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1979
1973年9月11日，如同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政治改革主義者，人在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坐在電視機前，驚駭地看著智利空軍的轟炸機攻擊位於聖地亞哥的總統府。經由民主程序選出的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在幾個小時內就已確認死亡，是謀殺或自殺則不得而知。發動政變的軍政府接掌政權，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內開始搜捕超過三萬名所謂左翼分子，許多人死於獄中。在位於智利太平洋海岸黑島的家中，罹患癌症的巴勃羅·聶魯達已不久於人世。在他疾病纏身多年的生之末尾，最重要的兩起事件便是阿連德的死與智利落入法西斯政權之手，兩者皆摧毀了他的政治夢想。
世界各地的政治評論家及政治活動分子視阿連德的人民團結黨政府為一場實驗，觀察社會是否可經由民主工具達到社會主義。阿連德把銅、鐵、煤、大多數的私人銀行及其他重要的經濟機構國營化；然而，雖然不斷受到右翼分子的醜化、瓦解，1973年3月的期中選舉中，他的政權選票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四，卻只促使右翼加倍努力地破壞這個政權。美國中央情報局甚至在阿連德的選舉之前就開始對抗他：美國陷在「越戰」的泥沼之中，對古巴已經相當執著，非常熱切地希望西半球沒有更多反資本主義的政權。就在全世界的眼前，智利的實驗受到粗暴的破壞，對左翼的影響如同四十年前西班牙內戰對共和黨的影響力一樣。
那天晚上八點鐘，加西亞·馬爾克斯寫了一封電報給智利新執政團的團員：「波哥大，1973年9月11日。致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古斯塔夫·雷、塞薩爾·門德茲·丹曜、何塞·托利比歐·梅利諾上將，政變軍團成員：你們是阿連德總統之死實質的兇手。智利人民絕不會允許自己被一群受北美帝國主義僱用的罪犯統治。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 寫這封信的時候，阿連德的命運尚不得而知，但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說，他對阿連德的了解足以肯定他絕對不會活著出總統府；而且，政變集團一定也知道這一點。雖然有些人認為，寄發電報這樣的舉止比較適合大學生而不是偉大的作家，但結果這成為新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第一個政治作為，嶄新的他已經在尋找一個新的角色，阿連德的歷史實驗暴力性的結束使他的政治立場變得極端專註而強硬。他後來告訴一位採訪者：「對我而言，智利政變是一場災難。」
可以預測的是，帕迪拉事件演變成拉丁美洲冷戰歷史的分水嶺，影響所及不只是針對知識分子、藝術家和作家。雖然飽受朋友的批評，從「投機分子」到「天真」都有，但加西亞·馬爾克斯仍然是拉丁美洲重要作家中政治立場最一致的。在他的心目中，蘇聯並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但從拉丁美洲的角度而言，它卻是對抗美國霸權和帝國主義所需要的堡壘。在他的心目中，這不是「同路人」，當屬現實的理性客觀評斷。雖然古巴也有其不確定性，卻比蘇聯更積極革新，所有嚴肅的反帝國主義，拉丁美洲人都應該支持它，也該儘力節制這個政權的任何壓制、不民主，或獨裁的行為 。他選擇看起來對世界似乎是和平正義的路：也就是廣義的國際社會主義。
無疑地，他希望智利在政治上的嘗試可以成功，但一點兒也不相信客觀情況會允許此事發生。他在1971年回答一位紐約記者的問題時提道：
我的抱負是使整個拉丁美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但如今人民受到和平立憲的社會主義思想吸引。如果是為了選舉，那一點兒問題也沒有，但我相信這是完全的烏托邦。智利正走向暴力及引人注目的事件。如果「人民陣線」繼續下去——以智慧、機智、合理、堅定而快速的腳步——總有那麼一天，他們會遭遇一片嚴肅的反對聲浪。美國目前沒有干預，但不會永遠冷眼旁觀。美國不會真的接受智利是社會主義國家，它不會這樣允許，對此我們也不需存有任何幻想，並不是我認為（暴力）是解決之道，但我認為會有那麼一天，那一片反對聲浪只能以暴力對抗。不幸的是，我相信那是不可避免的。我認為發生在智利的情況就改革而言是非常好的，但就革命而言卻不是。
