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判之後，池步洲等待接見家屬、轉送勞改大隊。
他無端被打成「反革命」，成為他生平所最痛恨、最厭惡的「中統特務」，而且不許不服，不許上訴，心情壞到了極點。他已經下定了必死的決心，只等最後再見妻子兒女一面，交代了後事，就自我了斷。
犯人接見親屬的日子終於公布了，池步洲按獄方規定，忐忑不安地給白須賓發了一張明信片。在那動蕩不安的歲月里，作為一個反革命家屬，也是朝不保夕的，不知道她是不是還活著，能不能收到這封信。
洋人設計的提籃橋監獄，本來就有接見室，用兩層鐵絲網柵把房間一分為二，把犯人和家屬分隔在兩邊，只能面對面說話，不可能傳遞任何東西。這種接見室一共有好幾間，可以同時供二三十個犯人接見家屬。當時犯人接見家屬是不定期的，一批走了一批來，「流水作業」，天天有人。解放以後什麼都講究「集體化」，連犯人接見家屬也集體化起來，而且一般都是在犯人定刑之後、「起解」之前才允許見家屬一次，見過之後，就勞燕分飛了。
「集體接見」的時間一般都定在星期日，這是照顧上班的家屬，省得為此請假；地點則放在監獄大門內的大院子里。院子正中，橫向放一排條桌，桌子兩邊各放有一排條凳，這是「警戒線」，也是分隔牛郎、織女的「天河」，相當於規範接見室的兩層鐵絲網。家屬們憑接見通知和證件在大門外面登記，檢查帶來的衣物，然後拿號等待，聽候傳呼，每一批可進五十家，每次只准許談話五分鐘。第一批家屬進門，在條凳上坐好，監獄大門關上鎖好，這時候從監獄裡面放出來五十名犯人，各自尋找自己的親屬。在犯人的一方，每隔一兩張桌子就有一名看守，負責監視犯人的行動，監聽犯人和家屬都說些什麼話。
犯人接見家屬的場面是很難描寫的，從語言、神態到表情、動作，真是瞬息萬變，各有千秋。有哭的，有喊的，有罵的，有叫的，也有面不改色談笑自若的，更有明明是用普通話或上海話交談，監聽的看守卻居然聽不懂人家在說些什麼的。五分鐘一到，值班看守吹一聲哨子，這時候的場面，可就更難描寫了：隔著一張桌子，有互相緊拉著手難分難解的，有把送來的東西推過去又推回來的，有捶胸頓足號啕大哭的，有揚起手來打丈夫或兒子一個耳光扭頭就走的，當然也有揮揮手、點點頭、嘴角掛著微笑把悲痛強壓在肚子裡面的。看守們強拉硬拽地把還在「交戰」的雙方拆開，排隊點名，驗明正身確實無誤送回監房之後，這才打開監獄大門，把這一批家屬放出去，換進第二批家屬來。如此周而復始，直到全部家屬都接見完畢為止。
池步洲坐在自己的牢房裡，靜聽獄警拉長了聲音呼喊犯人的代號，生怕聽錯了一個號碼，與妻子兒女失去了永別的機會。但是一上午眼看快要過去了，本監房、左右監房的犯人們大都抱著衣物、掛著眼淚回監了，卻始終聽不見傳呼他的聲音。是沒有接到信？還是遭到不測了？儘管他依舊端坐，貌似平靜，實際上心潮澎湃，難以遏止。
上午的接見終於結束。下午是專門留給外地和遠郊區的家屬接見的。池步洲的家在福祿街五十六號，與提籃橋監獄同在楊浦區，兩處相距並不太遠，過了十二點鐘還不到，看來是沒有希望了。
池步洲思緒萬千，悲痛欲絕。
下午一點鐘以後，外地和遠郊區的家屬趕到。第一因為人數少了，第二也好讓他們早點兒回家，因此基本上是隨到隨見，十個二十個是一撥兒，七個八個也算一撥兒。人少了，時間也不摳得那麼緊，生離死別，多給個一分半分鐘，也算積德，「衙門裡面好修行」嘛。
將近下午四點鐘，外地和遠郊區來的家屬基本上都接見完了。四點鐘以後，「集體接見」即將結束。現場需要清理，獄警們辛苦一天，也該休息了。就在池步洲萬念俱灰，認為妻子兒女不會再來的當口，獄卒高聲喊叫2444號，接著鐵門「咣啷」打開，奇蹟居然在這時候出現：通知接見，而且催得特急，再不去，就要清理現場了。
池步洲幾乎是一路小跑跟著獄警下樓的。到了接見大院兒，供接見用的條桌和條凳已經搬走了一大半，只剩下正在哭天抹淚的犯人和家屬，整個接見現場，一共只有三四家。在一張桌子後面，坐著一個婦女和四個孩子，瞪大了眼睛，正在等候著她們的親人。——這就是賢妻良母白須賓和她的兩子兩女。十個月不見，她們蒼老了，消瘦了，憔悴了，完全變了樣子了，卻似乎都成熟多了。眼看著丈夫和爸爸向她們走去，她們怎麼一點兒反應也沒有？正在納悶兒，突然間恍然大悟：她們在外面，尚且朱顏改枯容，自己是「兩世為人」的人了，何況幾個月不洗澡理髮刮鬍子，當然已經面目全非，難怪她們見他走去竟會視而不見！她們在等待的，是腦海中的那個池步洲。那個池步洲，世界上已經沒有了！
