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1975
時序來到1971年，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在巴塞羅那住了三年多，小說還是沒有完成；他決定釋放一下寫作的壓力，前往拉丁美洲九個月，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再度熟悉這個屬於他的世界。他自己比較屬意巴蘭基亞，但前一年3月他告訴阿方索·福恩馬佑爾，不確定家人是否會讓他回去：「兩個男孩整年都在想念墨西哥，我現在才了解到，他們在墨西哥住了很久，足以成為一輩子隨身帶到世界各地的『馬孔多』。這屋子裡唯一腐朽的愛國者是我，但我一直比較沒有分量。」 不過，不知他如何設法說服不情願的家人，總之他們決定再度造訪墨西哥之前，先到巴蘭基亞住幾個月。
因此，加西亞·巴爾查一家人於1月中旬抵達了哥倫比亞。在巴蘭基亞下飛機時，加西亞·馬爾克斯簡短地微笑，並對迎接他的人群豎起雙手大拇指。照片上的他穿著一整套加勒比海式服裝——墨西哥「瓜亞貝拉」薄布短襯衫、皮製帆布鞋、沒穿襪子——神色有些焦慮。由於在巴塞羅那的活動量比較小，加上他經常攝取澱粉類食物，發量也多了起來，如今是那個年代所流行的半黑人頭，還有同樣具特色的沙巴達小鬍子。梅塞德斯戴著深色太陽眼鏡，顯然假裝自己身在他處，但兩個男孩對這個國家幾乎一無所知，看起來既大膽又興奮 。當地媒體和廣播電台派出大批人馬，計程車司機從遠處大叫，看在舊時的分上，只要三十比索就可以載賈布到馬孔多。離開巴塞羅那之前，加西亞·馬爾克斯乍看之下頗為冷淡地宣稱他回家是為了「排毒」 ，如今，對於自己的來訪想到更正面的解釋，並新創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一種說法，說他是「聞到番石榴飄香」 ，一路跟著這個味道回到加勒比海。
這家人南下到阿爾瓦羅和蒂達·塞培達的家，他們如今住在市中心和綠野區之間一座豪華的白色別墅里，但有點不幸的是，塞培達本人正在紐約的醫院接受一些檢查。加西亞·巴爾查一家人和蒂達一起住到找到適合的房子或公寓為止。一位記者胡安·葛薩殷得到許可，在他們喝第一輪啤酒時聽他們聊天。好像開會一樣地，加西亞·馬爾克斯解釋自己為什麼如此揮霍地回來。他一生都想成為世界知名的作家，為此當了數年的記者，忍受了貧窮日子。如今，他真的是個全職的「專業」作家，他希望自己再度成為一名記者，尋找信息，如此一來他的人生就完整了：「已經不在的那個角色，才是我一直渴望的。」
幾星期後，一位墨西哥記者基耶爾莫·奧喬亞說服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前往探望父母的途中到卡塔赫納的沙灘上停留，和梅塞德斯、兩個男孩在椰子樹下休息。奧喬亞的第一篇文章專註在路易莎·聖蒂雅嘉身上，開始了她的傳奇。為了慶祝長子回家，她慈愛地養肥一隻火雞：
「可是後來我發現自己沒辦法殺這隻雞。」她告訴我們。接著，帶著《百年孤獨》里她所啟發靈感的角色烏爾蘇拉·伊瓜蘭特有的堅定溫柔，她補充道：「我越來越喜歡它了。」賈布回家時，火雞還活得好好的，回到這個城市之後他只能滿足於每天都吃的海鮮湯，路易莎·馬爾克斯·加西亞就是這樣的女人。她從來不在晚上梳頭髮，「我如果這麼做的話會耽擱到水手。」她解釋道。「你生命中最滿意的是什麼？」我們問她，她毫不猶豫地回答：「有一個當修女的女兒。」
賈布和梅塞德斯在巴蘭基亞租的房子當時差不多就在市郊。對於貢薩羅而言，這是個非常令人興奮的環境，他對此保有非常愉快的回憶。雖然父母事先安排好了學校，但兩個男孩清晰記得的是一段居住異國的時光，有大蛇進入屋子裡，他們搜捕鬣鱗蜥，取它們的蛋。不過，回到熱帶地區，被卡塔赫納和阿爾荷納兩邊的大家族和巴蘭基亞整個網路的新朋友所圍繞，雖然這一切都很令人興奮，然而，這兩個男孩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來自墨西哥城的男孩：「事實是，羅德里戈和我都是都市小孩兒，我們對鄉下的世界沒有什麼經驗。而我們的父母都是鄉下來的，而且還是熱帶地區來的。他們在卡塔赫納或哈瓦那時，我幾乎認不出他們。在其他地方時，他們相對比較拘謹。」
4月的第一個星期，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梅塞德斯獨自前往加拉加斯，他寄望重新充滿自己加勒比海的電力，為新書注入活力。然而，實際上這是一段充滿象徵意義的旅程，回到他們一開始同居之處。接下來在加勒比海附近的旅程開始了往後越來越常發生的模式，也就是兩個男孩留在家裡，他們的父母環遊世界，回應加西亞·馬爾克斯日益遞增的名聲所帶來的誘惑與義務。
