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孩子問，「歐洲人還沒有仇視和害怕德國佬的時候，歐洲是什麼樣子？」
男子沒有回答。他坐在那兒，整個人被攤開的報紙遮住了，只能看到鑲邊卡其布衣袖裡露出的雙手、下身淺色無翻邊的華達呢褲子和腳上的系帶軍用鞋。珍珠港事件發生的那個星期天，他是一位事業有成的建築師，一個丈夫和父親，年紀尚未到四十。第二天，他就翻出了早年就讀軍校時的舊檔案。如今他可是一名專業技術中尉了，剛學完進修課程，在家休息三天，下一步還不知道被派到哪兒去服役。
他沒有回答孩子的問題，甚至連手裡的報紙也沒動一下。他正在看的不是內頁中的專欄標題，而是一個圖片標題：納粹州長佐德尼亞被伴侶殺害。標題下方有兩張模糊不清的遠距離照片：一張是陰冷、油光滿面、英俊的普魯士人的臉。他從來沒見過這張臉，如今也看不到了，自己也不想看到；另一張是女人的臉，他曾見過一次，以後再也不想見它了。女人的臉比他十五年前見到的時候略顯蒼老，如今看起來不再是鄉下人的臉了。四五年過去了，經過權力、毀滅、苦難和鮮血等盛典成功洗禮後，臉上那些高山幽谷的痕迹已經被永遠地抹去了，那張臉已不再是一張鄉下人的臉。在兩張臉的下面，印著三行加框的文字，看起來就像是一則訃告：
本報貝爾格萊德消息
德國佐德尼亞州州長，馮·普魯科納將軍，上周被陪伴其多年的一個法國女人刺死。
「她可不是法國人。」男子說，「她是瑞士人。」
「什麼，爸爸？」孩子問，「你剛才說什麼？」
我們走到大半山腰時，又能見到太陽了。越過鏟雪機堆起來的一道彎彎曲曲、污濁不堪的雪牆，放眼望去，我們腳下的整個山谷都沐浴在陽光中，彷彿披上了一層靜謐的、金色的外衣，又好似一泓池水般靜止不動，那搖曳著紫色光影的谷底積雪似乎懸浮了起來，教堂的尖頂、高聳的煙囪，還有群山的側翼，都籠罩在慢慢退卻的最後一抹暮色中。寂靜無聲的塔頂、煙囪和山峰直挺挺地刺向空中，山頂上常年不化的積雪閃爍著玫瑰花、藏紅花和丁香花的色澤，而山谷中已經是春天了，遠在巴黎的栗子樹也早已鮮花綻放。
這時，我們看到了葬禮。多恩在髒兮兮、坍塌的護牆處停下來，舉起蔡斯單筒望遠鏡朝山谷里眺望。望遠鏡是他用五十里拉的價錢從米蘭的一家當鋪買來的，雖然只有一個透鏡。但是多恩說，買它只不過花了兩美元四十幾美分，一個無透鏡的蔡斯望遠鏡也值這些錢呢，印有蔡斯簽名的兩罐番茄醬也值這個價了。但在那個年代，它肯定是蔡斯公司製造的上等望遠鏡了。不過眼下，在當你強忍著用一隻眼往裡看，而另一隻眼無處可望時，你會感到眼珠子彷彿要從眼窩中被拽出來似的，就像從磁鐵上拔掉一粒鋼珠球。不過，我們很快發現，每隔幾秒，將望遠鏡換到另一隻眼，就不至於太累。多恩叉開雙腿，靠在髒兮兮的護牆後面，就像一位站在輪船橋樓上的海軍軍官。多恩是加州人，他的大塊頭身體好似一台穀物升降機。「我喜歡雪。」他邊說邊轉一下望遠鏡，「在我們老家，除了好萊塢，別的地方都見不到雪。明天我們離開瑞士時，我要把望遠鏡的那頭塞滿雪，也好記住你。」
「塞雪也許對望遠鏡有好處。」我說。
「要不塞一塊牛排吧。」他說。
接著，我注意到了，有那麼五六秒、然後八秒、十秒左右的時間，多恩都沒有動望遠鏡了。我覺得我的眼珠子彷彿也在經歷那種難以忍受的時刻，熱辣辣的淚水模糊了雙眼，很快就要迸發並噴涌而下了。這時多恩放下望遠鏡，扭過頭，眼裡淚汪汪的。當淚水從臉上流下來的時候，他微微低下頭，好像鼻子正在流血一般。「他們抬著一個人呢。」他說。
「抬著一個人？」我問。我拿過望遠鏡，切身體驗到了那種難受的感覺：一顆眼珠子似乎要從眼窩裡被拽了出來，還把另一顆眼珠子給牽扯動了，彷彿要越過鼻樑去填補那個空缺出來的眼窩似的。我來迴轉動著望遠鏡，也看到了這些人，他們正在山谷下蠕動著，人影黑乎乎的小小一團，正往村子走去，蠕動著的長影投射在身前的雪地上。首先是一個黑點，然後是兩組黑點抬著屍體，後面跟著一個黑點，還有一行黑點。緊跟在屍體後面的那個黑點穿著裙子。
