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給予太明的印象，是嘈雜、忙亂、人多、車輛也多。電車和汽車發出恐怖的音響，不斷地往返穿梭，一切都顯得異常忙亂。在人行道上步行，一不留神，就會和別人撞個滿懷，人人都很緊張。這在悠閒的臺灣農村出生的太明看來，他們與其說是在街上步行，毋寧說是在賽跑。他想：東京這地方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忙人？
到東京來以前，他曾到京都去拜訪一位朋友，對於這個古都，立刻發生極佳的印象，那裡的居民、街道、景物，一切都顯得靜謐和安定，而且都有良好的品格。那裡有悠久的歷史，以及經過漫長歲月孕育出來的高度文化。所接觸的人物都非常和藹可親，甚至食堂侍者、旅館下女、公共汽車女車掌、百貨店女店員……，都極有教養；尤其青年女性那種優美的氣質，給予太明很新鮮的印象，太明認為這是一個美麗的國土，和一群可愛的人民。
東京不像京都那樣靜謐，是一個容易使人神經疲勞的都市。不過，那兒的人們卻很溫文。太明在任何地方向人問路，他們都熱心地、不厭其煩地告訴他，而且他們說話的口氣，也決不像臺灣的日人那樣粗魯。連警官看來也很和氣。太明雖然是個生客，但卻很順利地尋到他的目的地——師範學校同學藍某的宿舍。藍在快要畢業的時候，為了一點細故和教師發生爭執，中途被校方退學，他就藉此機會到日本去留學，進了明治大學法學院，他自己私下打算，將來要立志當律師或做大官。
太明從師範學校的時期開始，就時常和藍辯論，二人的人生觀和思想雖然不同，卻由於這種「敵對意識」而結為好友。藍的性格偏激，所以他的議論動輒趨向極端；太明則比較採取中庸之道，因此二人總是不斷地爭論。不過，有時他們的見解也有相同的地方，只是各人所採取的路線和方法不同而已。
太明一到東京，便獨自到藍的宿舍裡去看他，剛巧藍在宿舍裡沒有出去。雖然二人別後幾乎沒有通過信，但相見之下，依然像昨日剛分別似地，顯得非常親熱。如果要說有什麼改變，那就是由於藍多過了幾年留學生活，已經儼然有些長者的風度了。
「太明！」
藍對太明說：「無論怎麼說，臺灣總是鄉村，你的思想在這兒是不合適的，希望你從頭學起！」
這話的意思原是很好的，誰知他又接著壓低聲音勸告太明說：
「你在這兒最好不要承認自己是臺灣人，臺灣人的日本話很像九州的口音，你就說自己是福岡或熊本地方的人好了。」
這幾句不中聽的話，使太明覺得很不愉快，他最討厭這種自卑感。太明這種不愉快的情緒，在宿舍下女端進晚餐來的時候，越發高漲起來。那是因為藍以朋友的身份替太明介紹那下女以後，下女問起太明是什麼地方人，藍竟搶先回答說：
「跟我一樣，是福岡縣。」
太明因藍當面撒謊，而且那是與自身有關的事，因此更使他厭惡。由於羞恥和屈辱，他的兩頰頓時脹得通紅，恨不得當場說明真相。但為藍的立場著想，他又不能這樣做。那下女若無其事地坐在旁邊服侍他們吃飯，太明卻不願意和她說話，只是默默地顧自吃飯，他意識到自己和藍之間，已經產生了一條鴻溝。
不過，除了這一點以外，藍仍是一個熱心的友人。他的宿舍裡並沒有空位，但他依然要太明在沒有找到住處以前，暫時和他住在一起，一面再去找房子。照說太明是不願意這樣做的，他想自己和藍住在一起，跟著他說謊，不如自己另外找房子住下來，從頭開始堂堂正正地承認自己是臺灣人好得多。
當晚，太明心神舒暢地給爺爺寫了一封報告平安到達的信，寫完以後，他又想給調差以後消息阻斷的內籐久子寫一封信，但接著他想起久子給他所吃的苦頭，終於沒有提筆。
「如今久子對於自己，恐怕已完全斷絕關係而視同路人了，給她寫信還有什麼意思呢？倒不如置之不理自然得多……」經過這樣自問自答以後，太明終於決定不給她寫信。接著，他又想起瑞娥的事，照現在的情形看起來，瑞娥對他所表示的善意，的確使他非常感動的，但他也沒有給瑞娥去信。他想：現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忘卻過去的一切，專心一意地求學。
