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7
1955年12月，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前往法國首都之時，誰知道他在尋找些什麼？任何認識他的人都可以猜得到，對這位哥倫比亞的海岸人而言，義大利在社會和文化層面的同質性比較高。這北方笛卡兒的國度在他眼中相比之下冷淡、自信、具有殖民氣息，也更吹毛求疵。從一開始他大致的態度是：歐洲可以教導他的，他大多已經在書上或他處學到，好像他是來這裡看著它腐爛——可以說像水煮捲心菜的味道，而非總是觸動他心弦和感官的熱帶番石榴。然而，他畢竟還是來到此處，巴黎。
他從法國文化協會青年旅社搬到一家比較便宜的旅社，此處較受拉丁美洲遊客的歡迎。拉丁區里由拉瓜夫婦所經營，位於居亞斯路十六號的法蘭德斯旅社。此地正對面是相比之下更為富麗堂皇的聖米歇爾大飯店，也受到拉丁美洲人的喜愛。 其中一位長期住客是頗具影響力的非裔古巴詩人、共產黨員尼古拉斯·紀廉，他是一大群獨裁者時期流亡海外的拉丁美洲作家之一，作家群中還包括：秘魯的歐德里亞（1948—1956）、尼加拉瓜的索摩薩（1936—1956）、瓜地馬拉的卡斯帝尤·阿爾馬斯（1954—1957）、多明尼加的特魯希尤（1930—1961）、古巴的巴蒂斯塔（1952—1958）、委內瑞拉的裴雷茲·希門內茲（1952—1958），最後，甚至是哥倫比亞的羅哈斯·皮尼利亞（1953—1957）。整個拉丁區在文化上由相鄰的索邦支配，雖然鄰近地區的聳然巨物萬神殿才是最雄偉的建築。
加西亞·馬爾克斯幾乎立刻就聯繫上普利尼奧·阿布雷右·門多薩，他們在1948年4月的暴動前于波哥大短暫相識。門多薩是個嚴肅、有些做作的年輕人，在父親的政治挫敗及凱坦被暗殺之後幾個月的放逐期間，他對世界的觀感受到重創，傾向極端社會主義，同樣正投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麾下。他在波哥大的媒體上讀過關於加西亞·馬爾克斯《枯枝敗葉》的出版報道，「從他的照片和標題上認為他必然是個很糟糕的小說家」。 1955年的聖誕夜，他和兩位哥倫比亞朋友在拉丁區的「巴黎人馬克杯酒吧」與穿著粗呢大衣、從冬日的午後進到酒吧里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相遇。他們一開始聊到文學、生活和新聞業時，門多薩和他的朋友對這位新人的第一印象是傲慢、自滿，彷彿最近在波哥大的十八個月把他變成了典型的卡恰克人。他聲稱自己認為歐洲毫無讚賞之處，其實他似乎只對自己有興趣。他已經出版了一本小說，只有在談到第二本的故事情節時才變得活潑起來。
結果，在普利尼奧·門多薩身上，加西亞·馬爾克斯遇見了自己未來最要好的朋友，雖然並不是最經常聯繫的，但他後來比誰都了解加西亞·馬爾克斯，而且比起其他人較不受限於一般自由判斷和品位的顧慮。諷刺的是，他後來成為加西亞·馬爾克斯人生和發展最可靠的證人之一。雖然第一印象是負面的，但門多薩仍邀請這個新人參加聖誕節的晚餐派對，這是由來自安堤安基亞的哥倫比亞建築師埃爾南·維耶科與其藍眼睛的美國妻子在位於塞納河畔葛內果路的公寓舉辦的。這裡聚集了來自哥倫比亞的移民和放逐者，他們吃著烤豬、菊芭色拉、大量的波爾多紅酒。加西亞·馬爾克斯拿起一把吉他，唱著由朋友艾斯克隆那所做的瓦伽娜多樂曲，改變了那些哥倫比亞人對他的第一印象，但女主人仍向普利尼奧抱怨，那個新來的是個「可怕的傢伙」，不只看起來以為自己很重要，而且還用鞋底踩熄煙蒂。 三天後，在冬日的第一場雪之後，兩人再次見面，加西亞·馬爾克斯這個來自熱帶的孩子高興地沿著聖米歇爾大道在盧森堡廣場上跳舞，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粗呢大衣上閃閃發亮的雪花一般，門多薩對他的保留態度也消融了。
1956年1月和2月，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一起；後來門多薩回到加拉加斯，他大部分的家人如今居住在那裡。在先前的幾周里，這兩位新朋友的時間多花在門多薩在索邦最喜歡出沒逗留之處，蘇夫羅街（或雅典古衛城）上的「卡普拉德咖啡座」，這是一家便宜、友善的希臘餐廳，就在醫學院路的盡頭。如果讓此時認識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人形容他，他們也許會無情地說他並不討人喜歡，也許普利尼奧·門多薩也是如此，或更有甚之。況且，少數哥倫比亞人聽到他們的名字時會以漠不關心回應，他在哥倫比亞四處以「普利尼奧」聞名，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以「賈布」聞名。許多人認為門多薩很不老實、偏離正道，門多薩被認為是所出身博亞卡高地的典型產物。但沒有人否認他是個傑出的記者與雄辯家。他是個無法預測的人、多愁善感，但也很有意思、會自我解嘲（真正的自我解嘲，非常罕見）、既熱心又慷慨。
