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1927
歐洲人發現拉丁美洲已經五百年，然而對於此處的居民而言，拉丁美洲似乎令他們非常的失望，彷彿它的命運已經被哥倫布這位「偉大的船長」所決定，他誤打誤撞地發現了新大陸，誤名為「印度」，在16世紀初苦澀而幻滅地死去。又甚或拉丁美洲的命運是由「偉大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所決定，他在19世紀初結束了西班牙的殖民統治，卻因為新近解放地區不團結，苦澀地認為「起而革命的人乘風破浪」，最後絕望地死去。更接近近代的是切·格瓦拉，他是20世紀最浪漫的革命象徵，於1967年在玻利維亞犧牲，這一切只是更加肯定了一個想法：拉丁美洲仍是未知的大陸，仍然是屬於未來的土地，是浮誇夢想和悲慘失敗的家園。
早在格瓦拉的名字聞名世界之前，在一個哥倫比亞的小鎮上，一個小男孩兒就聽著他的外公講述持續了一千日的戰爭。20世紀初，以波士頓為總部的聯合水果公司選擇在此種植香蕉時，歷史也曾有過短暫的閃光。故事結束時，這個小男孩兒也經歷了戰敗者苦澀的孤獨、過去年代的光榮傳說，以及如鬼魅般英雄和惡棍的故事。這些故事讓小男孩兒知道，正義並不是自然而然地就會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在這個世界上，正義並不總是代表勝利，故事中佔據許多男女心思的理想也許會失敗，甚至從地球上消失。除非他們忍受存活下來的回憶，並活下來訴說這些故事。
自西班牙獨立七十年後的19世紀末，共和體制的哥倫比亞只有不到五百萬的人口，但掌控它的是也許僅有三千人的大農場地主精英，大部分是政治人物和商人，也有許多律師、作家或文法學家，這也就是首都波哥大為何被稱為「南美洲的雅典」之故。19世紀有超過二十起全國性和地方性戰爭使哥倫比亞遭受重創，其中，「千日戰爭」是最後一場，也是最慘烈的一戰，由自由黨對抗保守黨，中央派對抗聯邦派，布爾喬亞對抗地主，首都對抗地區。在大多數的其他國家，19世紀由自由黨或其相似政黨贏得歷史地位，然而在哥倫比亞，保守黨至20世紀30年代仍然保持優勢，自由黨於1930年到1946年之間短暫地居於主導地位，但保守黨於1946年再度執政，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今仍勢力龐大。在20世紀末期，哥倫比亞的大選仍由傳統的自由黨和傳統的保守黨競爭，沒有其他黨派佔有一席之地。 此現象的確無出其右，但終於在過去十年間改變。
雖然名為「千日戰爭」，這場衝突其實在開始前就已經結束。保守黨政府佔盡資源優勢，自由黨只能仰賴他們雖然能啟發人心，但卻無能的領袖拉法耶·烏里韋·烏利貝的古怪行徑。然而，這場戰爭仍然拖了將近三年，戰況越來越慘烈，越來越苦澀，越來越徒勞。從1900年10月，兩方陣營都不再押解戰俘；雙方宣布「死亡之戰」，哥倫比亞至今仍然與這灰暗的含義共存。此戰役於1920年11月結束時，整個國家已經民不聊生，百業蕭條，即將永遠失去巴拿馬省，也許有十萬名哥倫比亞人遭到屠殺，雙方衝突導致結下的仇恨與報復延續了數十年。這使得哥倫比亞成為一個奇特的國家，兩個主要政黨曾經互為死對頭將近兩個世紀之久，卻在此策略性地結合，確保人民永遠無法抒發真正的民意。在20世紀的拉丁美洲，沒有一個國家的政變或是獨裁政權比哥倫比亞少，然而，哥倫比亞人為這看似安定的政權所付出的代價，卻高得驚人。
「千日戰爭」的觸角深入全國各地，但重心逐漸往北轉向大西洋沿岸地區。一方面，身為政府首都的波哥大全然沒有受到自由黨反動分子的威脅；另一方面，自由黨的領袖經常接受命令到鄰近富有同情心的國家或美國避難，並為下一輪的衝突籌募基金購買武器時，他們的陣線不可避免地往海岸線敗退。此時，北方三分之一的地區稱為海岸區，居民則稱為「岸邊人」，此處包括兩個主要地區：西邊的玻利瓦爾，首府為卡塔赫納港，以及東邊的馬格達萊納，首府為聖瑪爾塔港，隱身於偉大的內華達山脈之下。內華達山脈兩側的大城包括東邊的聖瑪爾塔以及西邊的里奧阿查，其間所有的城鎮，山脈四周的運輸道路遍及的謝納加、阿拉卡塔卡、烏帕爾山谷、新莊、聖胡安、豐瑟卡以及巴蘭卡斯等，這些城鎮在戰爭中換手多次，為尼古拉斯·馬爾克斯和最大的兩個兒子（私生的何塞·馬利亞·韋德伯朗奎茲和卡洛斯·阿貝爾托·韋德伯朗奎茲）提供剝削的機會。
