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服刑期間，他的第二個兒子國雄一九五八年高中畢業，成績在班內是第二名。那一年，高校考生嚴重不足，政府動員各機關單位在職幹部以「調干」的形式帶著工薪去上大學。因此可以說是考大學最容易的一年。國雄的那個班，除兩人外，都考上大學了。說來也許沒人相信，沒考上大學的兩個人，正是班上功課最好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其中當然也有他池國雄。
正好那一年江西有一些工廠到上海來招工，池國雄知道大學與自己無緣，再說，也為了減輕母親的經濟負擔，就去報了名。這一回，倒是一考就考取了。從此就在南昌農業機械廠當工人，一干就是二十三年。六三年父親釋放的時候，他都已經當了五年工人了。
雖然池步洲刑滿釋放，並沒有留下尾巴，也沒戴什麼帽子，算是恢複了「公民」的身份，而且他不僅僅是「身有一技之長」的小知識分子，而是有「滿肚子學問」的大知識分子，按說應該很有用武之地的。但是在那個時代，一切講究「階級路線」，對刑滿釋放的人，有個非常混帳的名稱，叫做「勞改釋放犯」或「刑滿釋放犯」，刑滿釋放居然還稱為「犯」，似乎「刑滿釋放」本身就是一種罪惡或犯罪行為似的，何況他還是國民黨中央軍委的高級將領呢？因此只能把他安排在街道辦的房屋修建第三隊里，做一些和泥、搬磚之類的體力勞動，每月工資四十元。在上海那個大城市裡，四十塊錢，還不夠在中等飯店裡吃一頓飯的，全家人生活之清苦與困難，可想而知。
幸虧他的愛妻白須賓自從來到中國以後，不但一口流利的「國語」講得比池步洲那福建腔強得多，更不容易的是：十八九歲才開始學中文的她，居然精通中文，一筆漢字，寫得極為娟秀漂亮。因此，一九四八年池步洲一家到上海來以後，她即在一家紡織廠當會計，目的無非是為了增加收入，貼補家用，俾便能在物價飛漲的歲月中活了下來。解放後，如果大學裡設有日語課，按說她應該是最難能可貴的日語教師了。但是一者解放後提倡「一面倒」，連語言也加上了政治色彩，「外語」課只許學俄語，號稱世界通用的英語尚且不許學，更遑論「鬼子話」哉！
池步洲被捕以後，她成了「反革命家屬」，會計是「掌握財權」的人，不能交到反革命家屬手中，工作終於失去。那一段時間，她只能靠給人家洗衣服勉強維持一家的生活。後來幸虧姚耐、羅俊等人背後出力，以她長子參軍為由，作為光榮軍屬，被安排到幼兒園去當個保育員，方才能夠含辛茹苦地把兩子二女（長子已參軍）拉扯長大，教養成人，其中的艱苦，不言自明。
池步洲出獄返滬以後，雖然釋放證上沒有寫著戴任何帽子，名義上也是公民，但實際上戴著一頂無形的「黑帽」，而且是最高的黑帽：戰犯，連三等公民也數不上，乾的又是最髒的活兒，按照當時流行的稱呼，叫做「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誰見了都會「掩鼻而過之」的。
這期間，左右的鄰居，當年的朋友，好多人都怕惹上是非，連跟池步洲見一面都不敢。例如人民銀行儲蓄部時期的人事科王科長、儲蓄科潘副科長、汪股長及當年的積極分子吳天敏和另一些同事們，雖然都知道池步洲已經勞改釋放回來，也知道他沒有戴什麼政治帽子，但是經過鎮反、肅反、反右一系列政治運動之後，人們對於政治上翻過車的「反革命分子」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心理，避之唯恐不及，是可以諒解的。
只有東中野「沙龍」中人，到底舊觀點濃，舊情誼深，能夠做到不以成敗論英雄，繼續來往，而且是真心實意的，不是裝腔作勢的、虛情假意的。
走動得最頻繁的，還是梁孝志家。他們兩夫婦一如既往，並不因為池步洲的身份變了而投以白眼。相反，每次登門，誠摯招待，沒有一絲半點兒蔑視的音容，依舊噓寒問暖，關懷備至，天南海北，無話不談，家常便飯，殷勤招待。十幾年來，始終如一，全沒有勉強應付做作敷衍的味道。
解放以後，圓明講堂被政府封閉，改為某工廠的倉庫，大多數和尚都還俗了，只有明暘法師依舊吃素，也不結婚，靠在工廠里幹活兒的微薄收入「自食其力」。因為是單身，依舊住在圓明堂舊址的一間小房間里。他幾乎天天都要到姐姐家裡來混日子，也幫姐姐幹些家務活兒。趕上姐夫宴請朋友，他也幫忙端酒上菜，但他自己恪守佛門戒規，不沾一點兒葷腥，只吃素菜。
還有一個劉子崧，每次到上海出差，總要到池步洲家裡去坐坐，照常來往，照常暢敘，並不因為一個是黨員一個是「戰犯」、一個是老革命一個是「反革命」而有隔閡。他還多次提出來要請池步洲到他的農學院去任教，倒是池步洲不願牽連朋友，婉言謝絕了。