1月的第一個周末，這兩位朋友坐在學院路的咖啡座讀著《世界報》（La Monde），這才發現，由於審查制度和直接感到的威脅，憤世嫉俗的羅哈斯·皮尼利亞終於把《觀察家報》關門大吉（《時代報》已經在幾個月前關門）。門多薩回憶加西亞·馬爾克斯對這個事件輕描淡寫：「『沒有那麼嚴重，』他說，只是像鬥牛士被牛角抵到之後一樣。其實事情可嚴重多了。」 報紙在前一個月已經被處以六十萬比索的罰金，如今完全關閉。加西亞·馬爾克斯不再收到支票，到了2月初，他已無法負擔在法蘭德斯旅社的房租，善心的拉瓜夫人讓他暫時欠著。根據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版本之一，她後來慢慢地把他的房間一層一層地往樓上搬，直到最後他住在七樓沒有暖氣的閣樓里，她假裝忘記他的存在。 朋友來訪的時候發現他戴著手套、披著哥倫比亞人的厚披巾、戴著毛氈帽在閣樓里寫作。
聽到《觀察家報》的壞消息之前，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生活得很拮据，門多薩很訝異他從哥倫比亞帶來的家當這麼少。門多薩把他介紹給尼古拉斯·紀廉以及另一名共產黨活躍分子、富有的委內瑞拉小說家兼記者米格爾·奧特羅·西爾瓦，他和其父於1943年共同創立了頗具影響力的加拉加斯《民族報》。就在門多薩前往委內瑞拉之前，他們在居亞斯路的酒吧巧遇，奧特羅·西爾瓦邀請他到雷阿勒市場旁的知名餐館「豬蹄」用餐。許多年後，當他們已經成為朋友，奧特羅·西爾瓦並沒有記得這位蒼白、消瘦不堪的年輕哥倫比亞人，一面認真地聽著他以共產黨的觀點分析法國和拉丁美洲的情形，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下這天佑的免費一餐。 奧特羅·西爾瓦和紀廉剛聽說在2月25日第二十次蘇維埃共產黨黨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出人意表地指責斯大林以及個人崇拜。他們對於這新宣告的共存政策非常不安，認為它是失敗主義者，並焦慮地揣測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未來。
在這段巴黎時期，紀廉成為加西亞·馬爾克斯最喜歡的逸聞主角之一： 「當時，庇隆統治阿根廷、歐德里亞統治秘魯、羅哈斯·皮尼利亞統治我的國家、索摩薩、巴蒂斯塔、特魯希尤、佩雷斯·希梅內斯、史托斯納爾——事實上，整個拉丁美洲都是獨裁者。尼古拉斯·紀廉習慣早上五點起床，一面喝咖啡一面看報紙，然後他會打開窗戶大叫，如此一來，兩家住滿拉丁美洲人的旅館裡都可以聽得到他，彷彿他是在卡馬圭的陽台上。某日，他打開自己的窗戶大叫：『他下台了！』每一個人——阿根廷人、巴拉圭人、多米尼加人、秘魯人——都以為下台的是他們自己國家的獨裁者。我聽到他的話，心裡想著：『去他的，羅哈斯·皮尼利亞下台了！』結果，後來他告訴我下台的是庇隆。」
1956年2月15日，《觀察家報》關門六星期後，一家新的報社《獨立報》（El Indepee）成立，直接取代《觀察家報》。有兩個月的時間由前自由黨總統阿貝爾托·耶拉斯·卡馬爾哥擔任編輯，他也是美洲國家組織的前任秘書長。在相當困難而焦慮的幾周之後，加西亞·馬爾克斯終於得以鬆一口氣。普利尼奧·門多薩月底前往加拉加斯時，他很滿意這位新朋友得以重新站起來，生活無虞。加西亞·馬爾克斯近三個月來的第一篇文章於3月18日出現在報紙上。他寄出的這篇報道分成十七部分——最後重印放在書里時將近一百頁。這樁審判中的被告被控在最近的間諜醜聞中，即越南處於法國統治下的最後幾個月里，把法國政府的機密送到共產黨的手裡。1956年3月12日，《獨立報》在頭版宣布「《獨立報》特派員前往採訪本世紀最轟動的審判」。（難怪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以誇張聞名）諷刺的是，縱然他在這一系列報道上投注了相當多的心血，《獨立報》卻在4月15日關門，這表示加西亞·馬爾克斯並沒有機會追蹤報道審判的高潮，這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他對於新聞報道最傑出的貢獻，也不能說是最好的故事結尾，讓他的讀者非常的沮喪。不過再一次的，雖然他自己不知道，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遇見了在他後來人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這場司法審判的明星是前任內政部部長、當時的司法部部長弗朗索瓦·密特朗；「他是一位淡然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