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亞維安卡航空公司的班機「哥倫比亞人」是羅克希德超級星座號客機之一，由以古怪聞名的百萬富翁霍華·休斯所設計，當時每周有一個航班飛往歐洲，途中停靠幾個加勒比海城市，包括百慕大、亞速爾群島，再飛到里斯本、馬德里和巴黎。後來，對於第一次離開舊世界之事，加西亞·馬爾克斯評論表示，他很意外這樣壯觀的飛行機器是由休斯先生設計的：「他的電影糟透了！」 至於他自己，雖然帶著前所未有的宿醉，不過至少還清醒得足以寫一封簡訊給梅塞德斯，在蒙特哥灣寄出。對於他們倆之間的關係能否進一步發展，這是他破釜沉舟的努力。他在回憶錄中提到這樣做的動機來自「後悔」沒有讓她知道自己要離開，但從其中所有隱含的意義看來，也許他只是沒有勇氣要求她寫信。
飛機終於抵達巴黎，降落時擴音器傳出警訊，飛機起落架可能有問題，乘客得有最壞的打算。不過他們最後安全降落，加西亞·馬爾克斯來到了舊世界， 此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結束十周年紀念時期。他沒有時間觀光。第二天一早就坐車到日內瓦，於下午抵達，此時距離他離開巴蘭基亞已兩天。對於在巴黎短暫的停留，他向讀者提及的只有法國人對於環法自行車賽的興趣高於在日內瓦所發生的事。他於7月17日抵達日內瓦，發現瑞士人也同樣如此，對於在日內瓦所發生的事，熱衷程度遠不如環法自行車賽。事實上根據他的觀察，唯一對日內瓦發生的事有興趣的，似乎只有被派往當地報道的記者。他狡猾地向讀者暗示，除了哥倫比亞記者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
他奔入沿途找到的第一家旅館，換下衣服，開始準備經由美國電纜送出的第一篇「反高潮」報道，但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只能無奈地接受使用航空挂號郵件的現狀。那年夏天，下雪的瑞士竟然熱浪來襲，他因而感到非常失望。他後來回憶另一件令他失望的事情是：「透過火車窗所見到的草地和我在阿拉卡塔卡透過火車窗見到的草地一模一樣。」 他沒有絲毫外語能力，也沒有在異國街道上尋找方向的經驗，但幸運地巧遇一位會說西班牙語的德國神父，在對方協助下奔回聯合國大樓。如釋重負的是，他見到一些拉丁美洲媒體團的成員，包括高傲的、代表《時代報》的卡恰克人赫爾曼·阿西涅加斯，他們的出現都是為了報道「四巨頭」代表的談判——蘇聯的尼古拉·布爾加寧、英國的安東尼·艾登、美國的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艾克）和法國的埃德格·富爾。總共加起來共有來自世界各地大約兩千名記者到場。
「四巨頭」是冷戰期間國際舞台上最活躍的政治家們，他們藉由談判各自掌控了對於戰敗城市柏林的部分控制權，也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擁有否決權，並且擁有，或即將擁有核武器。如果世界要走出1945年8月廣島和長崎的破壞所帶來的全球核災難的陰影，要在不熟悉又令人懼怕的新時代存活下來，那麼，這四個國家彼此之間的協調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有一段時間他們各自分別會面，而非經由統籌組織如聯合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或隨後迅速崛起的華沙條約組織。接下來，在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後，法國和英國失去大部分的影響力，冷戰聚焦在美蘇之間的關係上。但此時「四巨頭」的會面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第一道曙光——經常有人猜測「東西方關係解凍」的可能性——迎接的是歡聲雷動和西方報業與電視媒體的大力報道。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第一份電報想必讓花錢雇他橫跨大西洋的老闆很失望，也讓報紙的讀者十分不安。這篇報道的標題是「日內瓦對於會議漠不關心」，可想而知，這並不是什麼推銷報紙的好點子。後來的標題也同樣潑讀者冷水——大家都很清楚這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本人的作品——包括《鮮艷的四巨頭》《我的好客戶艾克》《四個快樂的好朋友》，以及《真正的巴別塔》。上一次的「四巨頭」會議於前一年1月在柏林舉行，不用說，此次吸引全世界目光焦點是因為世人確實深深恐懼核災難，然而，加西亞·馬爾克斯比大多數人更了解真正的關鍵所在。由於前十八個月在波哥大的記者生涯帶給他的政治教育，他把這次的會議貶低為好萊塢式的聚會，由社會主義專欄作家報道。終於，在這許多年後，他有機會親眼透過高層政治的窺視鏡觀看—— 也許也很渴望這麼做——但他從來沒有被歡聲雷動的景象所欺騙，更別說對於國際媒體報道政治新聞的神秘角色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他的報道具有娛樂性，雖然報道內容是關於「艾克」、布爾加寧、艾登和富爾，更別提他們的妻子——他們個個小心翼翼地潤飾著自己的形象，如電影明星一般，而世界媒體也參與潤飾——這並不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最喜歡的新聞採訪方式。
