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一切維繫都斷了。
學業、政治活動、工作、友誼，完了；愛情，還有對愛情的追求，完了；統統完了。一句話，生活的整個進程，本是充滿意義，都完了。給我剩下的，只有悠悠的時光。我這才切切實實領略到，時光是什麼，這是從前不曾有過的體會。僅在不久以前，時光對我是那麼親密，它就是工作，就是愛情，就是各種各樣都可能做的努力，我向來漫不經心地接受時光，因為它是那麼不露痕迹，悄然隱藏在我的那些忙忙碌碌的背後。現在它赤裸裸地現出它的本來面目，真正的面目來到我面前，迫使我不得不直呼它時光（因為我現在在度純粹的時光，一種真空的時光），它怕我有片時片刻把它忘記，要我無時無刻不想著它，沒有間歇地體驗它是多麼沉重。
當一種音樂奏起進入我們的耳朵，我們忘記了它不過是時光的一種方式；樂隊戛然而止，我們聽到了時光，這是純態的時光。我現在就正在經歷一個休止節拍。當然，這不是樂隊的休止節拍（這種休止節拍的長短是有一個約定俗成的樂符所嚴格限定的），我所處的休止是沒有限度的。我們無法用裁縫的尺子（使用其他度量衡也同樣不行）來量一量我們兩年的兵役期每天能短去多少；事實上，黑類分子有可能被人要留多久就留多久。二連有一個四十來歲的人，叫安布洛茲，就是在這裡度過他的第四個年頭。
當一個人家裡有老婆或未婚妻而自己老在部隊，那是一件辛酸的事，這就等於說，他對家裡人的生活無法掌握，精神上不斷地對她牽腸掛肚。同時這也意味著，他雖以巴望她什麼時候能來探親為快事，但心裡又不停地害怕長官可能不許他在那一天外出；又擔心女人動不動就不到軍營大門來。黑類分子（他們自有黑色幽默）私下裡常議論說，大兵的妻子因男人在軍營里不得出來而得不到滿足。於是那些當官的去等著她們，在她們身邊轉來轉去，希望她們的慾念從被禁在營里的男人身上落到他們這兒。
儘管如此，對於家裡有女人的漢子來說，還有那麼一條線牽連著他們，也許這只是一根遊絲，又細又脆，讓人隨時隨地擔心會斷掉，但總歸還算有一線維繫。可是我，就連這樣的一絲一線也沒有。我和瑪凱塔已經斷絕一切往來。假如我偶爾收到幾封信，那也是從媽媽那兒來的……什麼，這難道不是一個維繫嗎？
不是的。一個家如果僅僅是父母之家，就不是一條維繫的線，它只是一個往昔：從你父母處來的郵件，那是從一塊你與之日益疏遠的土地給你送來的信息；糟糕的是，這類信件不停地提醒你，你已經走錯了路，回頭吧，回到你曾經堂堂正正、勤奮努力準備一切條件揚帆遠航的港岸去；是的，這樣的信對你說，港岸還在那兒，沒有動，還是從前的那副老樣子，安全又美好，但是航向呢，航向已經丟失了！
這樣，我漸漸習慣這樣一個現實：我原來的生活道路已經斷了，已經不掌握在我的手裡，我只有從現在的立足點重新開始，甚至在精神上也是如此，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一點一點地，我的視覺適應起將人作物的黑暗環境，並開始分辨周圍的人；比起別人來，我是慢得多了，但幸好差距還不是很大，我還沒有和他們格格不入。
在這黑暗地帶第一個現出身影的是洪薩（他今天也同樣第一個出現在我記憶的幽明之中），一個來自布爾諾的小夥子（他當時講一種讓人不知所云的方言）。他之所以淪為黑類，是因為曾打傷過一個警察。那警察是比他年級略高的老同學，他倆發生爭吵，他就把警察揍了一頓。但法庭不肯聽他的申辯，洪薩先是蹲六個月的大牢，後來就到了這裡。他本是個熟練鉗工，所以很顯然，將來他重新去干本行還是干其他什麼工作，對他都一樣；他對什麼都無所謂，而且提起他的前途時，他一臉的滿不在乎，只求自由自在。
就這種少有的但求自由自在的要求而言，能和洪薩相提並論的只有貝德里奇，我們宿舍二十個人中數他最為古怪。他到我們這兒已經是九月，正式招兵後兩個月了。他原來被指派到一個步兵連，但他始終頑固地拒絕領取武器，原因是這和他嚴格的宗教教規相抵觸。本來人家就不知拿他如何是好，後來又截獲了他寫給杜魯門和斯大林的信，信里口氣極其懇切動人，他以社會主義道義的名義，請求兩位國家領導人解散一切軍隊。他的上級覺得事情十分難辦，起先准許他去參加隊列訓練，於是他便成了所有士兵中惟一沒有武器的人。當他執行「槍上肩」、「槍放下」的口令時，他的動作完美無缺，然而手裡是空的。