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59
1957年12月23日，收到來自加拉加斯電報的一星期後，加西亞·馬爾克斯飛到委內瑞拉的麥奎蒂亞機場，內心充滿著興奮與期待。他的旅程經由當時大雪紛飛的里斯本，接著遠遠地飛離歐洲，降落於蘇利南的巴拉馬利波；這裡令人窒息的熱氣與隨處可見的番石榴有著他童年的味道。 他穿著藍色牛仔褲、特價時在聖米歇爾大道上買來的棕色尼龍襯衫，每天晚上都洗一遍，其他行李只放在一個硬紙板的行李箱里，主要是《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的手稿，也就是他在倫敦開始寫的新小說，以及仍然尚未命名的《惡時辰》。門多薩記得大約下午五點鐘他的朋友抵達，和姐妹索蕾妲一起簡單地帶他遊覽了一下加拉加斯市中心，然後帶他到時髦的聖伯納迪諾郊區，讓他住在一家義大利移民開的廉價旅社裡。
這是他第一次造訪哥倫比亞以外的拉丁美洲國家。加拉加斯是一座人口大約一百五十萬的集合城市，坐在門多薩白色MG敞篷跑車進入市中心時，加西亞·馬爾克斯問他和索蕾妲市中心在哪裡？當時的加拉加斯已經是個以不規則狀擴張、漫無條理、汽車當道的城市，在綠色山丘及阿維拉山紅紫色的山脊前閃閃發亮，有如熱帶地區的北美城市一般。當時的委內瑞拉處於無情的軍人政權掌握之下，這也不是第一次。的確，偉大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的家鄉幾乎沒有議會民主的傳統或經驗。魁梧的馬可·佩雷斯·希梅內斯將軍專政統治已達六年之久，不過在他統治期間，來自石油工業的工業潮帶來一連串建築和公路的興建風潮，是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所尚未體驗過的。
《時代》雜誌的老闆卡洛斯·拉米雷斯·麥奎格（員工叫他「瘋子」）是個禿頭的瘦子，常會有一陣陣的歇斯底里，至少門多薩是這麼說的。他穿著皺皺的白色熱帶西裝，大半輩子都戴著當時軍事獨裁政權主導的拉丁美洲下正受歡迎的深色鏡片。第一天的早上，他甚至沒有回應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招呼，也許，正如之前在《觀察家報》時的基耶爾莫·卡諾，他無法把眼前這位華而不實、消瘦身材的男人和門多薩口中所描繪的傑出作家、記者聯想在一起，他早已有相當牢固的聲譽，在歐洲的兩年半間又更加的穩固。
加西亞·馬爾克斯不為所懼。他後來描述，雖然並未馬上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但在加拉加斯這一段時期里他「既快樂又無拘無束」（他後來在那裡所寫文章選集的標題）。對他而言，在歐洲灰暗的壓抑之後，委內瑞拉稍嫌專橫。但在過度的分貝以及歡迎這方面，加拉加斯的氣氛令人想起他所熱愛的巴蘭基亞，熱帶生活歡樂及隨性的氣氛，加上一項非比尋常的優勢：加拉加斯真的是這陌生的加勒比海國家的首善之都。
加西亞·馬爾克斯和門多薩很興奮又能在一起，他們在普利尼奧另一個妹妹艾爾維拉的家裡慶祝聖誕節和新年。前一年，賈布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都相當孤單，在倫敦的短暫時間完全與世隔絕，此時的他非常高興有觀眾聽他無窮盡的故事的最初想法，縱使偶爾並不情願，自從遇到「奇內其達」和柴伐蒂尼的電影劇本之後，這些靈感大幅地增加。門多薩以前未曾近距離地接觸過有固定住所和穩定工作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因而非常驚訝他在報社辦公室如此認真工作，居然還有辦法維持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每一個地方，我都目睹他身為小說家的秘密工作，總是找機會進行自己的書稿創作。我甚至也染上了小說家的怪異分裂人格，每一天，他和自己的角色生活在一起，彷彿他們有自己的生命。寫每一章之前他會先說給我聽。」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委內瑞拉停留期間，最重要及最難忘的一刻發生在第一個星期。12月15日，他從倫敦飛到加拉加斯的幾天前，佩雷斯·希梅內斯才經由非常可恥的作弊公民投票確認掌權。1958年1月1日下午，準備完年末特刊、前一晚參加了新年狂歡之後，加西亞·馬爾克斯、門多薩和門多薩的妹妹計畫去海邊，然而正當大家都拿起毛巾和泳衣時，加西亞·馬爾克斯有一股家人和小說里經常發生，更別提他自己總是不可預測的人生里經常發生的預感。他告訴普利尼奧：「糟糕，我感覺有事要發生了！」他繼而偷偷告訴大家要小心注意。幾分鐘後，他們站在窗口看著轟炸機飛過城市上空、掠過屋頂，聽著機關槍開火的聲音。遲來的索蕾妲·門多薩在這時抵達，從街上大叫著新聞：「馬拉卡市的空軍基地起義了，他們正在轟炸米拉佛瑞斯的總統官邸！」大家急忙跑到屋頂上觀看這幕奇景。
