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1985
第二天早上，在卡門·巴爾塞斯的陪同下，賈布和梅塞德斯飛往巴塞羅那，住進索菲婭公主飯店，充分休憩直到新年；不過，他們還是抽空拜訪了當時西班牙的新任首相。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每周一次的專欄里，忠實記錄過去兩個星期拜訪了蒙科洛亞宮兩次，不受一切干擾與年輕的「菲利普」相談甚歡，「他看起來比較像大學生，而不是總理」。梅塞德斯與貢薩羅則陪伴他的夫人卡門。 很明顯地，這位諾貝爾文學獎新科得主越來越高調，也越來越不謹言慎行。在他的下一篇文章里，他提道，「我可以很驕傲地說，我認為自己是最不拘泥形式的人……我始終無法習慣自己的朋友成為總理，也無法克服對於總統府倒胃口的感覺」。見多識廣的他，深信菲利普對拉丁美洲的了解遠甚於「所有非拉丁美洲人」，對於「拉丁美洲與歐洲之間的關係有重要的影響力」。菲利普是否有同感，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加西亞·馬爾克斯很清楚地希望菲利普支持他長久以來對古巴、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策略，他也毫不在乎地希望讓全世界都知道這一點。
然而，在與媒體的非正式交流中，岡薩雷斯首先提到的卻是「古巴在區域內的形勢，以及全面安全協議的必要」，這不見得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如意算盤。加西亞·馬爾克斯認為愛能解決世界上所有一的問題，也表示希望能趕快動筆寫他以此為主題的新小說——他真希望自己是隔年才得獎，讓他得以先完成這本書。
12月29日，這位新科得獎人前往哈瓦那，宣稱自己還是希望能成立報社，好讓他得以再享受「古老而有尊嚴的新聞報道」，這也許聽起來實在不像中間人的直覺，西班牙文有一個沒那麼好聽的字眼：「皮條」——報馬仔。接下來的幾年中，馬德里—哈瓦那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最關心的重點，然而他並無法調解卡斯特羅和岡薩雷斯之間的不同意見。
諾貝爾文學獎有兩件為人傳誦的事實，其一是這個獎通常頒給江郎才盡的作家；其二是就算獲獎的是年輕作家，他們也因為這個獎所佔去的時間、注意力以及慾望而無法再寫出佳作。第一個說法顯然無法在加西亞·馬爾克斯身上得到印證：他是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同時也是最受歡迎、最有名氣的。預測第二個說法的人要不是憎恨他的成功，要不就是嫉妒他的名氣，然而，加西亞·馬爾克斯其實早就過著其他諾貝爾得主鮮少享有的名流生活，並不會因為得獎而停歇，因為，他早在《百年孤獨》出版的幾年後就經歷過這樣的名氣：就像贏得第一座諾貝爾獎一樣。或者，也許大家期待他受到更多的刺激：寫下更多作品，多旅行、多嘗試一些新的事物。結果也是如此，他對於這個新增的地位不只是得心應手。然而……
然而，他早在1980年就決定改變生活方式，以符合他新得的威信與尊敬。他已經是眾多總統的朋友，除了和菲德爾的關係外，還有墨西哥的洛佩斯·波提尤、委內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哥倫比亞的洛佩斯·米切爾森和貝當古、法國的密特朗、西班牙的岡薩雷斯。如今，他的名人地位已經提升到如總統一般。（菲德爾·卡斯特羅會說：「對，當然加西亞·馬爾克斯就像元首一樣。唯一的問題是，哪一個國家的元首？」）他告訴自己他是在休息，但很清楚地，他是希望利用自己更強烈的影響力，更有效地在他這些新的總統朋友之間調解。有人也許會說，他公開的政治時期是從1959年到1979年，而1971年到1979年之間則是最密集的時期。隨之而來的是更有「外交手腕」的時期。問題在於，他在這「外交」時期是否只是在隱藏自己真正的政治意圖，扮演善意的旅伴角色，就像1950年到1979年之間；或者，在他調解、秘密談判、文化事業的背後，其實是在逐漸地修正自己的政治立場？
衣錦還鄉地回到大西洋的另一邊時，不論有意或無意，就算是加西亞·馬爾克斯也很難不察覺名氣的負擔以及他肩上的重責大任。他已經得其所願，但如同瑪麗蓮·夢露所唱的歌一般，得其所願之後反而不再想要。他被迫適應不同程度的阿諛奉承已經有一段時間，除非親眼目睹，一個嚴肅的作家幾乎無法想像：這真的是「名人現象」。加西亞如今的生活成了必須小心安排的光景。