直到池步洲走到她們面前，在一張條凳上坐下，開口喊「英子」的時候，白須賓方才驚奇地認出了眼前這個脫了形的人居然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沒有叫喊，沒有哭泣，更沒有久別重逢的歡笑，她只是張大了眼睛，死死地注視著丈夫的臉：他不相信面前這個蒼老的、羸弱的、近乎皮包著骨頭的人會是自己那麼熟悉、那麼想念、本來是那麼健康開朗的池步洲！
四個孩子，次子國雄是一九四零年冬在重慶出生的，才十一歲零幾個月，下面兩個女兒，一個七歲，一個四歲，最小的兒子才一歲多點兒。他們先是和媽媽一樣，驚奇地注視著桌子對面的那個「陌生人」，努力地在記憶中搜索與此人有關的信息，直到聽見這個人喊了一聲「英子」，方才得出此人就是爸爸的結論。這聲音，他們以前天天聽，是那麼熟悉，那麼親切，永遠也不可能從記憶中抹去。國雄先喊了一聲「爸爸」，眼淚「刷」地流了下來，卻咬住了嘴唇，沒有哭出聲兒。這一定是臨來之前媽媽再三交代過的，堅強的孩子，終於禁住了這一殘酷的考驗；七歲的瑞霞，到底是女孩子，感情脆弱一些，跟著哥哥喊了一聲「爸爸」之後，隔著桌子就撲了過去，緊緊地拉住爸爸的手，怎麼也不肯放開；還只有四歲的二女兒，見姐姐抓住了爸爸的手，不肯吃虧，腦子一轉，發揮她個子小身子靈活的優勢，立刻從桌子底下鑽了過去，抱住了爸爸的腿就想往上爬……
我離開上海法院以後，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幸在勞改單位呆過二十多年，經常參與接見場面的安排，也曾經站在接見與被接見者旁邊充任光榮的監聽者這一角色。激動人心的場面，感人肺腑的語言，催人淚下的叫喊，埋怨、責罵、懺悔、喊冤……所有人類最精彩的表演我都看過，所有人類最精華的語言我都聽過。我不是個鐵石心腸的人，遇見令人心酸的場面，我只能轉過臉去，假裝沒看見。但是在監獄當獄警的，必須硬得起心腸，必須學會沒有七情六慾，不懂得喜怒哀樂，不然就吃不成這碗飯。所以當白須賓的大女兒從桌子上面趴過去，當小女兒從桌子底下鑽過去的時候，在一旁監視的獄卒，立刻大聲吆喝：「回去，回去，不許超越警戒線！」並動手把大女兒的手拉開，把小女兒的身子從桌子低下推出去。
小兒子芳雄還不會說話，見此場面，「哇」地一聲哭了起來，撲向了媽媽的懷抱。
池步洲忍無可忍，憤怒地抗議：「小孩子懂得什麼，你嚇唬他們幹嘛！」
那獄警倒不計較池步洲的態度，只喊了一聲：「有話快說，只有五分鐘，一會兒時間就到了。」說著，踱到了一邊兒去，算是對剛才嚇唬孩子的懺悔。
這五分鐘的接見，要說的話很多很多，時間有限，只能揀那要緊的先說。
可是千言萬語，從哪裡說起呢？……
白須賓是第二天中午才知道池步洲確切的下落的。當天下午下班的時候，池步洲沒有準時回家，有街坊帶話回去，說是池步洲晚上參加經理室召開的一個小會，要晚一點兒回來。全家人正在等他吃晚飯，他的電話打回來，說是晚飯已經在辦公室吃過了。這種事情，以前也有過，並不奇怪。奇怪的是當夜馬路戒嚴，街上警車呼嘯，不知道要抓什麼人。白須賓也和池步洲一樣，既無知，又自負，總覺得自己的丈夫是世界上最正直、最聰明、最愛國、最光明磊落、最無可指責的人，政府要抓的當然是壞人，而「壞人」兩個字與池步洲是絕對不沾邊兒的。他下班不歸，是因為經理找他開會，他散會不歸，是因為全市戒嚴，交通阻塞，回不來了。沒有想到的是，剛過了半夜，忽然有人敲門，白須賓還以為是丈夫回家來了，開門一看，一幫人涌了進來，為首的是派出所民警，只說了一句「奉命搜查」，立即翻箱倒櫃，把認為可疑的東西，可以作為證據的東西，包括池步洲的所有照片、各種證件、兩大箱從重慶輾轉帶在身邊的日本密電……統統給抄走了。
第二天上午戒嚴令撤銷以後，白須賓立即趕到人民銀行儲蓄部去詢問。張經理的答覆是：池步洲確實被逮捕了，但這是公安系統的全市統一行動，原單位也不甚瞭然，只知道人可能關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