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馬內克將是下屆黨組織主席，這對我真是個好消息。因為我的的確確認識他，而且滿有把握能得到他的同情，哪怕只看在我是摩拉維亞人的面上。澤馬內克實在喜歡摩拉維亞歌曲。那個時候特別流行唱民間歌曲，唱得還要帶那麼一點鄉土味，把雙手高舉過頭，而且要有一副地道的、從娘胎裡帶出來的勞動人民的模樣，這往往是出現在舞蹈的某些段落之中，並由揚琴伴奏。
算來算去理科系裡真正的摩拉維亞人就我一個，這使我多少有些特殊地位。每當有重大場合，例如集會，節日或五一節的時候，同志們就請我亮出單簧管，再加上兩三個從同學中遴選出來的愛好者，也就算可以演奏地道的摩拉維亞音樂了。於是，連著兩年（靠一支單簧管、一把小提琴和一把低音大提琴），我們參加了五一遊行。澤馬內克是個漂亮小夥子，很愛出風頭，也來加入我們的隊伍。他穿著一套借來的民族服裝，一隻胳膊向上舉著，邊走邊跳舞，嘴裡還唱著。這個生在布拉格又長在布拉格的小夥子，從來不曾到過摩拉維亞，可扮起我們那兒的人來味道十足。我滿懷友情地望著他，心裡十分高興，因為我可愛的家鄉自古以來就是民間藝術的發祥地，它的音樂居然如此受人喜愛。
再說，澤馬內克認識瑪凱塔，這又是一個有利因素。大學生活使我們三人常有機會碰在一起。有一天（我們一大群人的時候）我瞎編說，在捷克的山區里生活著一些侏儒部落；還有根有據地說是從一部科學著作里看來的，一本有關這個令人關注的問題的專著。瑪凱塔很驚訝，說是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事。我說那沒有什麼可奇怪的：資產階級的科學當然會故意閉口不談這些侏儒的存在，因為資本家把他們像奴隸一樣來販賣。
「那麼應當好好寫篇文章揭一揭！」瑪凱塔大聲說，「為什麼沒有人寫呢？這是揭露資本家的一個很好證據！」
「也許是因為考慮到這個問題有點微妙，」我若有所思地說，「不好下筆。侏儒性愛能力特殊，所以屬於不可多得，我們共和國把他們秘密出口換取大量外匯，向法國出口最多，那些青春已過的資本家闊太太喜歡買他們去當僕人，當然其實是為了以另一種方式去糟踐他們。」
同學們都忍著不笑，他們覺得最滑稽的並不是我那胡編亂造的荒唐話，倒是瑪凱塔聽得入神的那副樣子，她總是隨時會為某事（或反對某事）挺身而出。同學們咬住嘴唇不笑，免得敗了瑪凱塔大長見識的興緻。有幾個（澤馬內克也在內，而且特別起勁）還異口同聲附和我，忙不迭證明我那關於侏儒的消息千真萬確。
我至今還記得，由於瑪凱塔當時很想知道這些侏儒究竟是什麼樣子，澤馬內克一本正經地肯定說，齊庫拉教授——瑪凱塔和同學們有幸常在學校講台上見到的那位——就是侏儒的後裔，他的父親或母親，二者中有一個是侏儒血統。據說烏爾講師曾經告訴過澤馬內克，記不清在哪個暑假，他和齊庫拉夫婦同在一家旅館下榻。那兩人相加不到三米高。一天早上，他不知夫婦倆仍在睡覺，撞進他們的房間，一下子呆住了：兩人同在床上，但不是並排，而是頭腳相連，齊庫拉蜷身在床尾，妻子睡在床頭。
「是啊，」我加以證實，「既然如此，那麼毫無疑問，不僅是齊庫拉而且他的老伴，籍貫都是捷克山區人，出身於侏儒族，原因是，一個在另一個腳下躺著睡覺是這個山區所有侏儒的返祖習慣。再說在往昔，侏儒族從來不按圓形或方形來營造棲身之所，而總是造長條形，因為不僅夫妻如此，就是整個氏系都習慣於排成串睡覺。」
在我覺得天昏地黑的時刻，當我想起那天七嘴八舌胡謅的情景時，心頭似乎閃現出一點點希望的火花。馬上就要由澤馬內克來處理我這個案子，而他既了解我愛逗樂的作風，又熟知瑪凱塔，他會理解到我寫給她的那張明信片無非是惡作劇罷了，和一個大家都挺喜歡又常和她一起鬧著玩的姑娘逗逗趣兒罷了。於是，我一遇見澤馬內克，就趕緊把我的麻煩告訴他。他仔細聽了，皺起眉頭說他會考慮的。
然而，我的日子難挨；我還和以前一樣去聽課，等待著。我老是被叫到各級黨委，他們著力於確認我是否是某個托派的嘍啰；我則竭盡所能地表示我連什麼是托洛茨基主義還不甚了了。我拚命去捕捉那些來調查的同志的每一個眼色，恨不能從中分辨出一絲信任來。偶爾也有這樣的機會，我竟至於對這樣的目光念念不忘，耐心地期待著從中迸發出一絲希望。
瑪凱塔始終迴避我。我很明白，她的那種態度和我那張明信片事件有關，所以出於自尊心，也出於懊惱，我不肯問她任何事情。不過有一天，她自己在學校走廊里把我攔住了：「我想和你談件事。」
