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82
如今安居於巴黎的索菲特飯店，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時間分成兩部分： 早上是寫作時間，下午則處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麥克布萊德委員會的事務，其組織任務與當時「第三世界主義」的意識形態一致，亦即考量「世界信息新秩序」的可能性，跳脫由西方機構全權掌握國際新聞內容的局面。 事實上，加西亞·馬爾克斯雖然認同這樣的理念，這次的合作卻代表他公開戰鬥生涯的結束，再也沒有羅素民間法庭或麥克布萊德委員會，也沒有《抉擇》或《戰鬥新聞報道》（20世紀70年代于波哥大發行的政治論文選集），他甚至連「人身保護令」這類激進主義的努力都放棄。他下定決心停止激進的政治做法，轉戰幕後外交調解。既然皮諾切特近期內不太可能下台，他決定放棄等待，選擇回歸小說創作，同時，這也是他能想到最好的宣傳方式。1981年9月，加西亞·馬爾克斯大言不慚地表示「身為作家的他比政治家危險多了」。
雖然已經是世界知名的作家，但從《惡時辰》發表後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裡，他其實只出版了兩本小說——《百年孤獨》以及《族長的秋天》，他必須寫出更多作品才能成為當代偉大的作家。至於政治，他永遠不會拋棄拉丁美洲或自己的政治核心價值，然而，他也下定決心把關注的焦點及政治渴望全部投注在古巴，當然還有哥倫比亞，投入的程度，足以使他對這個悲哀的國家保有樂觀的前景。姑且不論古巴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劣勢，對加西亞·馬爾克斯而言，古巴至少代表道德上的勝利。菲德爾是拉丁美洲人，是屹立不動的象徵，代表整個拉丁美洲的希望以及最重要的——拉丁美洲的尊嚴。馬爾克斯決定停止衝撞拉丁美洲歷史的這堵牆，樂觀以對。
除了古巴和哥倫比亞，他把自己從對拉丁美洲直接衝突的狀態中微妙地抽離出來，轉而開始花時間在之前所不喜歡的兩個地點：巴黎和卡塔赫納。也是在這個時期，他在這兩座城市購置了公寓：蒙帕納斯的史丹尼斯拉路上以及卡塔赫納的「大口區」，眺望觀光海岸及他深愛的加勒比海。1980年9月，他終於重新執筆寫了短篇小說《雪地上的血跡》，故事起於卡塔赫納，止於巴黎，完全反映了他的情況（甚至還放進了他與塔奇雅在巴黎的那一段過去）。 同時，他典型的直覺、時機、運氣融合為一，他的兩位朋友——弗朗索瓦·密特朗和雅克·朗獲任法國公職，分別成為總理和文化部部長。另一位朋友雷吉斯·德布雷成為重要但頗具爭議的政府顧問。至於卡塔赫納，感謝航空服務的改善及卡恰克價值觀的改變，此處逐漸成為波哥大權貴的度假勝地。
對於一個如今五十多歲，理所當然可以大聲說自己曾經為革命儘力的人而言，這是一段令人興奮的回春時期。帶著短暫精通法國高級料理的經歷，羅德里戈開始他的「出埃及記」——離開巴黎。如今，既然羅德里戈已在哈佛讀書，加西亞·馬爾克斯開始幫小兒子貢薩羅在此物色合適的音樂課程。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弟弟埃利希奧也在巴黎住了幾年，稍後搬到倫敦。同時，年青一輩的哥倫比亞記者，如曾任《抉擇》的夥伴恩里克·桑托斯·卡爾德隆、安東尼奧·卡巴耶羅，以及《觀察家報》的馬利亞·希門納·杜贊等，他們都在巴黎，普利尼奧·門多薩則在哥倫比亞大使館工作，加西亞·馬爾克斯和高層的關係對他們都很重要。 雖然梅塞德斯在巴黎的時間比賈布短，但她照顧這些年輕的哥倫比亞人，偶爾當他們的媒人，在他們愛情受挫時安慰他們。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則參與友人深夜冗長的討論，也讓朋友知道他雖然改變了做法，但是背後的信念依舊。
擁有自己小公寓的貢薩羅很快地對長笛失去興趣，讓父親很失望。如今十九歲的他，於1981年開始學習繪畫，並遇見了未來的妻子，也就是曾任《勢利》雜誌編輯、墨西哥前衛作家薩爾瓦多·埃利桑多的女兒——帕·埃利桑多。貢薩羅的父母不在時，塔奇雅就像姑姑一樣地照顧他，她還住在觀測所大道上，他們自己《惡時辰》中灰暗醫院的對面。《雪地上的血跡》在1980年9月6日刊載於《觀察家報》時，《主日》雜誌的封面是一張滴血玫瑰的圖片。
這個寓含深意的故事發表幾星期後，出現了一篇有關梅塞德斯的罕見文章，出自普利尼奧的妹妹康斯薇洛·門多薩·利安諾。文中公開而婉轉地評論賈布20世紀50年代的巴黎之愛，提到他「或許曾經很愛她」，並暗示梅塞德斯對這件事，甚至其他事太過天真。姑且不論梅塞德斯是否完全理解最近出版的這篇短篇小說，但這篇毫不避諱的導讀刊登，必定造成意外的難堪局面。然而，這篇文章以受訪人大膽的反擊收尾，康斯薇洛·門多薩寫道： 「她一點兒都不為那些女性書迷感到困擾。她說：『你知道，賈布一直很崇拜女性，從書里就看得出來。到處都有他喜愛的女性朋友，而且多數都不是作家。不過，女性作家有時候也很麻煩，你不覺得嗎？』」