不過，在這加勒比海上航行的二度蜜月中，他也在思考一個問題，發生在這裡最大島上的問題使得這一段航行成為他政治存在中相對最不複雜的時刻。3月20日，古巴政府逮捕了艾貝托·帕迪拉， 這位作家的詩作於1968年夏天在島內外引發了爭議風暴，並且導致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巴塞羅那憤怒地和胡安·馬塞爭論。如今，這位古巴詩人被控從事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有關的顛覆活動。4月5日，仍然在獄中的帕迪拉簽署了冗長的聲明，自我批判。
雖然有這麼多的作家住在巴塞羅那，但在許多方面而言，巴黎仍是拉丁美洲的政治首都。4月9日，一群以歐洲為基地的作家安排聯合署名一封抗議信給菲德爾·卡斯特羅，首先刊登在巴黎的《世界報》，聯合署名名單上包括讓 - 保羅·薩特、西蒙娜·波伏娃、胡安·哥蒂索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此抗議信真正的發起人）、胡里奧·科塔薩爾和普利尼奧·阿布雷右·門多薩（與即將出版《自由》雜誌的哥蒂索羅一起負責斡旋），以及……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
事實上，加西亞·馬爾克斯並沒有聯合署名那封信：普利尼奧·門多薩假設他會支持這起抗議，就幫他簽了名。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把名字刪除，但這對他和古巴的關係已經造成傷害，接著和他那些依然簽署的朋友之間也建立了持續的鴻溝——這是所有結果里最糟糕的。這無疑是20世紀拉丁美洲文學政治最重要的危機，未來的數十年間在拉丁美洲和歐洲的知識分子之間造成歧見。作家和知識分子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在這場文化內戰中靠邊站，一切不復從前，尤其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巴爾加斯·略薩之間的關係，是這場政治紛爭所有影響中最高分貝也最激烈的。更加諷刺的是，就在當時，巴拉爾出版社正在準備出版巴爾加斯·略薩所著《加西亞·馬爾克斯：弒神者的歷史》（於1971年12月出版），但他們之間著名的關係卻緩慢而肯定地開始冷卻。巴爾加斯·略薩有三十五年的時間都不允許這本書印行第二版。
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親友記得這段時期的他非常心神不寧，但仍然成功做出最冷靜而慎重的公開回應。接受巴蘭基亞記者胡利奧·羅卡精心策劃的「採訪」時，他堅持自己從來沒有聯合署名第一封信，聲稱菲德爾·卡斯特羅是被惡意地斷章取義，並宣布自己繼續支持古巴政權；並且以他特有的舉動聲明古巴政權如果帶有斯大林主義的元素，菲德爾·卡斯特羅會如同他十年前即1961年時一樣，第一個跳出來。
雖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回應很低調，且意圖像所羅門王一般取悅所有人，但卻適得其反。7月10日，哥倫比亞媒體要求他「對於自己在古巴問題上的立場公開說明清楚」，第二天，雖然已經比較不明顯，仍然迂迴閃避的他宣布：「我是個還沒有找到定位的共產主義者。」他大部分的朋友和同行比較喜歡的是智利的社會主義路線，加西亞·馬爾克斯從一開始就不是。對於他的行為，胡安·哥蒂索羅後來以毫不掩飾的苦澀加以批評：「賈布以他全身而退的技巧，小心翼翼地和朋友的批評立場保持距離，也避免和他們有所衝突：新的加西亞·馬爾克斯有著超凡才能的才氣雄略，是名氣的受害者，熱愛這世界所有偉大美好的事物，在全世界的層次上倡導真正或是『高深的』 主張。」
加西亞·馬爾克斯經歷了一段非常獨特的苦悶、焦慮和舉棋不定的時期。就在帕迪拉的危機發生之前，他已經接受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於6月初接受榮譽學位的頒贈，這個時機實在糟得不得了。他非常清楚著名的共產主義支持者巴勃羅·聶魯達和一開始就支持古巴的卡洛斯·富恩特斯，兩人都因為訪問紐約而遭到1966年革命的驅逐。1961年「豬灣事件」的時候，他已經被許多人當成逃離將沉沒船隻的鼠輩，在古巴人的眼裡，接受紐約知名大學的榮譽顯然是美方企圖為了美國的利益而「收買」他。
最後，他對外公開的說辭是自己「代表哥倫比亞」接受這個榮譽，每一個拉丁美洲人都知道，他並不支持當時的美國政權，哥倫比亞大學的立場也相同。而且他宣布，為了做決定，他諮詢過公認是常識冠軍的「巴蘭基亞計程車司機」的意見。 他雖然批評美國，但美國人仍然歡迎他；如果說此舉使他建立未來和美國的關係，他明顯如釋重負；對古巴而言，他又回到喪失顏面的角色。雖然他的聲明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