很少有觀察家如此清晰地剖析未來。加西亞·馬爾克斯了解到，他如今正處於世界歷史的關鍵時刻。接下來的幾年間，即使打心底對政治悲觀，他仍然對自己投身政治做出一連串的聲明。也許可以以1978年的採訪作為代表：「這種休戚與共的感覺和天主教徒的『聖徒相通』一樣，對我的意義非常明確。也就是我們每個人的行為都影響整個人類。一個人能發現這一點是因為他的政治意識達到了最高點。不謙虛地說，對我正是如此。對我而言，我人生中的行為沒有一項不是政治行為。」
他也尋找行動的手段，更深信古巴走的這條路是拉丁美洲政治經濟獨立唯一可行之路——也就是尊嚴。然而，他再次被排除在古巴之外。既然如此，他決定這條路首先必須經由哥倫比亞。他和年輕的哥倫比亞知識分子交流有一陣子了，特別是最近認識的《時代報》集團的恩里克·桑托斯·卡爾德隆 ，認識十年的丹尼爾·桑佩爾，後來所認識的上層階級自由派小說家愛德華多·卡巴耶羅·卡爾德隆之子安東尼奧·卡巴耶羅，他們以創造哥倫比亞新形式的新聞為出發點——特別是成立左派雜誌。 加西亞·馬爾克斯所得到的結論是，如果他根深蒂固的保守祖國想要自我改革，唯一的方式是藉由他以「誘惑」、「顛覆」的戲謔說法提及老舊統治家族之下的年青一代。 其他主要成員是國內知名的「暴力事件」編年史家、備受國際尊敬的社會學家奧蘭多·法爾斯·博爾達以及左翼實業家何塞·維森德·卡塔萊因，後者成為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哥倫比亞的出版商。這本新雜誌名為《抉擇》（Alternativa），出發點是「哥倫比亞社會信息壟斷的情形越來越嚴重，而壟斷者則是控制國家經濟和政治的同一群利益分子」，目的是展現「日漸屈從於政府控制的大媒體或電視上從沒有出現過的另一個哥倫比亞」 。第一期於1974年2月出刊，這本雜誌維持了六年起伏的狀態，雖然儘力，但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哥倫比亞的時間相對較少，不過他仍然經常投稿，且永遠有空提供諮詢或建議。他和其他重要的參與者在這宗充滿冒險本質的生意中投資自己大筆的錢財。同時，他宣布自己要搬回拉丁美洲，更轟動的是，他不再寫小說了；從現在開始，直到智利皮諾切特將軍的執政軍團下台為止，他進行文學「罷工」，全心投入政治。
12月，彷彿強調心意已決，加西亞·馬爾克斯接受邀請，成為頗具盛名的「羅素民間法庭」的一員，負責調查、評定國際戰爭罪行。也許比表象乍看之下更具意義的是，他希望在其他拉丁美洲作家未曾達到的領域中受到國際認可，他抱有這樣的企圖心，而接受此邀請是第一個清晰的開端；這也表示縱然他對古巴的投入具有爭議性，但他仍可以在自由選擇時間、地點的情況下相對自由地參與政治活動。
1974年，第一期的《抉擇》雜誌在二十四小時內賣了一萬本。波哥大的警方沒收了數百本，不過在這本雜誌的歷史上，這是唯一一次受到直接審查（雖然還有藉由炸彈、法院干預、經濟封鎖、通路破壞的「間接審查」，最終導致雜誌關門大吉）。這家雜誌社往後不斷地面臨財務問題，但早期得到的回應非常驚人。過不了多久就賣了四萬本，就哥倫比亞的左翼刊物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數字。第一期中有一個關於自覺起義的口號——「勇于思考就是開始爭取」——及一篇社論《給讀者的一封信》，其中闡明新雜誌的目標是「對抗布爾喬亞媒體對於國內現實的扭曲」、「對抗假消息」（這個主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百年孤獨》里香蕉園大屠殺的餘波）。
這是一本雙周刊，其中刊載加西亞·馬爾克斯兩篇文章里的第一篇，標題為「智利、政變以及美國佬」 。這是他成名後首次公開的政治新聞寫作，成功地刊登於世界各地（3月在美國和英國發表），立即得到崇高的地位。對於他分析為薩爾瓦多·阿連德誤入歧途的結局，加西亞·馬爾克斯哀悼地表示：
他7月就滿六十四歲。他最偉大的美德是堅持不撓，但命運只許他以罕見的悲壯，為了捍衛那不合時宜的愚蠢布爾喬亞法律而死；他捍衛不承認他、但使他的謀殺者合法化的最高法院，也捍衛宣告他不合法的悲哀國會，而國會卻自滿地屈服於篡位者的意志之下；他捍衛反對黨的自由，而反對黨部出賣靈魂給法西斯主義；他捍衛這個爛體制所有陳腐的一切，他提議要廢除，但完全沒有機會。這場歷史事件發生在智利，在智利人的苦難之中，但在歷史上這事件發生於我們所有人身上，所有這個年代的子女，且會永遠停留於我們的人生之中。
以同樣藐視的語調，加西亞·馬爾克斯從20世紀50年代就談到哥倫比亞的國會體制，以《格蘭德大媽的葬禮》為最佳範例。至於薩爾瓦多·阿連德，他成為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一個角色，在拉丁美洲失敗英雄蒼白萬神殿中的另一個烈士。還有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