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由傅恩榮先生譯自日文原稿，並經黃渭南先生校閱。
———————————————
中文版自序
這篇小說，如小說中的主角一樣遭到很多苦難和知己。第一次日文版出版時，承印的《民報》因事被封閉，第五冊雖已印好，亦被封鎖在內，等了八個月，啟封後才知大部分已散失了。幸得校對原稿尚存，不然這篇小說就沒有機會和讀者見面了。
這篇小說出版後，獲得很多知己。本省人士不消說，日本人亦不尠。其中京大教授工藤好美先生，極力慫恿在日本出版，於是介紹「雄鷄社」預約出版，不幸在過程中，該社遭到經濟困難，終於胎死腹中。嗣後雖有早坂一郎博士及曾受過日本新潮賞的女作家坂口䙥子女士，也想介紹給日本文壇，奈因該時日本的戰瘡未癒，無法兼顧，所以也不曾達到目的。
一直等了十年，這篇小說又遇到一個知己，那是上野重雄先生，他很熱心地奔走，才找到出版社「一二三書房」，本篇在臺出版原名《胡志明》，因與人名巧合，恐被誤會，故改為《亞細亞的孤兒》而出版於日本，可是好事多磨，出版不久，該社社長中澤富美雄先生逝世，所以，再版又改由廣場書房出版，隨之改名為《被弄歪了的島》。同時又得了中國通的大家村上知行先生及中村哲教授的序文，又得都立大學總長文學博士矢野峰人先生之封帶介紹，因此引起日本文化界的注目。於是，《中央公論》昭和三二年七月號及《朝日新聞》（朝日畫報臺灣特輯號）對這篇小說大事評論，其他東京《內外時報》及《愛光新聞》亦有論評及介紹。尤其是有許多讀者來信，對我表示稱讚，在臺做過皇民奉公會本會宣傳部長的大澤貞吉先生，看過這篇小說後，很坦白地寫信給我說：
「——我的讀後感想：是寫那樣的日文的苦心，換一句話來說，能做那樣的文章，在日本統治下被弄歪了的老兄之辛苦，我實在深深地表同情。完全是像那篇小說內容一樣的日本統治是事實的。到了現在，日本人官吏（從前在臺的）看到這篇小說，不知道有什麼感想呢？這是我感到興趣之一。可是對那樣官吏的作風共擔負了一端的我，也感覺到應該是反省的機會了——」
還有一件真有趣的事，有一日，臺灣機械工業股份公司辛董事長，帶一個日本技師杉村敏夫氏來訪。他說：我在臺服務了三年，現在要回日本，因為看過先生著作的《亞細亞的孤兒》，深為感動，特來致敬。說罷，拉我的手，握了又握，很高興地回去。
回想我寫這篇小說的動機，是因為我們在殖民地生存的本省知識階級，任你如何能忍耐善處，最少限度也要遭受到像這篇小說中的主角一樣的精神上的痛苦的。所以，我寫這小說來給有心的日本人看看，並且留給我們後代的人知道。
說來，這篇小說真是富有數奇之命運，這次又幸蒙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學士傅恩榮先生譯成中文，並得黃渭南先生校閱。
這篇小說在日本出版時，為節省紙張關係，刪削很多，所以這次又再加入，並改訂多少，暫為定稿，才著手翻譯而付梓，於今，始與讀者見面，雖是一本小小的東西，可是已歷滄桑三十年，痛定思痛，我感到無上光榮和興奮。
——民國五一年三月序。
———————————————
日文版自序
世界如今又變成灰色了。如果探索它的底流，不一定沒有潛藏著可怕的事情吧！
歷史常是反覆的，歷史反覆之前，我們要究明正確的史實，來講究逃避由被弄歪曲的歷史所造成的命運的方法。所以，我們必須徵諸過去的史實來尋求教訓。
《亞細亞的孤兒》這篇小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即一九四三年起稿，一九四五年脫稿的，它是用臺灣在日本統治下的一部分史實來做背景。那時不論任何人都不敢用這樣的史實背景來寫小說，而把它照事實沒有忌憚地描寫出來的。
原來胡太明的一生，是這種被弄歪曲的歷史的犧牲者。他追求精神上的寄託，遠離故鄉，遊學日本，飄泊於大陸。但，畢竟都沒有找到他安息的樂園，因此，他一生悶悶不樂，感到沒有光明的憂鬱，不時憧憬理想，但卻反被理想踢了一腳，更又遭遇到戰爭殘酷現實的打擊，他脆弱的心靈破碎了。
「唉！胡太明終於發瘋了！
果是個有心的人，又怎能不發瘋呢？」
寫到這裡，我本欲擱筆。忽然想起執筆當時的情境，覺得言有未盡之感，所以在此將當時的狀況敘述一下。
一九四三年的戰爭，對日本是個存亡分野的戰爭。故不得不施行其極端的戰爭政策，因此自然而然分為時局投機者和厭戰者兩類，前者頌揚戰爭，推波助浪，後者被嘲為非國民。同時臺灣人也是同樣被分為皇民和非皇民的。
在此矛盾中，難免發生不平、不滿、猜疑、嫉妒等情形，於是謠言百出。到了馬尼拉被美軍佔領以後，大家推測美軍再由什麼地方登陸呢？香港、臺灣、琉球等，總有一個地方被瞄準的。萬一在臺灣登陸呢？日本的軍部不知用何方法來動員臺灣人的知識份子，那是一個問題。知識份子都受到謠言的恐怖，戰戰兢兢不知所措，完全沒有主意了。
可是，筆者對那個恐怖，卻被心裡急著要完成這部小說的衝動所壓倒。當時筆者所住的房子，前面是台北警察署的官舍，一連排著十數間，其中也有熟悉的特高兩三人。在這環境下，要寫這部小說的第四篇、第五篇是大不方便的，因此有點兒畏縮感。可是，諺云：「燈臺下照不到亮光」，出及不意，反而安全，這樣想著就沒有遷居了。但也不能不防萬一，於是寫好了就藏在廚房的炭籠下面，有了一些數目就疏開到鄉下的故鄉去。
而今回想起來，好像有點兒傻得可笑。可是在那時代，實在也不得不這樣，如果被發現到的話，不論事屬好壞，馬上被認為叛逆或反戰者來論罪，命必休也。
雖然那時候，已微露了歷史是必然有轉向的動態，但無意義的犧牲仍然應該迴避的。可是空等著時機又覺得難耐，空襲愈來愈加劇烈，不曉得在何時何地會逢其不測，不能預料。忽然湧起一種衝動的感情，急急要完成這部小說。現在一想，幸虧在那個時候，一鼓作氣地寫起來，不然的話，現在要寫也就不容易了，縱使能寫出來，也不能透出當日的實感，因之作品也許會變了質吧！至於這部小說的好壞暫且莫論，只是第四篇、第五篇實為作者冒著生命之險的作品。
現在這部小說能夠在日本出版，筆者的高興是超過想像的。如果讀了這部小說，多少有益於讀者的話，那是斡旋出版的文友上野重雄、中澤富美雄及神田孝一先生之熱心贊助所賜的。
最後，關於本書的出版，十年如一日，鼓勵筆者的工籐好美教授及中村哲教授、杉森久英先生、村上知行先生、矢野東京都立大學總長等精神上的支持，謹致萬分的謝忱。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