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年底，禹城解放軍官訓練團奉命結束，改由地方政府承辦。一、三、四隊的全部在押人員，除一隊里的高級將領另調別處外，都被調到濟南「解放軍官管訓處」繼續管訓學習。
新成立的「解放軍官管訓處」，屬於地方政府系統，共有「學員」三百多名，地點在濟南郊區的一所空閑中學內。原校址面積廣闊，有很大的運動場，圍牆當然是加高了的。特別是其大門之大，足以容兩輛大卡車並排進出。校園內有許多棟平房和樓房，一部分是教室和辦公室，一部分原來是學生宿舍，每間房間可以放十幾張床。房前房後都有參天的大樹。後門附近有大夥房、廁所、浴室等等。浴池很大，每次可以容納幾十個人入浴。
圍牆外面，南面是馬路，東面是一片小樹林，林中隱約可見若干棟精緻的平房，估計原來是老師門的住宅，如今當然是管訓幹部的宿舍了。西北兩面，就是廣闊的田野。
這裡地處濟南近郊，空氣新鮮，環境優美，既無鬧市之喧嘩，又有學府之肅穆，而且離市區並不遠，火車站就在附近，一旦釋放，上車倒是很方便的。住在這裡，經常能聽到汽車的鳴笛聲和火車的隆隆聲，給人一種「尚在人間」的感覺，意識到自己與社會共存，不像禹城的解放軍官訓練團，地處荒郊僻壤，有一種「與世隔絕」的孤寂感。
管訓處的最高領導是處長，下面有隊長、管理員等。他們都是解放軍的政工幹部，保持著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待人誠懇，說話和氣，什麼時候都面帶三分笑意，給人以信賴感和親切感。沒有獄吏、獄卒的可怕形像。這對從監獄和勞改隊來的人而言，更有一種「解放」感和輕鬆感。
首任處長叫王振，似乎是山東人，身材魁梧，言語爽快，行動敏捷，指揮若定，頗有大將風度。
「學員」的基層組織是小組，每組十幾個人，相當於一個班。原訓練團的一、三、四中隊，到這裡以後，就打亂重新編組了。小組長由幹部指定，除掌握學習、寫彙報之外，還管分飯、分菜等生活方面的雜務，主要任務當然是密切注組員的思想情況和行動表現。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檢討會上，要由他先提出表揚和批評，並傳達領導布置的一切任務。因此這個「基層首長」官兒不大，權力不小，不是領導信任的人，根本巴結不上。小組成員當然不是固定不變的。兩年以後，池步洲就和楊肆編到了一個班，並由楊肆擔任組長。組長之上，還有學習委員和生活委員，分管學習和生活方面的事務。醫務室的大夫，也由戰犯擔任，當然只看小病，有了大病，還是要送到外面醫院去看。
伙食方面，只有一個廚師是外來的，其餘五六人都從戰犯中「選拔」，從外出採購、洗菜、切菜、淘米、悶飯、炒菜、燒煮直到按人數分給各組，一包到底。飯菜做好以後，由各組的「值日生」到伙房去領，倒是不用他們送的。炊事班起早摸黑，非常辛苦，因此小組學習基本上免了。伙房的組長叫沈震遐，原來不知道當什麼官兒，至少總不會是炊事班長。但在這裡，他的伙夫頭子當得非常認真負責。他專心致志於伙房工作，能幹而又和善，人緣特好，但在打小報告方面卻是個低能兒。
可以這樣說：這裡的學習與生活，處於「半自我管理」的狀態。
管訓處不是勞改隊，但不等於沒有勞動。學校後面有好幾畝菜園，由戰犯們自種自吃，還有富餘。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果園，種的是梨和蘋果等水果。不過那不是自給的，到了水果成熟的時候，大都賣出去「創收」了。除此之外，還要到山上去挖魚鱗坑種樹。翻地、澆灌，特別是平整土地，勞動強度並不小。不過，只要不是突擊性勞動，一般只勞動半天，另半天學習。
到達管訓處的第二年，戰犯們還用自己的雙手在大門前面的空地上蓋起了一棟兩層的樓房，只請一個老師傅指導，所有活茬兒，從砍樹挖地基開始，包括泥瓦木匠在內，全都自己動手。在戰犯中，什麼人才都有，有幾個人，砌牆、做門窗，真還有兩下子呢。
管訓方面，比禹城放鬆了許多。首先是再沒有人為的藩籬之隔，一、三、四隊的人經過打亂重新編組，也允許來往交談了。池步洲也與楊肆、丁緒曾等三位有了暢敘的機會，得知他們三人於一九五零年承蒙李直峰的好心介紹，到北京的秘密情報部門從事密電碼的研究破譯並教學帶徒弟，立過功，也得到過獎狀。等到徒弟出師，能獨立工作了，鎮反運動開始，他們三個，也因「反革命」罪被捕了。考慮到他們知道一些共產黨內部的秘密，在保證不泄漏的前提之下，把他們放在改造戰俘的特殊監獄裡，不要勞動，算是優待。