他也參加了頭幾次的政治學習，討論時積極要求發言，大談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販子。他還主動製作了一張宣傳畫，把它貼在軍營里，但畫面上他號召放下一切武器，軍事法庭以煽動嘩變對他起訴。可是他那主張和平事業的長篇大論又把各位法官弄得暈頭轉向，命令對他進行心理檢查，又遲遲難以作出結論，只得把他送到我們這裡。貝德里奇很高興：他是惟一志願佩戴黑臂章的人，他還為自己能奮鬥到我們這種黑臂章而心花怒放。所以他在這裡感到十分自由自在——當然他的自由自在和洪薩的不一樣，不是以桀驁不馴的形式來表現的，恰恰相反，外表循規蹈矩，安守本分，對幹活有著純真的熱情。
其他人全都心情苦惱得多。瓦爾加，三十歲，斯洛伐克區的匈牙利族人，根本沒有民族偏見的概念，曾先後加入過幾支軍隊打仗，也嘗過戰鬥雙方各種戰俘營的滋味；有一頭紅棕頭髮的彼特拉恩，有一個兄弟因在國境通道上打死一個守兵逃到國外去了；頭腦單純的約瑟夫，來自易北河流域（習慣於像鳥兒一樣四處遨遊，因為害怕可能長期留在井下和巷道這樣的地獄裡而鬱郁不語），是個富農的兒子；二十歲的斯塔納，布拉格郊區人，發瘋般酷愛衣著打扮，他所在地的區政府曾經為他大書特書過一份報告，好像是說他在五一遊行之際酩酊大醉，然後竟故意在人行道邊，歡樂的人們眾目睽睽之下，公然小便；法律系大學生彼得·佩克尼曾在二月事件期間和一小撮同學一起，去進行反對共產黨的示威（他大約很快就知道了，在二月事件後把他開除出學校的那伙人里就有我，而且他看見我如今和他頂著同樣的罪名，和他關在一起，便成了這裡對我惟一幸災樂禍的人）。
我還可以回憶起其他一些和我共過命運的士兵，但我只想說說最主要的：那就是我最喜歡洪薩。我至今還記得我們早先的一次談話。那是一次在工作面上喘息的時候，我倆正在一起（一面給肚子胡亂填些東西）。洪薩在我膝蓋上拍了一巴掌：「喂，你，聾啞人，你到底是怎麼回事？」聾啞人，我當時實在一點也不錯是個聾啞人（心裡老是沒完沒了地在想自己的辯護詞），於是我就不厭其煩地向他解釋（我馬上很喪氣地發現自己說話矯揉造作，咬文嚼字），我是如何如何，又是為什麼會被弄到這兒來的，說到底，我實在什麼事兒也沒有。他對我說：「他媽的！我們，我們難道就應該待在這兒嗎？」當時我又想好好向他陳述一番自己的觀點（一面在尋找更自然的話語），洪薩咽下他最後一口東西，一字一頓地說：「你這麼個大個兒可真是個大傻瓜，太陽把你的腦袋都烤糊塗了。」透過這句話，我被一個鄉鎮平頭百姓的冷嘲一下子點中了，我忽然覺得自己依然自視特殊，耿耿於懷那些失去的優越權利，感到很難為情，而自己恰恰曾自以為是反對特權和嬌寵的。
隨著時間的轉移，我和洪薩接近多了（我獲得了他的器重，因為我能很快地進行心算，解決工資發放時的一切問題，從而不止一次地避免了人家對我們的算計）。有一天，他挖苦我老是泡在軍營里簡直是個傻瓜，不去利用外出的機會，他還把我拉上和他那一伙人一起走。這次外出我至今記憶猶新。當時我們一大幫子，可能有八個，其中有斯塔納，還有瓦爾加，切內克，一個從裝飾藝術系輟學的小夥子（他歸入黑類是因為堅持要在藝校里畫幾幅立體派繪畫，而現在為了蹭到某種好處，他到處都畫上大幅木炭畫來美化營房，畫的是十五世紀宗教改革戰爭中的士兵，還有大批的武器和狼牙鏈錘）。我們沒有什麼可選擇的餘地：俄斯特拉發市中心是不准我們去的；只有幾個地段可以光顧，而且那裡只有有限的幾家酒吧。那天剛到較近的一個鎮子，運氣不錯：在一個由體操館改成的大廳里正在舉行舞會，這個地方絕不在禁止之列。一看門票很便宜，我們就一窩蜂擁了進去。大廳里擺下的桌椅真不少，但人不多：算來算去，到頂也就十一二個姑娘，約摸三十來個男的，半數是從這一帶的炮兵營來的軍人。我們一進去他們就警覺起來，我們馬上產生了一種不祥的感覺：他們在盯著我們，而且還在數我們有多少人。在一張沒有人的長桌子邊，我們坐下來，並要了一瓶伏特加。但女服務員冷冷地回答我們說這兒不準賣酒精飲料，於是洪薩要了八瓶汽水；每人交給他一點錢，十分鐘後他回來時，手裡拿著三瓶朗姆酒，我們在桌子底下拿它兌進汽水杯里。這一切做得儘可能小心，因為那些炮兵在緊緊盯著我們，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告發我們偷偷喝酒。這裡得說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