）
就算在哥倫比亞，貝當古1982年掌權之後就開始推動和平進程，但如今大部分的觀察家都已經認為他不會成功，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對於國家的走勢則是越來越悲觀。1986年7月底，他警告哥倫比亞「處於大屠殺的邊緣」，1985年年末，司法大廈的恐怖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結果，肇因於不顧後果的游擊隊、壓制的政府軍、玩忽職守、暴力這些敗壞元素的結合。 如果這個聲明出現在貝當古在職的最後一周，中立的觀察家也許會對此印象深刻，特別是在國際特赦組織嚴厲批評貝當古以軍隊侵犯人權之後；然而，這個警告的對象實際上是繼任的維希里歐·巴爾可自由派政府，並不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保守黨朋友貝當古。
因此，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如今開始接受社會民主路線和純粹反殖民的論述，以配合他和平與愛的信息，此舉在某種程度上一定使得親痛仇快，他們要見到他和菲德爾都中箭下馬才會滿意。除了別的封號之外，巴爾加斯·略薩再度稱他是「菲德爾·卡斯特羅的走狗」、「政治投機分子」。 對於一個因為支持古巴而使自己面臨巨大政治困境的男人而言，後者是奇妙的綽號；而且，他還準備花大錢支持自己在政治上投入的對象，如同他在20世紀70年代在哥倫比亞和《抉擇》所展現的，如同他正要在古巴再次展現的，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1983年1月，加西亞·馬爾克斯於諾貝爾獎之旅後，第一次在卡尤皮耶特拉斯和菲德爾見面時，他們開始夢想在哈瓦那開設一所拉丁美洲電影學校。菲德爾對於宣傳略知一二，無疑對於加西亞·馬爾克斯獲諾貝爾獎後的世界地位與影響力印象深刻，越來越意識到文化的意識衝擊，雖然也許有點為時已晚。如今，和加西亞·馬爾克斯討論電影時，他開始思考電影的力量是否比書籍來得強烈，質疑近來拉丁美洲電影不如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偉大電影一般具有實質的意義，而這些年代的電影在拉丁美洲各地，包括古巴，正是由他的革命勝利所啟發的。他們一起坐在加勒比海海邊認真地討論時，不可避免地，菲德爾有自己好戰的理解方式：「我們真的需要讓電影起飛……我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奮鬥，我認為這些電影就像對內外發射的大炮一樣。我們的電影在這方面多麼豐富啊 ! 當然書對人也有影響力，但讀一本書需要十個小時、十二個小時、兩天，看一部紀錄片只需要四十五分鐘。」 卡斯特羅是否由於好萊塢影星進軍美國白宮的意外衝擊而受到影響，這一點只能猜測，然而，他和加西亞·馬爾克斯開始討論在哈瓦那創立拉丁美洲電影基金會的可能性，以此增加拉丁美洲大陸的電影生產、改善水平、鼓勵拉丁美洲團結，當然，還有宣傳革命價值的工具作用。
加西亞·馬爾克斯一完成《霍亂時期的愛情》之後就開始投入這項新的計畫。從1974年到1979年，他專註在政治新聞上；從大約1980年到1990年之間，他那股對於電影的著迷又回來了，他在1980年到1984年之間所寫的文章常常都和電影有關，特別是他自己的計畫。這一項對於電影最具野心的冒險，或者更精確地說，就是哈瓦那的新拉丁美洲電影基金會，包括設立一所新的國際電影電視學校，就位於市郊的聖安東尼奧·巴紐斯。 在這裡，他比以往更甚地把自己資本主義的金錢投注在革命的刀口上。他的箴言可能是：既然政治已經行不通，就轉向文化。這個電影基金會協助結合拉丁美洲的電影製作和學習，學校教授電影理論和實務，不但歡迎年輕的拉丁美洲人，也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
