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1964
1961年6月26日，星期一，載著加西亞·巴爾查一家到墨西哥的火車慢慢停靠在美景車站。「我們在一個紫紅色的夜晚抵達，身上只有二十美元，沒有未來。」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如此回憶。 在月台上迎接他們的是阿爾瓦羅·穆蒂斯，他以1954年在波哥大歡迎賈布時一般開懷、邪惡的笑容歡迎他們來到墨西哥。穆蒂斯帶著這累壞的一家人到美利達街的邦南帕克公寓旅館，就位於新興流行的「粉紅區」附近，距離市中心只有幾條街，在阿茲特克戰士瓜特莫克的凝視下，兩條活躍的動脈「改革步道」和「起義大道」交錯之處。不管米飯煮得好壞與否，梅塞德斯已經開始腸胃不舒服，大部分初次來到墨西哥首都的旅人都會碰到這樣的情形，而初來乍到的日子總因此或其他原因而非常難以適應。加西亞·馬爾克斯回憶，他們當時在墨西哥城只有四個朋友：穆蒂斯、哥倫比亞雕塑家羅德里戈·阿雷納斯·貝當古、在紐約認識的墨西哥作家胡安·加西亞·龐瑟，以及在此之前幫他代收信件的加泰羅尼亞電影製片人、書商路易斯·維森。
在墨西哥的一黨體制下——由模糊命名的「革命制度黨」統治，政府的政策在修辭上遠比政治操作來得激進。「革命制度黨」在1910年到1917年墨西哥革命後的幾年間出現，這是20世紀世界首次社會革命，持續作為拉丁美洲革新派的榜樣，直到卡斯特羅於1959年勝利地進入哈瓦那。然而，四十年的權力使得革命派的進步緩慢得相當於停滯不前。加西亞·馬爾克斯必須儘快地學習這個新鮮、複雜的國家，比起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區，此處的一切永遠不如表面所見。
一星期後——雖然加西亞·馬爾克斯總說是他抵達的第二天——他一早就被加西亞·龐瑟叫醒，「你來聽聽這個！」那位墨西哥人大聲說，他曾經造訪過喧鬧的巴蘭基亞，很快學會如何像「岸邊人」一樣說話，「那混蛋海明威用霰彈槍把自己的腦袋轟掉了！」 因此，加西亞·馬爾克斯抵達墨西哥不久寫的第一篇文章，是對已故美國作家表達敬意的長篇作品。7月9日，這篇隨筆《自然死亡的男子》由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費南多·貝尼特茲刊登在墨西哥主要報紙之一《新聞報》（Novedades）的文學副刊「墨西哥文化面」（Mexi la Cultura）。加西亞·馬爾克斯顯然被這數年前在巴黎大街上遇見的男人之死所撼動，預言「時間會讓我們看到，身為一個默默無名的作家，海明威對於人性心理的了解以及他的文字技巧終將使他超越許多偉大的作家」。
他也表示海明威的死亡似乎標記「新的年代」。 他渾然不知，這是他自己目前為止在文學創作上最歉收的時期，因為一種風格的寫作結束了，卻沒有很快或自動地引致另一種寫作風格的開始。更有甚之，除了一個人之外，他或其他人怎麼也不會想到，這一篇文章也是他這位天生的記者接下來的十三年間最後一篇嚴肅、重要的作品。
阿爾瓦羅·穆蒂斯來到墨西哥時，是此地被稱為「最透明的地區」的最後那幾年；如今，透明的天空開始塗抹上20世紀末污染的灰色條紋。其實，墨西哥一點兒也不是穆蒂斯會喜歡上的那種國家。然而，他從雷昆貝利監獄被釋放出來之後，以迷人魅力進入上流社會的能力，正是他能驚人地重返社會所非常需要的，如今這也同樣帶領加西亞·巴爾查夫婦毫不費力地進入一個如同多刺仙人掌果實一般難以進入的社會，亦非常的寶貴。有了穆蒂斯的幫助，這對新來乍到的夫婦在靠近市中心的瑞南街找到一間公寓，這不是他們第一次直接睡在地板的床墊上。他們有一張餐桌、兩張椅子，桌子用來吃飯和工作。一開始，如同在加拉加斯，接著在波哥大、紐約時，梅塞德斯必須帶著幼小的孩子住在旅館的一個房間里；如今他們又沒有錢了，又回到最基本的生活條件。加西亞·馬爾克斯給普利尼奧·門多薩的信中寫道：「三年婚姻里的第三次，我們進駐一間空蕩蕩的公寓。和往常一樣，光線很好、玻璃窗很多，但幾乎沒有地方可以坐下來。」
前兩個月里，幾乎什麼都不順利。雖然有穆蒂斯和維森的努力，加西亞·馬爾克斯還是找不到工作，他和梅塞德斯長期都在布卡瑞利街的內政部排隊以取得合法的居留文件。加西亞·馬爾克斯並不完全確定自己想要什麼樣的工作——電影業似乎是他比較想去的地方。他開始變得焦慮、沮喪。拉丁美洲通訊社似乎決心不支付給他積欠的薪水。他繼續等待；在一封給普利尼奧·門多薩的信中，他開玩笑地表示如果情況繼續這樣下去的話，唯一合理的發展就是再寫《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可是，這個故事早已經完成了。 門多薩接到消息，說梅塞德斯如今懷了「阿蕾罕德菈」——加西亞·馬爾克斯堅持會是個女孩，已經取好名字——預產期在明年4月。 不過，這個孩子其實並不是「我一輩子夢想卻從未擁有的女兒」 ，因為是個男孩，而且是他們的最後一個孩子。
