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先生現在僑居日本神戶，亥年已臻米壽（八十八歲），身體健康，筆耕不輟（從他寫給筆者的信看，蠅頭小楷，字跡工整，橫平豎直，絕無顫抖跡象，可證目力與心臟都很正常）。除以自身經歷為素材撰寫回憶錄希圖給後人留下一部信史之外，還寫有《日本華僑經濟史話》一書，一九九四年四月由上海社科院出版，不久即銷售一空。可見內容豐富，備受讀者歡迎。
特別值得大書一筆的是：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神戶大地震，池先生終因德重功高，得免於難，震後夫婦兩老暫住京都子女家中，不久即遷回神戶原住處，一切安好。
下面摘編池老先生在大地震之後給筆者來信的片斷。一者這是神戶大地震親歷者的目擊記，並非「新聞報道」，具有更其真實的史料價值，二者也為關心池老先生健康和近況的讀者提供一些有關他老人家的最新消息。
我家住在神戶市市內一座八層樓大公寓的六樓。一月十七日清晨五點四十六分發生大地震的時候，我們一家都醒著（也不知什麼原因，那天夜裡我一直睡不著覺）。電燈突然熄滅了，房間里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只覺得屋子晃動得很厲害，所有不固定著的東西，包括室內的陳設，書架上的書籍和文稿，廚房、廁所、洗澡間內的雜物等等，全都掉落在地上，乒乒乓乓，響成一片。我急忙從床上滾起來，地上已經滿是障礙物，連走路都困難了。
我妻子住的房間比較寬敞，陳設和用品也比我的房間里要多些。靠近她床頭的一個架子上，放著外孫女用的一台打字機，也掉了下來，離床頭隔板只差幾毫米，稍偏一點兒，就砸到了妻的頭上。這是我家最大的幸運。不然，她一生吃盡苦頭而死於非命，我也就活不下去了。
這次神戶大地震，震級為七度，是戰後最厲害的一次，不是歷史上最厲害的一次。但卻比一九二三年東京、橫濱地區的關東大地震死亡的人數更多，毀壞的程度也更嚴重。
地震後，自來水、煤氣都停了，我們無法生活下去，只好開始避難之行。幸虧電話還通，又正好住在大阪的三兒媳打來電話，說是她那裡受害極輕，要我們到她那裡暫避一下再說。
下午三點多鐘，澳大利亞著名女散文家江靜枝聽到廣播後打電話來詢問我一家安否。她是我已故老友江秀清兄的長女。她是我友好中第一個打電話來問安的，足見世誼之深。
一月十八日上午七時許，我們隨便收拾了一下，一家五口（老兩口兒和長女、長婿及外孫女），雇上一輛出租汽車，就匆匆上路。
一路上車輛極多，公路的路面有被破壞的地方，車流就被堵住。往往每開三五十米，前面就有一二十輛車子排起了長龍。誰也沒有辦法，只好耐心地慢慢兒走。日本的交通管理相當嚴格，儘管道路堵塞，車子開得很慢，可是依舊有條不紊，絕沒有人亂闖亂奔的。從神戶到大阪，從前用不了三個鐘頭，但那天竟開了八個半小時，直到下午三時半，方才到達三子的家。
三子當時在上海。三媳接待我們暫時住了下來。她的房子，是九年前新建的二層樓，還算牢固。地震那天雖然也有些震動，但很輕微，一點兒損壞都沒有。
我們一到三兒媳家，就四處打電話，探詢親人的消息。這次地震，我一家子女近親二十多口，幸多平安無事，值得慶賀。但還有一位青年親戚下落不明。他是我長女婿的侄子，名叫陳檜，才二十三歲，在神戶市日本語學校學習，成績特優，預定今年初報考神戶大學。他一面讀書，一面打工，每月收入大約十五六萬日元。打工的工廠，就是我次子所在的大成公司總公司。正因為有這麼點兒關係，陳檜才能夠在該廠一座三層宿舍樓的二摟佔用一個單人房間。
二兒媳接著四處打電話尋找陳檜。好不容易跟大成總公司的社長原田先生聯繫上，但他的答覆並不明確。據他說：那座宿舍樓的二樓，確實塌平了，住在二樓的人也全部壓死了；但是陳檜是否也在裡面，還不敢肯定。因為一月十六日是日本的「成人節」，廠里放假一天。聽說那天陳檜和一個女友出去玩兒了，如果沒回宿舍過夜，就很有可能逃過這一，至少不會壓死在這座樓房裡；如果半夜後回來，那就很危險。總之當時正在清理現場，發掘屍體，要等全部屍體都清理出來以後才能得出準確結論。
我次子是陳檜到大成總廠打工的介紹人，如今他不在日本，我二兒媳就有這個責任去判明陳檜的生死，而長婿是他的親叔叔，更有責任活著找人死了尋屍，以便向他父母作出交代。於是他們兩人加上我的長女就連夜出發去神戶尋找陳檜。