到了1986年，這兩個新機構的計畫已經有所進展，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極端派的電影製作人密切討論未來的發展。然而，這一年的開始，他所投入的工作卻不是電影，而是關於拍攝電影的一本書。他的朋友米格爾·立丁是流亡的智利電影人，在1985年5月和6月偷偷回到智利，帶著十萬英尺關於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的影片安全逃離。 加西亞·馬爾克斯顯然覺得自己在這位獨裁者下台之前就回到文學，是象徵性地被皮諾切特打敗；他看到報仇的機會，在1986年年初和立丁在馬德里碰面，討論該選擇哪些部分。在那裡，他一星期內進行了十八個小時的採訪，接著回到墨西哥，把六百頁的敘述濃縮成一百五十頁。他註記：「我比較希望把立丁的故事維持在第一人稱，好保留個人的、有時候較親密的語調，除去戲劇性的附加或歷史的做作。當然，最後文稿是我的風格，因為一個作家的聲音是無法改變的……然而同樣地，我也試圖保留所有原始的智利語片語，以尊敬敘事手法的思維，並沒有與我自己的風格相吻合。」這本書《米格爾·立丁：智利秘密行動》 於1986年出版。 黑羊出版社印了二十五萬本，但加西亞·馬爾克斯在11月時一定有特別的滿足感，因為其中的一萬五千本在智利的瓦爾帕萊索港被燒毀。皮諾切特政府如果沉默以對，反而會是更有力的回應，雖然，沒有人知道當時的政府已經距離倒台不遠。
雖然短暫地偏離正軌政治，進行挑釁，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自己和平使者的新使命是如此投入，那年夏天的8月6日，他成功地在墨西哥伊斯塔帕市第二次「六國團體」會議上發表一次演講，他們的政治目標是避免核戰爭。廣島核爆四十一周年紀念時，這六個國家（阿根廷、希臘、印度、墨西哥、瑞典、坦尚尼亞）強烈要求全面停止核武測試。 這個會議以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演講《達摩克利斯的災難》（The Cataclysm of Damocles）開場，他警告雖然如今全世界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但金錢卻是花在武器上，這完全不理性，因為正如他所言，「核戰爭之後，唯一剩下的只有蟑螂。」 在某種層面而言，這場演講是關於地球的未來，應和他關於拉丁美洲命運的諾貝爾獎演講一起解讀。
那一年秋天，隨著加西亞·馬爾克斯投入新電影基金會的準備工作，羅德里戈在洛杉磯美國電影學院註冊——和他父親在哈瓦那的活動成為鮮明的對比。他在那裡讀了四年；同時，貢薩羅和他的女友帕·埃利桑多一起搬回墨西哥，開始投入自己的計畫，與荷米·加西亞·阿斯考特、瑪麗亞·路易莎·埃利歐的兒子迪亞哥·加西亞·埃利歐一起成立一家高水平的出版社「走鋼索的人」。 他們的第一個企劃案是在10月出版《雪地上的血跡》的精裝版。
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有興趣的，是鼓勵拉丁美洲導演拍獨立電影，但其他製片人比較有興趣的是把他的小說改編成電影。1979年，根據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劇本，墨西哥導演海梅·艾墨西優拍攝了一部電影《我心中的瑪麗亞》。1980年初，巴西導演盧伊·葛拉拍攝了電影《艾倫狄拉》，這個故事幾乎完全沒有修飾地來自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中篇小說，是關於一位少女在哥倫比亞的瓜希拉被迫成為一位能力過人的妓女，每天服侍數十名男子——以補償她意外地燒掉無情祖母的房子。最後，艾倫狄拉為了她的自由拋棄、逃離了尤利西斯，遇見一位愛上她且幫助她殺死殘忍祖母的年輕人——這部作品很有意思地以女性主義觀點改寫灰姑娘、巫婆和英俊王子的歐洲童話。1984年7月，利普斯坦首度改編《大限難逃》將近二十年之後，豪爾斯·阿里·特麗安娜重拍的新版，於8月7日在哥倫比亞電視上播映。這次是在哥倫比亞製作，而不是墨西哥，並且是彩色影片，不是黑白，再一次地為尼古拉斯·馬爾克斯殺死梅達多的事件做出無聲的辯白。如同從前一般，加西亞·馬爾克斯如鐘擺一般精準的「索福克勒斯」情節引人入勝，不過這個版本再度把說教警語放在現實對話中，卻不幸地分散了觀眾的注意力。1985年12月，《卓越》宣布法蘭西斯柯·羅西、亞倫與安東尼·狄倫已在孟波克斯開始《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的拍攝前的製作工作（亞倫後來退出） ，由艾琳·帕帕斯、歐梅拉·穆堤、魯伯特·艾佛瑞特主演。《世界報》的米榭爾·布宏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