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見以後的第二天下午，獄警突然來傳呼池步洲，也不說什麼事，只叫他跟著走。
到達的地方是一個布置得很簡單的房間，只有一張大桌子，兩張長靠背椅。一個穿呢子幹部服的人已經在一張椅子上坐著。走近了，才看清原來是羅俊。
羅俊到底是大幹部。儘管池步洲被捕以後在審訊期間他無法來見面，宣判定案轉監以後，他就有辦法通過與獄方領導的私人關係進來看他了。消息可能是白須賓接見回去以後跑去告訴他的；也可能是定案以後軍管會把判決書寄到了犯人的原單位。究竟是哪一條渠道傳遞的消息，池步洲沒問，他也沒說。他只是告訴池步洲：他確實曾經通知人事部門以原單位組織上的名義到公安局去查詢過池步洲的案情和處理結果，但是公安局答覆得很乾脆：鎮反運動中逮捕的人，統一由軍管會鎮反辦公室處理，原單位只要除名就可以，不必過問。當然，如果他能夠親自出馬，通過更高的層次，當然可以得到一些消息，但他與池步洲的交情沒有那麼深，共產黨的幹部，特別是當年做地下工作的幹部，最怕的也是「舊關係」扯不清。解放前後，都有不少地下工作者為了「說不清楚」而進了牢房的。因此，羅俊既不敢也犯不著來「強出頭」。今天得知池步洲的下落，能立即趕來探監，就已經十分難能可貴，很不簡單了。
羅俊對於池步洲的歷史，知道一些，但不是那麼詳細。聽說池步洲已經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他當然不會去找軍管會要求複查，只是冠冕堂皇地說兩句鼓勵的話，希望他徹底放下包袱，爭取提前釋放；同時問他還有什麼困難，他一定儘力幫助。
池步洲頗有自知之明，懂得在「四·二七大逮捕」的特殊環境下，不是「個別問題個別處理」的日子，像他這種牽涉到「中統特務」的案件，要爭取提前釋放，談何容易！至於困難嘛，已經麻煩人家，領了人家「額外照顧」的情了，還有什麼理由要人家再照顧呢？所以也只是淡淡地說：「謝謝你特地來看我。我知道這個地方進來容易出去難，特別是像我這樣身份的人。我也不提無理要求，難為你去做那做不到的事情。要是你還念及昔日的情誼，請你把我放在辦公室里的書全都搬來，讓我在監獄裡也還有書可看，我就感激不盡，再沒有別的奢望了。」
羅俊可能出於報恩之心，也可能是感到內疚，尋求補報，總之是果然動用了他的力量，把池步洲放在辦公室里的書經過挑選送進了監獄。由獄方蓋上了「經審查准予閱讀」的大紅印章，交給了池步洲。
池步洲進了牢房之後居然得到「特殊恩寵」准許他看書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有羅俊的力量，而更主要的，還是因為他的脾氣古怪，不順著他點兒，他什麼話也不說。在政府的眼睛裡，他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又認識不少中統、軍統裡面的頭頭腦腦兒，正想拿他當「活字典」，從他那裡得到更多的「絕密材料」。在這種事情面前，共產黨有時候也會適當讓步的，何況他放在辦公室里的書，絕不會是「反動書籍」或「秘密聯絡圖」，再說，獄卒們不認識的字，人民銀行里可不乏高人，送出之前，當然是早就檢查過了的。
這時候「鎮壓反革命」運動還沒有宣布結束，三反五反運動又進行得如火如荼，到處大張旗鼓地反貪污浪費、反行賄受賄，監獄裡關進了一批「大老虎」，再次人滿為患，犯人們每天只許盤腿坐著反省自己的問題，不許交頭接耳，更不許看書。只有這個已經結案了的犯人池步洲，算是唯一的例外竟可以堂而皇之地公開看書，而且是外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