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1970
加西亞·巴爾查一家人於1967年11月4日抵達西班牙 ，在馬德里停留將近一個星期之後，他們來到巴塞羅那。本來只打算短暫停留，但如同墨西哥一般，這一住就是六年。 由於當地的新聞媒體受到嚴格控管，加上他已經是世界知名的人物，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此也無法以擔任記者維生。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墨西哥城遠離新聞與政治，讓他寫下了《百年孤獨》，在巴塞羅那則讓他寫出另一部傑作《族長的秋天》。
對許多人而言，一位拉丁美洲左派擁護者造訪巴塞羅那似乎是很奇怪的行為。長久以來，加西亞·馬爾克斯總是聲稱自己因痛恨佛朗哥的獨裁政權，所以選擇迴避前往西班牙。 所有西班牙語國家中，墨西哥對西班牙政權最不友善，因此，加西亞·馬爾克斯雖然有許多加泰羅尼亞的朋友從西班牙流亡到墨西哥和哥倫比亞，他自己卻從墨西哥搬到西班牙，這一點兒當然頗為諷刺。對於他醞釀許久的這本關於一位更年老的拉丁美洲獨裁者的小說——對於他無助而長久飽受折磨的人民而言，這位獨裁者的權力似乎永無止境——這位西班牙獨裁者晚年與當權末期的凄涼處境，不可避免地成為引發加西亞·馬爾克斯寫作的動力，儘管他再三否認這點。
事實上，這個決定涉及的層面甚廣。他的文學經紀人卡門·巴爾塞斯出生於巴塞羅那，當時崛起為西班牙乃至歐洲最具影響力的經紀人之一。在佛朗哥的極權政權下，巴塞羅那仍有像巴拉爾出版社與其他已經存在，或正如雨後春筍冒出的出版社，使得此處成為20世紀60年代拉丁美洲小說發展的中心。支撐這股風潮的力量也許是受到打壓但再度興盛的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也或許是佛朗哥獨裁政府成形所帶來的經濟翻轉，其中最強烈的動力當屬拉丁美洲小說作者的創作「風潮」，而加西亞·馬爾克斯又是其中最閃亮的明星。
他抵達巴塞羅那時，正是拉美小說風潮的重要性受到矚目之時。這雖短暫但前所未見的開闊視野定義了20世紀60年代，且成為文學最肥沃的養分。這種接受另類文學的胸襟，在當代正統拉丁美洲文學的題材以及結構之中都顯而易見。而這一切都來自拉丁美洲的時代背景以及歷史與傳說對當代拉丁美洲的影響，特別是對於拉丁美洲未來可能會有的影響，不管這個未來是好是壞。
回顧過去，這股強烈的拉丁美洲文學風潮從1963年胡里奧·科塔薩爾的《跳房子》開始，一直延續到1967年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也是這波風潮中最優秀的一本小說。大家一致公認《跳房子》足稱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因為這股風潮被視為20世紀拉丁美洲現代主義運動具體化、到達巔峰的時期。然而，《百年孤獨》的出現完全地改變了這個觀點，一下就讓人明白，一部更深遠，且更宏觀的作品已然出現，如同一致公認的，《百年孤獨》是「拉丁美洲的《堂吉訶德》」。
加西亞·馬爾克斯不但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也幾乎成為這股急速發展的文學運動的代名詞；報紙上關於他的報道篇幅幾乎是其他作家的總和。儘管沒有人直接表明，但這顯然是某種異國風情、某種高貴的野蠻人、某種在文學中醜惡殘忍的人神奇的變形，進而成為這流行文化與後殖民革命時代互相矛盾中作家的新形象。經過三十年的佛朗哥政權統治之後，西班牙媒體在文化與政治上都發展不足，對於拉丁美洲這股新奇複雜的新浪潮毫無準備，加西亞·馬爾克斯因而接受了不少不經思考、令人難堪的採訪。對他們而言，這個人和他的作品從第三世界即興的風潮中無中生有地冒出來，不論他對這些容易受騙的記者脫口而出說些什麼，他其實是個非常嚴肅、有著無法想像的刻苦精神、毅力驚人的作家，不屈不撓地努力了二十年才有今天的成就，也準備以同等的韌性維持此成就。不過，卻鮮有記者對這一點有興趣。這位作家依靠自己在文學上的名人地位成為公眾人物，其程度也許只有雨果、狄更斯、馬克·吐溫和海明威等前人足以比擬。
然而，他還是持續受到低估。近四十年來，評論他的人始終無法清楚看見眼前的事實：他比他們更聰明，能任意操控他們，社會大眾喜愛加西亞·馬爾克斯更甚於那些評論家，願意原諒他的一切，不只是因為他們喜歡他的書，而是因為他們認為加西亞·馬爾克斯和他們站在同一邊。就像社會大眾喜歡披頭士的原因一樣，部分因為他們不受媒體的控制（如貓王或瑪麗蓮·夢露），披頭士知道如何操控媒體於股掌之間：表面上好像把媒體看得很重要，事實上卻一點兒都不在乎。加西亞·馬爾克斯看起來像個平凡人，不做作，不浮誇，也不賣弄學問。他和他的讀者沒有什麼不同之處，只不過他能把真正的文學作品寫得淺顯易懂而已。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巴塞羅那引起一股風潮。