認識他大半輩子的人說，他在得獎之後變得更加謹慎。有些朋友對他還能與他們保持聯繫而受寵若驚，有些因察覺到他的冷淡而不滿。有些人認為他的虛榮心不斷膨脹，也有人說他平凡一如往昔；他的侄子高格說，他本來就活得像個「諾貝爾獎新科得主」。 看過無數文學界名人的卡門·巴爾塞斯則說，沒有人能模仿、複製他功成名就的過程。 （如果你有一個像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樣的客戶，你可以組個政黨、辦個宗教團體或籌備革命運動。）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表示自己努力讓一切「維持原狀」，但自從他去了斯德哥爾摩之後，沒有人再以同樣的眼光看待他。他說「名氣」就像一盞「永遠不熄滅的燈」，人們只說你想聽的話；得了諾貝爾獎後就得自持莊重，你再也無法叫別人「滾遠一點兒」；你必須隨時維持自己的幽默與才智。就算只是在派對上和老朋友聊天，其他人也會停下來聽你說話。諷刺的是，「周遭圍著越多人，你就感覺自己越渺小」。 沒多久，他開始打網球，因為他再也無法把在街上散步當成運動。只要他一進到餐廳里，所有的服務生都急忙跑到附近的書局買一本他的書讓他簽名。機場是最糟糕的，因為他無處可逃。他總是第一個登機，但仍逃不過空服人員要求他在書本、航空雜誌、餐巾紙上簽名。然而，他在本質上仍是一個非常害羞、膽怯，很多時候都非常焦慮的人。 「我現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當自己，但真的很難。你無法想像這一切如何把你壓垮，但那是我自找的。」 接下來的幾年裡，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然而，他再也無法像創作《族長的秋天》時那樣地抱怨。
1982年12月30日清晨五點鐘，加西亞· 馬爾克斯與梅塞德斯飛抵哈瓦那長住，寄宿的禮賓別館六號，在幾年後成為他們在古巴的家。卡斯特羅剛去過莫斯科參加勃列日涅夫的喪禮，與英迪拉·甘地討論邀請加西亞·馬爾克斯參加1983年3月於德里舉辦的「不結盟國家」會議。（她提到諾貝爾獎宣布時自己正好在讀《百年孤獨》。）卡斯特羅在莫斯科買了許多加西亞·馬爾克斯最愛的魚子醬，加西亞·馬爾克斯則為卡斯特羅帶來菲利普·岡薩雷斯與奧羅夫·帕爾梅的口信、費度其的鱈魚乾、卡門·巴爾塞斯的白蘭地。
那一個星期，格雷厄姆·格林和他的巴拿馬朋友喬喬·馬丁內斯路過哈瓦那，馬丁內斯是托里霍斯最親密的盟友之一。1月16日，加西亞·馬爾克斯寫了一篇關於這位英國小說家的文章《格雷厄姆·格林在哈瓦那的二十小時》。他與格林從1977年之後就沒有見過面，加西亞·馬爾克斯透露，格林和馬丁內斯的來訪是最高機密，一切以高層人士的程序處理，搭乘政府的賓士車。格林和卡斯特羅討論他們十九歲時玩兒的著名俄羅斯輪盤實驗。這篇專欄文章的結尾寫道：「我們一個個離開時，我想到這段會面早晚會寫進我們其中一人或所有人的回憶錄里，使我感到非常不安。」 和加西亞·馬爾克斯談話變成一件很危險的事——談話內容可能在四十八小時內就登上國際媒體——有些人質疑諾貝爾獎得主以新聞人的身份採訪其他名人是否得宜。
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基耶爾莫·卡布列拉·因凡特對於這篇寫到格雷厄姆·格林的文章非常不滿，以一篇《哈瓦那的顯要》攻擊：
我知道南美洲（與西班牙）的讀者（及作家）每星期都會因拜讀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專欄而哈哈大笑，以高高在上的優越感談論著市井小民，就像觀察著粗鄙人之間的談話或是非希臘人的動作……這篇文章究竟是荒謬至極還是只是陳詞濫調？對某些見多識廣的讀者而言，加西亞·馬爾克斯《國家報》的每周專欄無疑帶來新的撼動，我則有不同的看法。我非常認真看待小說，這篇文章就是證明。也許有些人為了反駁我的意見捏造專有的借口：拜託，不值得，別花時間，根本沒有人注意。但是我相信，我和高多尼都相信，唯有謙卑的人能擊敗權威。
可以理解的是，拉丁美洲右派，特別是古巴流亡者對這座諾貝爾獎始終抱持不予苟同的心態，這一點開始讓加西亞·馬爾克斯感到焦慮。這些人也許以為諾貝爾委員會知道他偏「紅」，在他們的眼裡差不多就等於共產主義者，因此他應該沒有機會得獎。或者，如今他的聲望已經到達頂點，公開攻擊他一點兒損失也沒有，還有可能得益。也有可能這些人就是無法忍受他的成功、他毫不掩飾的上流生活、他的廣大人氣。毫無疑問地，加西亞·馬爾克斯放棄軍事記者的身份之後，有超過一年的時間，他不斷強調自己和卡斯特羅之間的私誼。如今非常明顯地，卡斯特羅需要加西亞·馬爾克斯多過於加西亞·馬爾克斯需要卡斯特羅。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因為諾貝爾獎，加西亞·馬爾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