當夜，他和藍抵足而眠，太明雖然私下覺得自己與藍之間已產生了隔閡，但因久別重逢，二人依然暢敘離情，幾乎整夜不曾入眠。未幾，天就朦朧地亮了。
從第二天起，藍也幫著太明找房子，幸而第三天便找到了——那是一個陸軍軍官遺孀的房子，家裡只有一個女兒和一個正在上學的兒子，環境相當安靜舒適，太明立刻簽了租約，當天就搬進去了。從那天起，他便不再隱瞞自己是臺灣人，房東的家人對於這事也毫不在意，而且並不把他當作外人。
太明在那家住定以後，便開始準備功課，並且進了補習學校，準備投考臺灣留學生甚少投考的物理學校。房東的家人並不妨礙他做功課，除了藍偶爾來談談以外，並沒有什麼客人來訪他，因此那環境對於做功課是極其適宜的。房東的女兒鶴子，對太明的起居照顧得很周到，這使太明的生活，像在沙漠中發現綠洲似地獲得一些滋潤。
星期假日，太明因功課做得太疲倦了，早晨總是睡得很遲，樓下傳來鶴子彈琴的聲音，那是一種靜穆典雅的旋律，就像她的賢淑和美麗一樣。太明凝神地諦聽著，不覺又想起內籐久子她們的往事，他和久子那些憂傷的回憶，使他好像觸著舊創傷似地感到痛苦。於是，他又轉而想起比內籐久子更美麗、更富於教養的房東女兒，渴望能從她的身上獲得一些慰藉，想到這裡，他又自言自語地說：
「絕不再想女人的事，只有專心求學才能克服一切問題！」
藍有時來看他，總是用激烈的語調爭論各種問題。他帶了一本學生雜誌《臺灣青年》給太明，勸他加入他們的組織。藍走後，太明獨自翻開那本雜誌看看，內容都是些極富政治色彩的文章，很容易使血氣方剛的青年讀者激起憤慨、昂揚的情緒，太明卻覺得自己不能跟著他們走。他很明白臺灣青年已被捲入政治的漩渦，但他自己至少還有一個求學的目的。如果所有的青年都投身政治而不從事學問，臺灣的學術園地無疑地將會荒蕪，正如曾導師所說：「青年的事業不僅是政治一途，此外還有藝術、哲學、科學，以及實業等各種事業在等待他們，而且每種事業都是極有意義的。」這樣說來，自己大可不必為政治的騷擾所苦惱，而毅然走上研究科學的康莊大道，這是太明的論點；但他卻不能心安理得地達到這種目的。就像藍某次提出的偏激的反對論調一樣：「如果臺灣青年做任何事業的先決條件，必需先解脫他們自身的政治束縳，那麼臺灣青年所能走的路，也就只有政治一途了。」太明由於思緒紊亂，竟像走入茫茫迷途似地，分辨不出那一條才是正確的途徑。不過，他對於藍堅決邀他加入組織，始終以準備考試為藉口，並沒有答應下來。
流光似水，太明終於考取了物理學校，他是臺灣人中唯一考取物理學校的學生。入學的那天晚上，藍帶了一個姓詹的朋友來向太明祝賀。那些政治運動的信徒們，竟連這個機會也不肯輕易放過，他們發表了許多議論，要拉太明加入他們的組織。藍帶來的那個姓詹的朋友，是個眼光銳利觀察力很強的政論家，他甚至引用漢代因欲削弱王侯勢力而實施推恩制度的先例，指摘「日臺共學制度」的矛盾；共學制度，也是在「一視同仁」的美名下，做成差別的。例如皇民化也不夠啦、家庭日語化不足啦，或用其他種種的理由把臺灣人子弟的入學數作限制。這是扼殺人材的制度。接著又痛述臺灣製糖事業的「地域限制政策」，實不啻抑制當地土著的資本。（當時臺灣為保護製糖事業，實行所謂「地域限制政策」，即甲地所產的甘蔗，不能運銷於乙地。）這種政策阻止了自由競爭，以致價格僅由單方決定。嘉南大圳方面因實施「三年輪作制」，致使投資於土地的臺灣人陷於絕境……。
缺乏經濟常識的太明，對於詹所說的話雖不能完全理解，但總覺得其間似乎也有矛盾的地方。那種政策雖然不合理，但他認為目下是無法可想的。
「不過，對於我說起來，還是以學問為最重要。」這是太明唯一的遁詞。
藍等見太明猶疑不決，只得怫然而返，二人原是特意來祝賀太明入學的，結果反而弄得不歡而散。
太明懷著空虛的心情，一骨碌躺在地蓆上，心理一直考慮著自己與藍等之間那條無法彌補的鴻溝。但他覺得自己和豪情奔放的他們比起來，似乎過於貪圖安逸，因此在他的心靈深處，難免對自己發生一種厭惡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