體悟到他這一行在資料收集和文化上的困難，他開始尋找立足之地。大部分的報道還是刻意的膚淺、幽默——好像既然他無法嚴肅地報道這些故事，他也就拒絕嚴肅地看待它們。很快他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在歐洲的這段期間，他永遠無法進行使他在哥倫比亞成名的那種直接性的調查報道，因此也不會有任何卓越的成就。不過，他漸漸地學習如何善加利用自己的處境，如何讓他的資料看起來具有原創性，如何尋找「另一個角度的新聞」； 同樣重要的，是如何形象地塑造自己的報道，讓家鄉的讀者印象深刻。幾乎是同一時間，他越來越意識到在「進步」的國家裡，某些程度上所有的新聞都是編造出來的。因此，他也開始進行自己的新聞「烹飪藝術」。遠在20世紀60年代的「新新聞學」成形之前，他那些波哥大的報道就顯示了有資料根據的想像力量，不只是使其報道具備完整性的資料，更以其文學性帶出了作為專業專長的部分風味；如今，當他最需要的時候，這些專業知識會一次又一次地幫他的忙。這也是為什麼從一開始，既明確也帶暗示性地，他的報道關於自己的部分相當於他應該報道的事件；從一開始他就明白地指出，新聞報道的對象不是那些有錢有名的人，而是由跟隨他們的記者把他們變成的「故事」。
不可避免地，使他印象深刻的部分比他願意透露出來的要多——包括他緊張和恐懼的程度也一樣。他在波哥大也許成為了一個人人畏懼的記者，但在那樣的形象之下他仍有著膽怯和扭捏的個性。雖然有「岸邊人」的「開玩笑」，但在歐洲的前幾個星期對於加西亞·馬爾克斯有很深的影響，如同他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很恰當的，在《觀察家報》的文章中經常提及的經驗顯示出來。令人好奇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抵達歐洲時明顯欠缺的正是拉丁美洲意識。他滿足於自己海岸區文化的認同感——而不是哥倫比亞文化，他尚未將此文化意識轉變成完整的拉丁美洲「洲際民族主義」。他在日內瓦、羅馬和巴黎最重要的發現並不是「歐洲」，而是「拉丁美洲」。 然而，他的內心仍然有所猶豫，必須等回到拉丁美洲本身才能理解他在歐洲發現了什麼。
離開日內瓦之前，也許出乎意料但顯然令他很愉快的是，他收到一封來自梅塞德斯的信。這無疑改變了他的整個前景——諷刺的是，雖然他既高興又如釋重負，但這也許也讓他更加堅定了下決心善加利用自己在歐洲的經驗，以及如今相比於從前只能算是暫時的自由。把自己和她綁在一起之後讓他更有自信可以走得更遠、更久。
經歷過日內瓦的興奮之後，「四巨頭」的戲碼還在上演之際，加西亞·馬爾克斯到了義大利，預定在9月初採訪威尼斯第十六屆電影藝術展覽，它更為世人熟悉的名字則是「威尼斯影展」。這無疑是他的主意，而不是他在《觀察家報》老闆的意思。他後來告訴朋友，自己急著去義大利是因為報社打電報指示他趕快到羅馬，萬一教皇死於打嗝 ，那麼他就可以預先準備。不過私底下，義大利始終是他個人的頭號目的地。波哥大電影俱樂部的朋友給了他一張清單，列上所有該做的事。不過除此之外，他很想去羅馬拜訪有名的電影城「奇內其達」，他最心儀的劇作家塞薩·柴伐蒂尼大部分的作品完成之處。他另一個秘密的抱負是到東歐，希望可以比較鐵幕下東西兩邊隱藏在「四巨頭」浮誇語言下的兩個世界。他知道自己心中對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解，此刻他想親眼目睹、親身體驗。
他於7月31日抵達義大利首都，此處和日內瓦一樣炎熱。一位搬運工帶他從車站到附近國家大道上的旅館；許多年後，他在回憶中習慣性地賦予其神話般的價值：「那是一棟非常古老的建築，以多樣材料重建，每一層樓都是不同的旅館。窗戶非常靠近羅馬競技場，不但可以看見數千隻貓在露台的陽光下打盹兒，更可以聞到發酵的尿騷味。」 至於「永恆的城市」本身，此時這位哥倫比亞特派記者只寄了兩篇稿子回去，一篇是教皇庇護十二世在岡道夫寓邸的假期，他在那裡參加了教皇的公開接見活動。這兩篇報道中都含有恰如其分的敬意以安撫他的天主教讀者，又有足夠的暗諷娛樂那些相比之下沒那麼恭敬虔誠的讀者，畢竟後者的立場是自由黨左邊偏中間。加西亞·馬爾克斯幾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