沒多久，何塞·多諾索與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也來到巴塞羅那。加西亞·馬爾克斯很快地認識了西班牙重要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包括了評論家何塞·馬利亞·卡斯特雷、胡安·哥蒂索羅、路易斯·戈伊狄索洛與胡安·馬塞。 此時，反對佛朗哥獨裁政權的地下勢力在西班牙如野火燎原，主要由共產黨的聖蒂亞哥·卡利尤、豪爾斯·塞普恩、費南多·克勞定等人物領導、整合，其他組織如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與早期的秘密戰鬥組織菲利普·岡薩雷斯則處於平等地位。 在歷史上，加泰羅尼亞不僅是布爾喬亞商人的故鄉，也是由他們在19世紀時帶動西班牙的繁榮，這裡同時也是無政府主義者、社會學家、畫家、建築師的地盤，孕育出高迪、阿爾貝尼茲、格拉納多斯、達利、米羅，以及曾居住在這裡的畢加索。巴塞羅那是僅次於巴黎的「拉丁」文化搖籃與溫室，在19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間偉大的文藝復興時期與1939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垮台時，巴塞羅那都是一座前衛城市。如今來到20世紀60年代，在政府打壓當地的語言與文化之時，巴塞羅那這個西班牙最刻苦、最具有生產力的城市開始為自己發聲；然而，60年代的政治需要偽裝於文化的包裝之下，當時加泰羅尼亞正興起的民族主義受到言論自由的壓制，只能通過一群成分複雜的團體表達極端左派的立場，包括主要為中產階級的作家與建築師、電影工作者、教授、畫家、媒體名人、哲學家，甚至被視為「神聖左派」的模特兒。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西班牙最早認識的朋友之一就是羅莎·雷加斯，如今西班牙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與文化策劃人；當時的她是一位高挑、美麗的年輕女性，看起來就像安東尼奧尼《春光乍現》里的凡妮莎·蕾格烈芙，同時也是當時「神聖左派」的繆斯之一。她的哥哥歐利歐爾人脈極廣（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墨西哥與西班牙時期認識的朋友一樣），是當時最時髦夜店、蒙特納街「鰭魚」的老闆，所有最美麗、最危險的前衛年輕人都在此聚會。愛穿迷你裙的羅莎當時三十幾歲，已婚，有小孩兒，卻有著60年代自由奔放的生活形態，在許多衛道人士眼中是離經叛道的代表，卻同時是文化與時尚的象徵。當時，她在卡洛斯·巴拉爾的辦公室負責處理公關事宜，不過，60年代末期時她已經擁有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布塊科學」。她讀了《百年孤獨》之後非常「震驚」：「我瘋狂地愛上這本書，而且，我現在每次旅行都會帶著，就像以前帶著普魯斯特的書一樣，每次閱讀都有新的發現。這本書就像《堂吉訶德》一樣，我相信會成為不朽的傑作。當時，這本書簡直就直接寫到我的心坎里，是我的一切。我們都愛死了這本書，像小孩兒瘋狂迷上什麼東西一樣，想要介紹給更多人。」
羅莎·雷加斯立即邀請賈布與梅塞德斯參加為他們舉辦的派對，介紹一些巴塞羅那前衛社團最有影響力的成員。在這裡，他們認識了路易斯和拉蒂希雅·費度其這對夫婦，也是接下來三十年里他們最親密的西班牙友人。費度其夫婦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是他們並非加泰羅尼亞人；如同在墨西哥一般，加西亞·巴爾查夫婦主要和移民互動。路易斯·費度其是一位出生於馬德里的精神科醫師，拉蒂希雅則來自馬拉加，當時在巴塞羅那大學讀文學專業。 派對結束後，他們載「賈布一家」（現在開始這麼稱呼他們）回家，停車後聊了很久，當場約了下次見面的時間。加西亞·馬爾克斯總是叫他們的三個女兒「小公主」，她們和羅德里戈、貢薩羅年紀差不多，同樣也成為一輩子的好友，五個小孩兒就像關係密切的表兄妹一樣。
另一位早期認識的友人是年輕的巴西女子貝阿翠絲·莫拉，她是另一位「神聖左派」的繆斯；她和羅莎·雷加斯一樣，在1969年時以三十歲的年紀擁有自己的出版社「杜格拉斯」（她的夫姓）。如果這像法國的沙龍社會，那麼這些新的女主人真是年輕得不可思議。貝阿翠絲是外交官之女，來到西班牙是因為與她保守的家人政治理念不合，靠著才能以及她的美貌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如果羅莎像安東尼奧尼《春光乍現》里的凡妮莎·蕾格烈芙，貝阿翠絲就是楚浮《夏日之戀》里的珍妮·夢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