他們三人在去神戶的途中，一路上人山人海，各種各樣的燈光，照得人眼睛都睜不開。還沒到神戶市，就有政府派出的救護隊攔住去路，不讓他們走進危險地帶。幸虧事先與原田社長聯繫好，由他從公司里派出一輛專車前來迎接，並預先約定由他們三人手執一塊寫有名字的紙牌，在救護隊攔路處等著。果然沒等多久，公司的專車來了，一見紙牌高舉，就來接頭，並與救護隊說明：「他們是遇難者的親屬，去處理後事的。」獲得准許後，請他們上車，直開宿舍現場。
說起來確實難以令人相信：大地震中，該宿舍樓的第三層居然完好無恙，住在裡面的人只有受傷的，沒一個死亡；而二樓卻塌平了，住在二樓的人，包括另幾個房間里的女生，全都死於非命。
這是因為地震波的衝擊，三層樓房是從半中腰「折斷」的，所以一樓沒倒，單單毀了二樓，而三樓只是整個塌下來，裡面的人反倒沒事。地震中間，誰生誰死，真是難說得很。
這時候，死難者的屍體全都發掘出來了。陳檜的屍體，也在其中。更其奇怪的是：屍身上下，居然沒有任何傷痕。看起來，他不是被砸死，而是被封閉在一個死角中悶死的。
九四年陽曆的除夕之夜，陳檜應邀到我家來聚餐，我還頻頻舉杯祝賀他過了年能考上神戶大學呢，不料僅僅過了十六天（第十七天剛剛開始），他就命喪黃泉了。
我們全家人都為他的夭折而悲痛。
我長女因為處理陳檜的後事，不得不暫時留在神戶。辦完了後事，克服種種交通上的困難，步行了很多路，才回到我的舊居去看看。說巧也真叫巧：正好就在這個時候，電話鈴聲響了起來。急忙過去拿起耳機，原來是福州我的親侄兒伯鼎打來詢問我一家安危的。
女兒回來跟我說起此事，我真是又羞又愧，感慨萬千。
自從四年前我家從大阪搬到神戶，就沒給他去過信。是我忘記了他們？非也。回想當年，五哥、五嫂為了送我到日本留學，賣了嫂嫂的陪嫁田產和金銀首飾，給我湊了三千塊大洋，原指望我學成歸國，造福鄉梓的。他們對我恩重如山，終身難報萬一，但是我卻很沒出息，坐了十二年牢，出獄後又當了二十年「賤民」，三十二年的冤獄，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得以平反。在這一段漫長的艱苦歲月中，五哥、五嫂也不知為我操了多少心。如今五哥、五嫂雙雙作古，我哪有一絲半點兒報答過他們的恩情？我也是個「人」啊，所以一直內疚，未敢忘懷。
一九八三年我獲得平反以後，來到日本與家人團聚。當時我有如伏櫪的老驥，也不無「雄心壯志」，想干出一番事業來，以報答包括伯鼎在內的福州親人。怎奈當時我就已經七十六歲，日本的社會，是青年人的用武之地，與我這老頭兒無份。何況我又沒什麼本事，當然闖不出什麼名堂來。為此我灰心喪志，失望透頂，實在沒有面目去見福州的親人。而我又不是西楚霸王，沒有勇氣學他的「自刎烏江」而來個「自沉東瀛」。這種心態，我也曾經給在福州的親友寫信透露過，但始終不敢與伯鼎、一東兩位侄兒寫信，因為我實在沒有面目再見「江東父老」了。所以我遷居神戶以後，索性就不通知他們。
說實話，我內心裡當然是經常挂念他們的，但就是拿不起筆來給他們寫信，實在罪該萬死！想不到，伯鼎賢侄等沒有忘記我這個老不死的，千方百計查出我神戶家中的電話號碼，打來問安的電話。
伯鼎賢侄啊，我實在萬分對不起你們啊！
就我記憶所及，我神戶家裡的電話號碼，從來沒有告訴過福州的任何親友。那麼伯鼎賢侄是怎麼查到我家裡的電話號碼呢？我猜來猜去，以為最大的可能，就是來自馬尾的外甥孫女處，因為他的丈夫留日期間，三天兩頭給我打電話，現在他已經回到了馬尾家中。但不知事實是否這樣？
女兒又告訴我說：她在神戶家中時間不長，但除了伯鼎的電話之外，還接到了上海張秀傑兄的問安電話。張兄是我在上海社科院的同事，而且還是風雨歲月的難友，自然更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地震之後的問安電話，非比一般，仰見關懷備至，令人銘感五內。
如此看來，在我離開神戶之後，正不知有多少親友打電話來探詢消息。可惜的是：一者大多數電話都沒能接著；二者我竟連給親友們寫信、打電話報平安的可能性都沒有了。因為一月十八日離開神戶那天，我對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