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里卡爾
一眼就可看出，昆德拉的《慢》與他以前的作品有兩個不同特點。
首先，這部小說篇幅不長，第一版是一百五十四頁；內容簡短，才五十一小「章節」。自從《玩笑》（全球版，三百九十五頁，七部分，七十二章），尤其《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三百九十四頁，七部分，一百四十五章），《不朽》（四百一十二頁，七部分，一百一十三章）發表以來，我們已經學會把昆德拉的「尺寸」，跟內容豐富、結構龐雜去對號，《慢》則與此形成顯著的對比。如果說在昆德拉作品中對內容收縮與相對簡潔已有預兆，那可能指短篇集《好笑的愛》或《笑忘錄》的不同部分；但是這些短篇和部分本身並不是獨立完整的故事，它們是穿插在一個更大結構中的組成部分，也由此顯出其中的主要意義。昆德拉創作《慢》時，第一次採取一種新形式，不妨稱為短小說。短小說的美學從敘事要求緊湊「迅速」來說，跟短篇的美學是接近的；但是從結構擴散與「漫遊」來看，又跟短篇小說是遠離的。「漫遊」中情節、人物與「聲音」——故事、議論、「身世」感嘆——在這個單一而又複合的空間（書中以高速公路包圍中的城堡-酒店和花園為喻）自始至終攪混一起，相互衝撞。
另一個特點；在昆德拉作品中《慢》有一個迥然不同的「開創性」特徵，這當然因為這部小說是直接用法語寫的。這件事後來果然引起了民族主義的反應，但是這些反應跟小說的真正目標很少關聯，目標在另一個意義重大得多的層次上。確實在這種用語改變上，在這種對語言至少是理論性的「冷漠」上，包含對一種小說觀念的肯定，這觀念跟當前的文字崇拜也是很少關聯的。根據這種崇拜，根據這種偶像崇拜，文學，包括小說，只是一種文字遊戲，有時聽任語言的資源和「不可覺察的」權力的支配，有時瘋狂追求一個「風格」，也就是說自詡為標新立異的遣詞造句，拼湊成一篇「文章」，文章本身就是根本與目的。這樣寫成的小說經常輕佻空洞，書中可以看到一種寫法自成一體，也可以聽到一種個性化的「聲音」，但是這個寫法那麼觸目，這個聲音那麼嘈雜，叫我們除此以外也看不到、也聽不到什麼別的了。就拿今天用法語寫成的小說來說吧，大部分作品刪除寫法的花哨和修辭的「大膽」後，再用簡約的散文重敘一遍，那時你們看會留下什麼。
《慢》正是用這種「簡約的散文」寫成的。書里這種散文是最直接，最不花哨，同時也最柔軟，尤其是最精確的法語散文。作者的個性和「簽名」鮮明奪目，絲毫不見褪色。不管怎樣，這還是昆德拉，《生活在別處》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讀者，在這部書里讀到的依然是熟悉的昆德拉風格和修辭。這種散文之美——不論是譯成法語的還是直接用法語寫的——首先在於它謙遜，它拒絕自我欣賞，也就是說它不追求表面效果，而是最大程度配合全局氛圍和出場人物，因為首先是人物以及他們的姿態、生存和關係中的「數學」因素，組成小說的真正材質。在這些條件下，語言與文字（一切當然通過它們發生的）從某種意義來說必須迴避，讓人遺忘，因為正是由於這樣遺忘，這樣避開讀者的欣賞，它們才能充分實現自己的價值，達到這個最高品質：恰到好處。
這兩個特點——簡短與法語創作——不論多麼令人驚訝，總的來說還不是主要的。跟昆德拉以前的作品相比，《慢》的最大創新之處，在小說的一幕中得到最恰當的表述，這是薇拉第一次醒來，責備她的小說家丈夫：
你經常跟我說，你要寫一部通篇沒有一句正經話的小說。
思索這段話，不但走近了《慢》，也是走近了昆德拉全部小說作品的主要意義。
究竟什麼是「沒有一句正經話的小說」，什麼是「逗人一樂的大傻話」的小說呢？從昆德拉「理論」角度來看（如《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還有穿插在昆德拉小說里的全部評論），這可以說是一種絕對小說，一部純化小說，剔除了一切不是小說的東西，一切不屬於小說本位的東西；也就是說保持散文的本位，笑和不確定的本位，總的來說撒旦的本位。在《被背叛的遺囑》中，昆德拉把小說說成是「道德審判被懸置的疆域」；也可以更廣泛地說這是「不正經」的範疇，這決定了小說的固有領域和揭露能量：這是一個正經被懸置的領域。在這裡一切動不得的東西，一切自稱惟一和無辜的東西，一切道貌岸然強加於人的東西，立刻會被在其中流轉的無限輕的空氣，懷疑與可笑的空氣，溶化、侵蝕、兜底翻。在這種空氣的吹拂下，生存、身份、言辭都剝下了面具，暴露出幕後新聞、弄虛作假、誤會、既可笑又讓人痛快的真實情況。