於是，在相隔幾個月之後，我們又一起出去散步。秋天早已來臨，我們兩人都縮著脖子，裹在長長的雨衣里——那個時代大家都穿這種衣服（那是一個絕對不講美的時代）。天下著濛濛細雨，碼頭上的樹木光禿禿地一片黑色。瑪凱塔一一告訴我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她當時在假期培訓班，同志們和領導忽然把她找去問她是否收到一些信件。她說是。他們問是從哪兒寫來的。她說是媽媽給她寫信。還有別人給她寫嗎？偶然也有，一個同學。她說。你能說說是誰嗎？他們追問。她說了我的名字。他給你寫些什麼，這位揚同志？她聳聳肩膀，因為說實在的，她不想提起我明信片上的那幾句話。你也給他寫信嗎？他們又問。寫了，當然。她說。他寫的什麼？他們問。她躲閃地答道，談些培訓班等等的事。你喜歡培訓班嗎？他們問她。喜歡，很喜歡。她回答。那麼你這麼給他寫了嗎？是的，當然了。她答道。那麼他呢，他說什麼？他？瑪凱塔躲躲閃閃地反問，你們知道，他這個人很怪，你們要是知道他就好了。我們知道他，他們說，而且我們很想知道他給你是怎麼寫的。你能不能給我們看看他那張明信片？
「你可千萬別怪我，」瑪凱塔補上一句道，「我完全是沒法子才給他們看明信片的。」
「你不要道歉，」我對瑪凱塔說，「其實他們在找你談話以前早就知道了，不然的話，他們不可能找你去談。」
「我一點也不是想道歉，而且我也並不因為把明信片給他們看了而感到難為情，你千萬別想錯了。你是個黨員，黨有權利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你是怎麼想的。」瑪凱塔反駁我說。她後來告訴我，我給她寫的內容把她嚇壞了，因為我們人人都知道托洛茨基是我們最兇惡的敵人，我們的一切奮鬥目標和生活理想，他都反對。
我又能向瑪凱塔怎麼解釋呢？我請她講下去，說說後來的情況。
瑪凱塔說他們讀了明信片的全文，露出驚愕的神態。他們問她怎麼想的。她說這太不像話了。他們問她為什麼當時不直接把明信片送到他們那兒去。她聳聳肩膀。他們問她是否不知道應該提高警惕這一條原則。她低下了頭。他們問她知道不知道黨還有很多敵人。她對他們說是知道的，可是她不認為揚同志會是……他們問她對我是不是很了解。他們問她我這個人怎麼樣。她說我這個人很怪。毫無疑問，她認為我是個可靠的共產黨員，但有的時候會講一些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不容許說的話。他們問她比如說是哪些話。她說具體記不起來了，不過她說我這個人拿什麼都不當回事。他們說這張明信片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她對他們說在很多問題上她都和我爭論。還有她對他們說我在會上發表的意見經常是和大家、和她不一樣的。按她的話說，我在會上非常積極熱情，但和她在一起的時候，我拿什麼都大開玩笑，對一切都嗤之以鼻。他們問她這樣的人她是不是認為還可以做共產黨員。她只是聳聳肩膀算是回答。他們問她，如果黨員全在散布希么樂觀主義是人民鴉片之類的言論，黨還能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她說黨要是這樣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了。他們對她說這就夠了。還說，她目前什麼也不要向我提起，因為他們要監視我後來寫些什麼。她告訴他們，她再也不想見到我了。他們批評她說這不對，相反她還應當繼續給我寫信，至少暫時還要寫，好讓我充分暴露。
「那麼後來你把我的信件都給他們看了？」我問瑪凱塔，我記起了自己那些感情的傾吐，心裡真覺難為情。
「我有什麼辦法？」瑪凱塔說，「可我這邊出事以後，我實在沒有心思再給你寫信了。我還不至於到喜歡給人當誘餌而跟人通信的份上！後來我只給你寄過一張明信片，以後就斷了。我不想碰見你，因為人家不許我向你透風，再說我也怕你來問我，那樣的話我就不得不硬著頭皮跟你說假話了，我說假話心裡不舒服。」
我問瑪凱塔既然這樣，今天又為什麼要來找我呢？
她說是因為澤馬內克同志的緣故。開學後的第二天，他在系裡過道上碰見她，把她帶到一間小辦公室，那是理科系黨組織的書記處。他告訴她，他已經收到一份報告，談到我給她寄明信片到培訓班的事，明信片上寫的是反黨言論。他問她究竟是哪些言論。她說了。他問她的看法如何。她聲明譴責這種言論。他說這樣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