眼見朋友似乎開始心煩，8月下旬，穆蒂斯帶他坐上二輪馬車到加勒比海岸墨西哥灣上的海港維拉克魯斯。加西亞·馬爾克斯此時才真正注意到，墨西哥這個滿是沙漠和高原的國家其實也是個加勒比海國家。他們來到此地是因為維拉克魯斯大學計畫在哈拉帕出版《格蘭德大媽的葬禮及其他故事》，這本書的預付款一千比索讓加西亞·馬爾克斯付了公寓一個月的押金，開始用分期付款買「我們婚姻的第三台冰箱」。 他沒有錢，沒有工作，而且還有妻小要撫養。政治上他已經脫離了曾經啟發他的拉丁美洲政治首波發展，亦即其他數以千計人民加入的革命浪潮。文學上，他也失去了自己的風格；《格蘭德大媽的葬禮》這個故事是以「後古巴觀點」所寫成，然而，他已經和古巴這故事的靈感來源分道揚鑣了。不論如何不情願，如今他必須接受新的、非常不同、異常複雜和強而有力的文化世界，也許需要許多年才能同化。在墨西哥，他們都需要學習適應。
某一天，穆蒂斯帶著兩本書爬了七層樓，沒有打招呼就進到公寓里，把書扔在桌上大聲嘶吼：「別再廝混了，讀點東西，這樣你才知道該怎麼寫作！」這些年裡，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朋友是否總把粗話掛在嘴邊，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不過在這些逸事中他們總是如此。這兩本薄薄的書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的作品，其一是1955年出版的小說《佩德羅·巴拉莫》，另一本是1953年出版的短篇故事集《燃燒的原野》。加西亞·馬爾克斯第一天就把《佩德羅·巴拉莫》讀了兩遍，第二天讀《燃燒的原野》，聲稱自從第一次讀卡夫卡之後就未曾對任何文學作品印象如此地深刻，表示《佩德羅·巴拉莫》他可以倒背如流。那一年他沒有再讀其他作品，因為其他的文學作品看起來都如此的低劣。
有趣的是，對於那位世紀最偉大的拉丁美洲小說家之一，加西亞·馬爾克斯顯然一無所知。1961年他三十四歲，但此時的他對於拉丁美洲這個大陸或其文學都所知甚少。此時，以「文學爆炸」聞名的拉丁美洲小說及新浪潮已經開始——然而在如此風潮的後期，他仍然不認識任何一位即將成為同儕、同事、朋友、對手的作家，也不清楚他們作為主要先鋒的諸多作品：巴西的馬里奧·安德拉德、古巴的阿萊霍·卡彭鐵爾、瓜地馬拉的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墨西哥的魯爾福，或秘魯的何塞·馬利亞·阿爾格達斯。他真正熟悉的只有阿根廷的博爾赫斯。博爾赫斯雖然已經是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但許多方面看來卻是最不「拉丁美洲」的。在這方面，在歐洲居住的那段時間並沒有使他如同20世紀20年代的許多作家一般斷然地「拉丁美洲化」；事實上，他在巴黎的朋友幾乎都是哥倫比亞人。我們可以說，他把其他的拉丁美洲人視為遠親而非兄弟。（這是非常哥倫比亞式的觀點：這充滿傑出人士的國家幾乎從來沒有在拉丁美洲運用過自己在文化上的分量。）「拉丁美洲化」這決定性的過程在墨西哥完成；幸運的是，對他而言這位老師再適合不過。20世紀20年代，拉丁美洲20世紀「身份認同之追尋」的過程大多由墨西哥所發起，於40年代注入了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西班牙難民，如今正處於另一次偉大文化運動的開端。
加西亞·馬爾克斯開始嘗試新的角度。他告訴普利尼奧·門多薩，很久以前某一次拜訪米喬肯州時，他看到印第安人用當地的服裝裝飾做稻草天使，給了他一個故事的靈感。他雖然開始寫，但到1968年才終於完成，標題是「擁有巨大雙翼的老人」 。他說，當時那是「我從前寫一本奇幻故事的舊計畫」的一部分。不過，這個故事很快就被棄置一旁，從而改寫《虛度年華的海洋》（El mar del tiempo perdido），也是初到墨西哥時絕望的那幾個月里所寫的。他並沒有明說，但這些和其他故事的靈感似乎來自懷念舊時的好日子，不論來自記憶或想像，在巴蘭基亞前後的年代是他自己最想念的時光，塞培達夢幻似的電影《藍龍蝦》間接敘述所傳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