其次，文娛活動大大增加，不僅每周必有一場電影，逢年過節，往往一連個把星期夜夜有電影。校園內有籃球場，只要是休息時間，隨時可以去扔幾個或賽一場。此外，學員中不乏京劇票友，人才濟濟，角色齊全，他們獲准組織劇班，粉墨登場，不時演出。所有服裝道具，應有盡有，文武場面，一應俱全。
這裡與禹城的最大不同，是每月發給五元零用錢。大概是按照解放軍戰士的津貼費標準發給的。這可真是久違了。多數人入獄以來，還是第一次摸到人民幣新幣。校園內設有小賣部，供應信紙、信封、各種文具、糕點、水果之類。願意把錢寄回家去的也可以。
學員當中，凡是從監獄或勞改隊里來的人，都有刑期。但是到了這裡，既不宣布作廢，也不延長縮短。對於這些人來說，反正刑期是死的，不重新犯罪，一般不會加刑，因此多數人抱著過一天算一天的「泡刑期」態度，為了爭取減刑而表現得特別積極的人，相對而言之總是少數，因為要建樹起能減刑的功勛，也是不容易的。
戰俘，一般都沒有刑期。他們一不判刑，二不勞改，三得溫飽，四有福利，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出去。根據憲法規定，國家主席有頒布特赦令的權力，可以赦免戰爭罪犯。但是幹部們再三強調：即便特赦，也是赦免那些思想改造好了、有突出表現的人。
什麼都有可計量標準，獨有這個「思想改造好了」，是個無法計量的抽象概念。一般的標準，無非分主客觀兩方面，主觀方面，是徹底坦白交代自己的罪惡；客觀方面是靠攏政府，與政府一條心，並積極協助政府做工作，落實到行動上，那就是監督別人，換句話說，就是積極地打小報告。
於是乎，濟南的解放軍官管訓處內，人們為了表示積極，一方面，把自己從來不敢拿出來與人見面的醜惡歷史都坦白出來，另一方面，不僅打小報告成風，而是無時不有，無處不有，有些人甚至達到了瘋狂的程度。這些踩著別人肩膀往上爬、損人未必利己之徒，其惡形惡狀，遠遠過於監獄和勞改隊。
當局強調坦白交代歷史，當然不是閑來無事，以此打發時間。戰犯中，故意隱瞞罪惡歷史的，故意擴大捏造歷史事實的、歷史背景一時搞不清楚的，都不乏其人。下面各舉一例，以見一斑。
例一：從上海監獄來的那個徐建平，他一向只說自己是中央銀行上海分行的副經理，與國民黨黨政軍系統都沒有關係；經過幹部幾次動員、主要還是「點」出了他的「光輝業績」以後，他知道事情已經瞞不過去，才在小組會上自己坦白出一段令人吃驚的歷史。
原來，徐建平年輕的時候，曾經在上海參加過中國共產黨，與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在一起活動，負責地下黨員之間的秘密聯絡工作。每次開會，地點、時間、人員等等，都由他負責安排通知。會議中間，他還負責望風瞭哨，對他的信任，可想而知。一九二六年，徐建平被國民黨收買過去，供出了共產黨地下活動的全部秘密。一九二七年春，陳延年召集一次重要會議，徐建平將會議時間、地點、人員名單等等全部向國民黨出賣，致使與會者全部被捕犧牲。執行之前，還讓徐建平躲在一個客廳里，讓被捕的人一個個從客廳外面走過，徐建平通過窗帘的縫隙加以指認，以此「驗明正身」。事後國民黨論功行賞，所以才給了他一個銀行副經理的頭銜。尤其令人驚訝的是：他的出賣同黨，並不是他本人被捕經不起嚴刑拷打招供出來，而是他認識了一個國民黨特務——估計很可能是個色情女特務——主動告密的。
解放前夕，他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又倒過來投向共產黨，向地下黨提供了許多中央銀行的內部經濟情報。這條變色龍兩頭討好，左右逢源，春風得意了好多年，終因過大功小，功不抵過，還是難逃共產黨的法網。
此人惡習不改，坦白出這一段歷史以後，得到了幹部的口頭表揚，並得到一個「學習委員」的頭銜。他得此榮寵，神氣飛揚，得意得連走路都飄飄然起來。從此他以積極分子自居，瘋狂地打小報告，甚至不惜無中生有地編造「反動言論」，陷害同類。這以後人人見了他都躲得遠遠的，臭得掩鼻而過，而他自己還美滋滋地自以為得計。——他在一九七五年最後一批戰犯特赦的時候遇赦回滬，不久就得癌症死去，結束了他可恥的一生。
例二：黃文忠，蘇北人，當時不過四十歲上下，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