「前面那個人是位牧師。」多恩說，「把望遠鏡給我。」我們兩個輪流看著，但是每次都沒能從他們的身後發現什麼，只能看到山腳下有一堆岩石，他們剛才就是從岩石背後走出來的。附近沒有停放屍體的房子或小屋，那兒只有雜亂的岩石和無聲咆哮著的、甚至都不會結冰的懸崖。再往上看，高聳的山脊投下的影子細長得像一根線似的。隨後，我又注意到了蠕動著的黑點踩出來的那道雪溝，不僅身後有，而且身前也有。我把望遠鏡遞給了多恩，用手帕擦了擦臉。「他們是去那兒尋屍的，眼下正往回抬。」多恩說，「他墜崖了。」
「也許那兒有一條小道。一條小路。」
多恩接過望遠鏡，把帶子套到頭上。當鋪的夥計始終沒能找到望遠鏡的包裝盒。說不定是他收了別人五十里拉的錢把盒子給賣了。「他墜崖了。」多恩說，「你不想看看嗎？」
「就那麼回事吧。」我說，「我們走吧。你沒看太陽嗎？」太陽已經落山了。我們站在那兒的時候，太陽早已離開了山谷，只有山頂的積雪還殘存著陽光，猶如雲彩一般顏色緋紅，虛若縹緲，蔚藍的天空也開始泛起了紫色。我們繼續往前走，腳下的道路蜿蜒起伏，漸漸籠罩在暮色中。山村裡已亮起了燈光，光線從水面掠過或從水下泛起時，忽隱忽現，閃爍不定。這時，雪突然消失了。我們把雪留在身後，從積雪中走來，此刻的空氣頓時冰冷了許多，剛才雪光中折射出的一絲暖意似乎也消失了，現在只剩下一片暮光和寒氣。彷彿一眨眼的工夫，我們發現整個村莊往一邊傾斜著。我再一次想起這個國家沒有一寸土是真正平坦的，那山谷里的村莊也只是從上面看下去才是水平的。也許我們從空中往地面墜落時，整個地球看起來也是水平的，也許我們不敢往下看，也許忍不住想往下看。「你還喜歡雪嗎？」我問，「也許我們現在該把望遠鏡塞上雪，要不然一會兒就沒雪了。」
「我這會兒又不太想了。」多恩說。他在前面走——他下山的步伐總是要快些。他先進了山谷，山巒就像雪一樣漸漸從視線中消失了，山谷出現了。幾乎就在一瞬間，山谷變成了整個村莊，道路變成了上坡的鵝卵石街道。他也是第一個到那兒的。「他們正在教堂里，」他說，「有好幾個人去那兒了。肯定有一、兩個人還在那兒。至少還有一個人在。」這時候我也看到了一口小小的、粗糙的方形石棺，看起來可以追溯到倫巴第國王的年代。燭光透過敞開的門扉照了出來，一群人靜靜地圍在門前，有男人，有女人，甚至還有一兩個孩子，那情形同我以前看到過的一個情形何其相似：一群人聚集在亞拉巴馬州一座小監獄的空牆外，等著觀看一場即將實施的絞刑。我們腳下的鞋釘走在鵝卵石的路上咣當作響，聽起來就像是山區貨運馬車的馬蹄聲。多恩依然大步流星，朝教堂斜插了過去。
「等一等。」我說，「就算他墜崖了。那又怎麼樣？我們走吧。我餓了。我們去吃點東西吧。」
「興許他不是墜崖死的呢，」多恩說，「興許是一個朋友把他推下去的，興許是因為打賭跳下去的。我們到歐洲來了，也應該考察一下風俗民情嘛。即使在亞拉巴馬州，你也絕對見不到這樣的葬禮的。」
「好吧。」我說，「假如他——」這會兒，教堂已近在咫尺了。至少在我們去過的歐洲幾個地方，你永遠無法知道一個人講什麼語言，或者不常講哪些語言。我們繼續朝那座看似空蕩蕩的教堂走去，因為能看到的所有人都聚集在教堂外面。我們走過去的時候，人們紛紛轉過頭來默默地看著我們。
「先生們好！」多恩打招呼，「女士們好！」
「先生們好！」過了片刻，有一個人應聲道。他是一個瘦小的男人，五十來歲，樣子不討人喜歡，憑我的感覺像是一個郵差，就像那天等在亞拉巴馬州的監獄外、身背皮革郵袋的那個郵差一樣。其餘的人仍然扭頭注視著我們，直到我們走到他們當中時，他們才收回目光。站在人群中，我們也看到了教堂的裡面——一間石頭砌的小房間，不比一個崗亭大多少，裡面微弱的、冷冷的燭光向上瀰漫開去，照在真人大小、正遭受苦刑的耶穌石膏像周圍，變得暗淡了。燭光似乎加重了我們離開積雪後所感到的那股冰冷寒氣。我們看見了蠟燭、石棺，還有一個婦女跪在石棺旁。她頭戴一頂帽子，身穿一件裘皮大衣，那大衣不像是從瑞士的某個城市買的。牧師正在後面忙著，神態頗像一位忙亂不堪、心不在焉的主婦。另外一個男子，一個村民，正站在過道中段的長椅旁。也許他不是早出晚歸放牧牛群的牧民，但是大山的痕迹在他身上依稀可辨。我們朝教堂里望去，只見牧師從石棺後面走過，在耶穌像下停留片刻。他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