三年後，大陸開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池步洲受到衝擊，數次被抄家，不但他本人受到了折磨，也牽連到妻子兒女，跟他一起受苦。他的子女在學校里功課名列前茅，成績優異，得之家傳，對數學尤有天分，但也囿於「階級路線」，無緣進大學深造，只能以「知識青年」的身份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中「面朝黃土，背負青天」，逐漸消失才華，蹉跎青春。
可以設想，如果池步洲果真接受了劉子崧的聘請，到福建農學院去任教，則他們兩個，勢必一根線繩上拴倆螞蚱，跑不了這個也蹦不了那個也！
不過劉子崧這人也怪，作為三十年代初期的老黨員，解放以後本來應該當個更大的官兒，但他卻安於教務，不追求高官厚祿。以他的學識與才華，本應該有若干著作問世的，但終其一生，居然一部書也沒有出版過。一九七六年，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宣布結束，池步洲到福州去探望五哥、五嫂，劉子崧聽說了，多次來找池步洲暢敘，還多次提出要請池步洲到他的農學院去教書，有一次甚至把應聘的表格都帶來，一定要池步洲填寫。像這樣「超然物外」、不以階級偏見待人的人，在黨內可真不多。
在「史無前例」的日子裡，幾乎人人都「觸及了靈魂」。當年人民銀行儲蓄部的積極分子吳天敏，年輕，漂亮，活躍，簡直是一顆璀燦的明星，竟也遭到了「管制」的處分，最後落一個夫妻二人雙雙開煤氣自殺的下場。
比較起來，梁孝志因為不問政治，與世無爭，倒沒有受到多大的衝擊。他的內弟，因為堅持吃素，被認為是封建迷信的典型，紅衛兵把他揪出來批鬥，還把豬肉硬塞在他嘴裡，強迫他「開葷」，不料從小吃素的他，也和唐三藏一樣，一碰到葷腥就嘔吐，終於保住了佛門子弟的「純潔」，弄得紅衛兵們也無可奈何。
誰也沒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許多事情走向了「革命」的反面：當年紅衛兵們所要「砸爛」的「封資修黑貨」，經過上山下鄉鍛煉的小將們回城以後，竟比當年的「老黑幫」更加熱衷。宗教活動不但恢複了，而且比「文革」以前更其活躍，信徒也更多。有許多當年的老黨員、最徹底的無神論者，經過「九九八十一難」的磨鍊，終於大徹大悟，揚棄了「階級鬥爭」學說，居然變成了虔誠的宗教徒，大談其「博愛」和「為善」。上海的圓明堂修整一新，明暘不但重新當上了主持，還當上了上海市最有名的龍華寺主持，後來又當上了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佛教協會上海分會會長，經常出國訪問。有道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梁孝志也得了個中國佛教協會上海分會理事的頭銜，並被聘為圓明堂執事，還曾跟隨明暘法師出國訪問；陳秀惠也成了圓明堂的內當家，幫助弟弟處理一些日常雜務。
打倒了「四人幫」之後，池步洲一家的遭遇，方才有了小小的轉機，得到了小小的自由。這時候，中日邦交已經恢複，與海外通信，也不再算是「裡通外國」，經白須賓寫信到日本探詢，得知她的父母早已謝世，弟弟也在戰後不久病故，只有兩個姐姐還健在。一九七六年，白須賓提前辦了退休手續，申請赴日探親。
一別三十年，滄海桑田，變幻極大：故土既不依舊，故人太半零落，依稀難尋舊夢，恍惚有如隔世。回想當年離別親人的場面，卻仍歷歷在目，感慨唏噓，自不待言。
兩個姐姐都勸她落葉歸根。她沒有辦理過改變國籍的手續，日本政府仍認為她是日本人，因此並不存在恢複國籍之類的問題。她仔細想想：以池步洲的身份，明明是對國家民族有功的人，僅僅因為政黨派系的不同，不但所有功勞一筆勾銷，愛國反而有罪，如今進入老年，猶以出賣勞力為生，在大陸的處境，不會有多大改善。從子女的前途出發，只有申請「回國落籍」，子女的深造，庶幾有望。於是在姐姐的幫助下，辦理了手續，在日本定居，並把幾個孩子也都陸續遷回日本。
這一來，一切都要從零開始，在生活的道路上掙扎，在事業的道路上奮鬥，艱苦拼搏，慘淡經營，個中辛酸，一言難盡！
所幸池步洲的幾個孩子繼承了乃父的遺傳基因，天份分不低，智商極高，特別善於經營。如今子孫們在日本、在中國都開有工廠、辦有企業，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