1980年3月19日，在一次訪問古巴的行程中，加西亞·馬爾克斯宣布自己在沒人知道他在寫作的情況下，「上星期」完成了一部名為「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的小說。他表示，這本小說「不算是合格的小說也不算是報道文體」。稍後他又聲稱此作品「其實類似美式的『新新聞』寫作手法」。他不斷重複一個最喜歡的意象——寫故事就像是攪拌水泥，而寫小說正如砌磚塊。接著他又加了一個新的比喻：「小說就像婚姻，可以每天不斷修正；但故事就像外遇，即使行不通也沒法修正。」
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樂於接受這嶄新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當他試圖為最近湧進秘魯駐哈瓦那大使館的古巴政治難民潮辯護時，意見不同的古巴作家雷納多·阿瑞納斯寫了一篇文章，彷彿為了證明自己沒有那麼容易受騙，其中難以翻譯的雙關語標題為「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驢蛋還是混蛋？」（an Ass or an Asshole?）文中特別提及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越南船民及古巴政治難民的評論。
加西亞·馬爾克斯這個作家，之前一直在西方生活、寫作，在那裡他的作品被廣泛地接受，並且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些讓他在當地有了生活上的保障，並且擁有了較高的聲望。讓這個作者得以得到世界給予他的自由和機會，而他應該為此向共產主義道歉，他將知識分子變成了警察和世界警察（沒有其他的存在可能），從而成為所謂打著共產主義旗號，肆無忌憚的宣傳者，他們自由的生存在共產主義的擔保和設施的庇護下，並且漸漸地破壞著它。
5月，加西亞·馬爾克斯接受《紐約時報》亞倫·萊丁的專訪。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在美國與古巴調解難民問題之際去過哈瓦那」，他在專訪中向萊丁解釋自己已經成立「人身保護令」，可以「在特殊情況下聯繫左派以及當權者，協助釋放游擊隊綁架的受害者」。 這種說法聽起來很像某人兩邊都想討好，並且明顯已受到「當權者」的引誘，不論當權的是誰。至於期盼已久的關於古巴的書，「有許多門為我敞開，但是我知道這本書備受爭議，可能會讓有心人士拿來批評古巴，因此，即使許多古巴人希望我出版，我還是拒絕出版」。萊丁也寫道，「他雖然常常造訪哈瓦那，卻無法在此定居：『因為我從沒歷經過所有過程，所以無法在那裡定居。現階段我也很難在那裡定居或適應那邊的狀況。我會錯過很多東西。我無法住在一個缺乏信息的地方。我渴望閱讀世界各地的新聞與雜誌。』然而，他也認為自己無法住在哥倫比亞。『我在那裡毫無隱私可言，』他說，『每件事都和我有關，每件事都牽扯到我。如果總統笑了，我必須對他的笑發表意見。如果今天他沒笑，我也必須對此發表意見。』因此，加西亞·馬爾克斯先生自1961年起就長住墨西哥城。」
一如往常，這本最終命名為「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的作品其實來自過去；小說背景來自三十年前他的好友卡耶塔諾·貞提爾在蘇克雷遭到謀殺；更重要的是，這部作品的靈感來自20世紀50年代初的政治暴力，故事主軸與《惡時辰》相去不遠。然而，已經投身政治七年的作者，把小說的時空背景更往前推，設定在哥倫比亞政治較為安定的時期，如此一來，他無須如《惡時辰》中一般，把故事內容歸因於資本主義、遙遠而殘酷的保守黨政府，而是年代更久遠、深層、深受天主教影響的社會體系。而且，故事一開始對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差異的執迷，就遠不如對於道德和社會差異的執迷。即使讀者及評論者沒特別注意到這個情形，但他的文學架構已經有了巨大的轉變。
在現實世界裡，1951年1月在小鎮蘇克雷，一位年輕人米格爾·帕倫西亞在結婚當天收到一封短箋，其中提及他的新娘瑪格麗妲·奇卡·薩拉斯已非完璧之身，他因此感到受辱而把新娘退回。1月22日，在全鎮鎮民眼前，新娘的兄弟維多·馬努耶和何塞·華金·奇卡·薩拉斯在大廣場殺了她的前男友卡耶塔諾·貞提爾·奇門多，據稱他引誘瑪格麗妲、奪去她的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