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是別讓您繼續聽這兩個蘇格拉底給年輕女子所上的寫作課了吧。我給您講其他事情。不久前，我在巴黎乘計程車，司機很愛聊。他夜裡睡不著覺。他患有慢性失眠症。源自戰爭。他是水手。他的艦沉沒了。他遊了三天三夜。後來，人們把他從水中救出。有幾個月的時間，他在生死線上掙扎。他活過來，但得了失眠症。
「我比您多活了三分之一，」他微笑著說。
「那您在這多活的三分之一時間裡做什麼？」我問。
他回答說：「我寫作。」
我想知道他寫什麼。
他寫他的生平。寫一個人的故事，寫他在海里遊了三天三夜，寫他與死亡搏鬥，寫他失去了睡眠但仍然保持著生命力。
「您為您的孩子寫嗎？就像一部家庭編年史？」
他苦澀地笑了笑：「為我的孩子？他們不感興趣。這是我寫的一本書。我想它會對很多人有幫助。」
與計程車司機的這場談話忽然之間給我揭示出寫作活動的本質。我們寫書，是因為我們的孩子對我們不感興趣。我們和不知名的世人交流，是因為我們在和自己的太太說話時，她堵上了自己的耳朵。
就計程車司機這一情況，您會反駁我說，他是一個寫作癖，而不是作家。那就應該先弄清概念了。一個每天給自己的情人寫四封信的女人不是個寫作癖，而是個熱戀中的女人。但是，我有一個朋友他把自己的情書都複印備份以便有朝一日發表出來，他就是一個寫作癖。有寫作癖不是有寫信、寫日記、寫家族編年史的慾望（也就是說為自己或為自己的親友而寫），而是有寫書的慾望（也就是說擁有不知名的讀者大眾）。在這個意義上講，計程車司機的激情和歌德的激情沒什麼兩樣。使歌德和那個計程車司機有區別的，不是激情不一樣，而是激情的結果不一樣。
當社會的發展實現了下面三個基本條件後，寫作癖（愛寫書的癖好）將不可避免地發展成流行病的規模：
一、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使人們有閑暇從事無用的活動；
二、社會生活高度原子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普遍疏離；
三、民族的內部生活中大的社會變化的極端匱乏（從這個角度看，我覺得法國的情況很說明問題：在這個什麼也不發生的國家，作家的比例是以色列的二十一倍。此外，當皮皮說，從外面看來，她什麼也沒經歷的時候，她恰好表達了這一點。促使她寫作的動機，是生命內容的缺失，是虛無）。
但是，通過反作用力的衝擊，結果又對原因產生了影響。普遍疏離生成了寫作癖，而普遍化的寫作癖又反過來強化並加重了疏離。印刷機的發明從前曾使人們更好地互相理解，而在寫作癖泛濫的時代，寫書有了相反的意義：每個人都被自己的詞語所包圍，就像置身於重重的鏡牆之中，任何外部聲音都無法穿透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