起義受到鎮壓，但加拉加斯卻陷入混亂之中。緊接著而來的是令人緊張的三個星期，充滿了焦慮、陰謀和鎮壓。經歷了數天的恐怖和威嚇之後，從1月10日起，一群群示威人士開始在市內各處抗議、反抗警察。一天下午，這兩位哥倫比亞人在大樓外時，國家安全警察突襲《時代》雜誌辦公室，逮捕了在場的所有員工，並把他們全部帶到總部去。當時老闆在紐約，門多薩和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整天都開著那輛白色MG跑車在處於危機的城裡，直到宵禁時間，因而逃過被逮捕及搜查資料的命運。1月22日，委內瑞拉媒體全體停止工作，這是紐約的民主黨領袖「愛國執政團」策劃發起全體罷工的序曲。當天晚上，緊張情勢升到最高點，這兩位朋友熬夜在門多薩的公寓里聽著收音機，凌晨三點，他們聽到頭頂飛機的引擎聲，看到佩雷斯·希梅內斯的飛機燈光將他帶到放逐地聖多明戈。街上滿是歡欣鼓舞的人民在慶祝這個新聞，汽笛聲一直響到凌晨仍然不絕於耳。
佩雷斯·希梅內斯離開才三天後，加西亞·馬爾克斯與門多薩和一群記者在市區的總統府焦慮地等待著前一晚剛宣布的執政團、軍隊作何決定。房門突然打開，門內一名士兵顯然屬於爭論失敗的那一方，手持機關槍倒退著走出房間，從官邸撤退進而流亡，只留下地板上的泥腳印。後來，加西亞·馬爾克斯說：「在那一刻，那士兵離開房間的那一刻，從他們討論如何成立新政府的房間里，我才第一次對權力有了意會，感受到權力的神秘。」 幾天後，他與門多薩和米拉佛瑞斯總統官邸的管家促膝長談，他從委內瑞拉典型強人獨裁者胡安·維森德·戈麥斯上任第一天就服侍過所有的委內瑞拉總統。胡安·維森德·戈麥斯從1908年到1935年統治這個國家時，有著令人聞之色變的名聲；然而總管談到他時，卻帶著特別的崇敬以及毋庸置疑的懷念。直到那時，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獨裁者總是抱持著往常民主式的本能反應，但這次的邂逅讓他開始思索。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受到這類人物的吸引？幾天後，他告訴門多薩自己開始產生興趣想寫一本關於獨裁者的偉大小說，大聲地說：「你們沒有注意到嗎？還沒有出現？」 最後，戈麥斯成為中心主角的原型，也許是《族長的秋天》中心主角的原型。
在這些發人深省的邂逅之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很快就讀到桑頓·懷爾德的小說《三月十三日》，重現塞薩爾大帝死前最後時日。這本書使他想起最近在莫斯科看見斯大林以防腐保存的屍體之姿，他開始搜集一些細節，最後賦予自己的獨裁者生命，生動地呈現出對於權力、權威、無能和孤獨的沉迷，它們自童年時期就縈繞在他的想像里。門多薩回憶到，當時他的朋友，不露倦容花很多時間閱讀拉丁美洲看似無止境的一連串暴君的資料，他們一起在附近餐廳用餐時，會以他們生活中生動、最誇張的細節談論他，進而逐漸的發展出輪廓；沒有父親的男孩、對母親有著不健康依賴的男性，對於世俗所有權力有著強烈的慾望 （戈麥斯的名聲是把委內瑞拉當成巨大的牧場在執政）。新小說的元素很快各就其位，然而再一次地，這個計畫完全的開花結果還得經過許多年。
然而至少在目前，加西亞·馬爾克斯得其所哉。他回應新環境的喜悅和機會，彷彿自己是委內瑞拉國民，開始對人權、正義、民主發展出更明確的論述。根據許多讀者的評斷，他為《時代》雜誌寫的文章是整個事業中水平最高的一部分。在歐洲時，他以第一人稱的觀點賦予自己的報道的可信度和直接性，如今，他進展到一種幾乎非個人的超然，只更增加了他陳述的明確度，甚至潛在的熱情。
佩雷斯·希梅內斯下台才兩個星期，加西亞·馬爾克斯就寫了一篇非常深刻的政論文章。標題為「在此奮鬥過程中教士的參與」 ，解釋了委內瑞拉教會大致上的角色，特別是某些神父的勇氣，更別提加拉加斯大主教本人，在許多民主政治人物都已經放棄之時，是他促成了獨裁的瓦解。他非常清楚教會對於拉丁美洲政治的持續影響力，許多次都在文章中提到教會的「社會教誨」。這不只是實用主義的想法，也是先見之明，因為同年10月，約翰·保羅二十三世成為新的教皇，後來以「解放神學」廣為人知的第一個徵兆此時在拉丁美洲已經非常顯著。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波哥大時期的大學朋友卡米洛·托雷斯，成為全拉丁美洲以新宗教教義的信條為基礎介入游擊隊戰鬥，而最廣為人知的神父。
3月的某一天，他和普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