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米娜和丈夫是非法離開波希米亞的。他們在捷克斯洛伐克官方旅行社組織的南斯拉夫海濱游旅行團登了記。到那裡以後，他們脫離了旅行團，穿過奧地利邊境後，往西而去。
為了在團體旅行中不引人注意，他們每個人只帶了一件大行李。在最後時刻，他們沒敢隨身帶上裝著他們互相的通信和塔米娜的記事本的那個鼓鼓囊囊的包裹。海關檢查的時候，如果被佔領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哪個警察讓他們打開行李的話，針對他們出外十五天去海濱度假卻帶上了他們私生活的所有檔案這種情況，會馬上產生懷疑。可是，鑒於他們不願把包裹留在自己的家裡，因為他們一走國家就會把他們的套房沒收，他們就把它放到了塔米娜的婆婆家，放到了去世的公公留下的、再也沒有什麼用途的一個書桌的抽屜里。
在國外，塔米娜的丈夫病倒了，塔米娜只好眼睜睜地看著死神把他帶走。他死的時候，人家問她是土葬還是火葬。她說火葬。然後人家問她是把骨灰放在一個骨灰盒裡還是更願意撒掉。在這個世界上她無處為家，她怕一輩子像拿個手提包那樣一直帶著丈夫。她讓人撒掉了他的骨灰。
在我的想像中，世界在塔米娜周圍升起，越升越高，就像一堵圍牆，她只是下面的一片小草地。在這片草地上只開著一朵玫瑰，那就是對她丈夫的思念。
或者我想像現在的塔米娜（端上咖啡並奉獻耳朵）是水中漂浮的一排木筏，她在木筏上，她向後看，只向後看。
最近一段時間，她絕望了，因為過去越來越蒼白。她身邊只有丈夫護照上的照片，所有其他的照片都留在布拉格被沒收的套房裡。她看著這張蓋著章、折了角的可憐的照片，這是丈夫正面拍的（就像司法身份部門拍攝的罪犯一樣），一點兒也不像他。每天，她都在這一照片面前進行一種精神操練：她努力去想像她丈夫的輪廓，然後是一半的輪廓，然後是四分之三的輪廓。她讓他的鼻子和下頜的線條重生，但是她每次都驚恐地發現，那想像的速寫總會出現一些疑點，勾勒著它們的記憶在這裡駐足不前。
在這樣的操練中，她努力去回想他的皮膚和膚色，表皮的所有細微異變，那些小疙瘩，那些贅疣，那些雀斑，那些細小的血管。很難，幾乎沒有可能。她的記憶所使用的顏色是不真實的，用這些顏色無法描摹人類的肌膚。於是她發明出一種特殊的紀念手段。當她坐在一個男人面前時，她把那男人的頭部當成一種雕塑材料：她目不轉睛地看著這一頭部，在腦海中把它當成臉部的模型，給它加上更深的膚色，填上雀斑和贅疣，把耳朵縮小，給眼睛塗上藍色。
但是，所有這些努力到頭來只是表明，她丈夫的形象已經無可挽回地離她而去。在他們剛剛相戀的時候，他讓她寫日記（他比她大十歲，對人的記憶之可悲已經有所了解），為他倆記下他們生活的進程。她拒絕這樣做，聲稱這樣做是嘲笑他們的愛情。她是那麼愛他，怎麼可以接受她視為永世不忘的東西會被忘卻。當然，最後她還是服從了，但是沒有熱情。她的記事本也受到了影響：有很多頁是空白的，記錄的內容也是斷斷續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