1890年初的某一段時間，尼古拉斯·馬爾克斯和特蘭基利娜·伊瓜蘭帶著兩個孩子，胡安·迪奧斯和瑪格麗妲搬到哥倫比亞瓜希拉地區的小鎮巴蘭卡斯。他們在妥土莫街租了一棟房子，距離廣場只有幾步路，如今這棟房子仍然存在。尼古拉斯·馬爾克斯開了一家珠寶店，出售自己打造的作品——項鏈、戒指、手鐲、鏈子，以及他所專長的小金魚。這看來安定而又營利的生意使他成為社區里受人尊敬的對象，他有一名年輕學徒歐亨尼歐·里歐斯，後來成為他的合伙人，尼古拉斯·馬爾克斯待他幾乎像自己的兒子一樣。尼古拉斯·馬爾克斯把他從玻利瓦爾的卡門帶到里奧阿查之後，曾經一起共事。里歐斯是尼古拉斯的表妹法蘭希絲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亞同母異父的哥哥，尼古拉斯和表妹一起在卡門長大，後來帶著她一起去阿拉卡塔卡。「千日戰爭」開始時，三十五歲的尼古拉斯·馬爾克斯已經在自由黨歷經多年苦澀的掙扎，年紀已不適合冒險。況且，他已經在巴蘭卡斯為自己建立了舒適、富有而滿意的生活，很樂意累積財富。不過，他還是加入了烏里韋·烏利貝的軍隊，在瓜希拉、帕迪拉和馬格達萊納省打仗，有證據顯示他參與得比別人更久、更認真。身為司令官，他從一開始就參與戰役，也參與自由黨軍隊佔領家鄉里奧阿查，在1920年10月衝突結束時，他都參與其中。
1902年8月底，如今烏里韋·烏利貝經常不定時地公開露面，剛剛得到增援的自由黨軍隊接受他的指揮，從里奧阿查向西朝山脈前進，於9月5日抵達已知為自由黨要塞的小村阿拉卡塔卡。在此處，烏里韋·烏利貝會同克羅多米羅·卡斯堤歐、何塞·羅薩里奧·杜蘭將軍以及其他軍官會談了兩天，尼古拉斯·馬爾克斯名列其中。在阿拉卡塔卡，他們做出了再度奮戰這一命運性的決定，結果導致謝納加一役災難性的挫敗。
烏里韋於1902年10月14日清晨朝謝納加推進，政府軍的戰艦一從海上開炮，自由黨便處於劣勢。烏里韋·烏利貝在他的騾子上被射傷，好幾顆子彈打中他的外套，卻奇蹟般沒有打進身體（這並不是第一次發生）。一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對此事也許會憤怒地說：「這些野蠻人以為我有幾套制服可以換！」（野蠻人是自由黨給保守黨的封號）尼古拉斯·馬爾克斯年少的兒子卡洛斯·阿貝爾托英雄式戰死，而擔任保守黨軍隊卡拉祖阿師第四號主帥的哥哥何塞·馬利亞則幸免於難。
兩天後，受到卡洛斯·阿貝爾托之死的衝擊，何塞·馬利亞騎著騾子離開謝納加，朝著被擊潰的自由黨營地而去。他的父親身處自由黨陣營，正在療養傷口。何塞·馬利亞帶來保守黨的和平協議，他騎的騾子接近潰敗的自由黨時，被一群先遣部隊攔截，他被蒙住眼睛、騎著騾子將保守黨的和平條件遞交給烏里韋·烏利貝。在這樣歷史性的一刻，十九歲的非婚生子與其反叛軍的父親之間籠罩著年輕兒子的死亡陰影，他們之間有什麼交流，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烏里韋·烏利貝和他的高階軍官討論保守黨的提議之後，決定接受。年輕的信差騎著騾子回到謝納加，很晚才抵達火車站，興奮的群眾在此處興高采烈地迎接他和這個令人欣喜的消息。十天後，1902年10月24日，帶著旗下的高階軍官，保守黨領袖和烏里韋·烏利貝在離謝納加不遠處名為「尼蘭地」的香蕉園會面，簽署和平協議。難以掩蓋的是苦澀的真相：自由黨遭到空前的潰敗。
1902年年末，尼古拉斯·馬爾克斯回到巴蘭卡斯和妻子特蘭基利娜的身邊，恢複舊日生活。他們的第三個孩子路易莎·聖蒂雅嘉於1905年出生，生活似乎恢複正常。 然而1908年時，尼古拉斯參與一項暴力事件，此事永遠地改變了他家族的命運，他亦被迫離開巴蘭卡斯。八十五年後，我於1993年經過巴蘭卡斯時，大家都還記得這個故事。不幸的是，每個人的版本都不同。不過，沒有人否認以下的事實：事件發生於1908年10月19日星期一，一個雨天的下午，大約五點鐘，這一天是長達一周的畢拉聖母節的最後一天，遊行隊伍舉著她的照片向幾條街外的教堂而去。尼古拉斯·馬爾克斯上校是當地的政治人物、地主、銀匠，也是顧家男人，當時四十多歲的他，開槍殺死了一位叫梅達多的年輕人，他是朋友兼軍隊同行法蘭西斯科·羅梅若將軍的外甥。另一件沒有人會否認的事是，尼古拉斯很「受女性歡迎」，或者更直率地說，他是個風流坯子。對於某些讀者而言，這樣的特質也許和他在鄰居中受尊敬有所衝突，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