小說因而是經受不正經考驗的生活。我說得不錯：考驗。因為不正經，若帶來輕鬆的話，同時從動搖基礎這一點來說，卻也是十分殘酷的，因為生命（我的生命、其他人物的生命）都是在這些基礎上建立自己的意義與價值的。因而說昆德拉的小說歸根結蒂都是具有道德與形而上學的破壞性的故事。但是破壞並不是不經鬥爭，也就是說不遇到抗爭就完成的。人物通過抗爭試圖拯救他直到那時對自己的生命、慾望、命運所賦予的那份正經，現在生命、慾望、命運受到了不正經的腐蝕性風氣的攻擊，變得脆弱，有崩潰的危險。一些人物，如《玩笑》的主角路德維克，《愛德華和上帝》（收入《好笑的愛》）的主角愛德華，或《笑忘錄》的女主角塔米娜，堪為這方面的典型人物。
這是因為生命、自我、愛情、詩、歷史、政治，一切使我相信自己與世界的東西，都是絕對需要正經才得以存在的。因而這一切都要跟崩潰進行抗爭、較量、抵制。以至於一個完全不正經的人生顯得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更可以說，像一個極限點，意識上的一條地平線，當然是消極的，但總是地平線，像一切地平線，既近又遠，既清晰又不可企及。
對「沒有一句正經話的小說」也可說同樣的話。這似乎提到一種絕對小說，一種極限小說，小說的一種理想，從某種意義來說，也是福樓拜心目中的「什麼都不談到的小說，……依靠文筆的內在力量挺然而立」 ，或者瓦雷里所說的「純粹的詩，……詩人的慾望、努力與力量的理想極限」 。作為純粹的詩，就是排除任何散文痕迹的詩，同樣，據昆德拉的意思，純粹的小說中不存在任何「非小說」成分，也就是「正經」成分。
於是就像薇拉提到的，「正經（保護著）」；它保護著小說家不受「等待著」他的「狼」的襲擊；但是它還保護小說家自己，保護狼自己和讀者不受小說及其滲出的致命毒素的影響。這裡當然會想起昆德拉對「卡夫卡學」，對拉伯雷或海明威作品遭到正經可怕的歪曲評論時所能說的一切話……但是昆德拉本人的小說又有怎樣的遭遇呢？直到目前為止，薇拉說，「正經保護著你」。對他在《慢》以前出版的作品作出這樣的「評論」應該怎樣理解呢？《玩笑》、《告別圓舞曲》、《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都是些「正經」的小說嗎？
事實上，應該把薇拉的看法當作一個諷刺的，也恰是不正經的看法：在以前的小說里保護著「狼」的那個正經，是狼自己為了滿足自己的欲壑而在裡面找到的正經，也就是說，可以給他們作為誘餌的一切，而捨棄了這些小說中的根本的、不正經的、因而不可容忍的意義。舉例來說，在《笑忘錄》以前，甚至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以前，他們自我陶醉，在昆德拉作品中讀到了一名不同政見者提供的催人淚下的「證詞」；然後，在《不朽》中是另一份「證詞」，這次提供的是一名厭惡西方民主制度罪惡的老不同政見者。這樣，正經安全了，狼的良心也隨著安全了。
但是這類誘餌在《慢》里就不那麼好找了，書中沒有多少「思想」或者「立場」作為依據。書里一切都浸泡在笑與輕的凈水裡。就像在閱讀拉伯雷、狄德羅，在觀看木偶戲、啞劇。大家都在不正經世界上赤裸裸，瘋癲癲，作秀，高唱凱歌。
《慢》利用不正經的浪漫幻想資源和可能性，繼昆德拉的其他小說之後，提供了一個新的寫照。具體來說，這部小說是用不正經的兩大調式來演奏的，兩者的對位配器是小說結構的鑰匙之一。這兩種調式，一種可以稱為滑稽模仿調，另一種稱為抒情調。這與對待不正經世界的兩種態度是相呼應的，或者說得更確切些，跟生存中的兩種可能結果是相呼應的。
第一種調式當然又明顯又可笑。在《慢》一書中，滑稽模仿調式反映了聚集在城堡-酒店的「當代」人物的面目與歷史。在沉睡的薇拉周圍，城堡-酒店也就成了一座舞台，演出一幕媒體-色情大鬧劇，笑料迭出，一個比一個詼諧風趣。這裡的喜劇性主要表現在人物的無意識性，也就是說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的處境與命運的不正經。從杜貝爾克到捷克學者，從貝爾克-伊瑪居拉塔到文森特-朱麗，都多少屬於出色的昆德拉無辜者畫廊（弗萊希曼、埃萊娜、雅羅米爾、愛德維奇、洛拉），他們行動，他們思想，彷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