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政法部門——至少是上海政法部門的審判員不打犯人，這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因為一九五二年上海市法院籌備成立，我本人就在法院系統工作，經常出入於提籃橋監獄和各區公安分局，可以證明。但是各分局拘留所里有一宗「不是刑罰的刑罰」，比什麼刑罰都厲害，那就是餓肚子。
餓肚子可分兩種，一種是餓上三頓五頓或三天五天，餓得頭暈眼花，四肢無力，那只是一時的難受，餓過去了，有飯吃了，也就沒事了；另一種是「虧」，說起來是天天有飯吃，但頓頓吃不飽，時間一長，先消瘦，後浮腫，眼睛發黑，心裡發慌，腿抬不起來，路也走不動，吃什麼都是甜的，特別想吃鹽，而吃多了鹽又最容易得浮腫，那個難受勁兒，好比鈍刀子殺人。
拘留所里，每天一頓粥、一頓飯，不過半斤米的定量，又沒油水，對一個七尺男兒來說，一天兩天甚或十天半個月，都還好扛，接連幾個月過這「吊命」的日子，不死也不活，這「刑罰」確實不好受。
許多江洋大盜、慣匪竊賊，鞭子蘸涼水抽都不害怕，卻最怕這種「人道主義的刑罰」，在拘留所里關的時間一長，什麼大案、小案、陳年老案全都交代出來，目的只有一個：早日結案，好轉到監獄或勞改大隊去天天吃飽飯。
相對而言，提籃橋監獄的犯人可比拘留所里的犯人強多了。儘管伙食很差，每天六七兩糙米飯還是有的。
池步洲是個文弱書生，對於食物的攝取量，比膀大腰圓的漢子似乎要少些，但也架不住日積月累的「虧損持久戰」。
對池步洲來說，還有一種「精神刑罰」比餓肚子更難挨，這就是失去了妻子兒女的任何消息。
他有五個子女，除去老大參軍走了之外，靠妻子那點兒微薄的工資，怎麼養活四個孩子？自己被捕以後，政府怎樣對待妻子？是否也在用變相的刑罰在威逼利誘她坦白從寬、檢舉立功？
骨肉至親，牽腸掛肚，真是肝腸寸斷，難捨難分哪！
三個月下來，由於營養不良和精神崩潰，他瘦得脫了人形了。
這時候，老犯人大都結案了，後來的犯人也結案了。與池步洲同時被捕的人中，很大一批已經拉出去槍斃了。這消息，是在報紙、廣播上都公布了的。池步洲看不見報紙，也沒人告訴他，當然不知道。最後，連留在監獄裡當活字典的號頭都結案了。池步洲雖然已經變成了「老號兒」，可他缺乏「活字典」的那一套處世哲學，不會逢迎看守，也不會安排處理「號」里的日常事務，因此不能提升為號頭，只能繼續「掛」著。這在監獄裡也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名稱，叫做「留犯」。
2433號犯人和號頭離開監房之前，也曾經懇切地勸過池步洲：「做人不能太認真了，胳膊擰不過大腿去。政府把你抓來，表面上是沒有原告，實際上政府就是原告。你想和政府較勁兒，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即便政府抓錯了，能在你面前承認么？共產黨宣揚的是自己一貫正確，從來不錯，能從你這裡開例承認自己有錯么？你硬頂著不承認，最終只能死在牢房裡，死亡報告上填的依舊是反革命，有什麼用處？為今之計，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政府叫你承認什麼你就承認什麼，第一先爭取離開這死不了也活不了的牢房，到勞改大隊去吃頓飽飯，然後再慢慢兒想辦法翻案。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哇，老弟！」
池步洲也確實認真考慮過號頭的話，但是考慮的結果是寧可死在這裡，也絕不自己給自己腦袋上扣屎盆子。他是個鐵骨錚錚的硬漢子，生平最恨的就是特務，如今偏偏要他承認自己是特務，這口窩囊氣兒怎麼咽得下？
這期間，獄方因為他的案子遲遲不能了結，給他轉了監房，而且從此以後每隔一兩個月就轉換一次監房。轉監以後，基本上保持五人一室。只是長期不洗衣服不洗澡，身上長滿了虱子，每天只好以捉虱子作為消遣。監獄裡就有個很大的澡堂子，但是據說也只有判了刑的人才有資格入浴，「未決犯」是沒有洗澡的權利的。
第一次轉換監房，池步洲和一個叫朱衡義的同關一監。他是胡宗南的外甥，曾在舅舅手下當過幾年少將機要秘書。國民黨敗退台灣以後，他脫離軍隊，去了香港。解放初期，上海與香港之間的來往還很方便。他見香港的老闆們照常到上海來做生意，也於一九五零年底堂而皇之地回到上海，打算從事進出口貿易。按照他的看法：我已經棄官從商，不再與國民黨、胡宗南坐一條船了，共產黨難道還會拿我當敵人看待么？所以他一到上海以後，就坦然地住進了高級飯店，大搖大擺地進進出出，毫無顧忌地與這個會面，跟那個約見，三天兩頭請客吃飯。到了一九五一年初，有一天他西裝革履地剛從旅館的電梯里出來，三四個便衣兒一擁而上，說是有點兒事情「請」他去談談。這一「請」，就把他「請」到監獄裡來了。
這事兒發生在「四·二七」大逮捕以前，當時監獄裡犯人不多，他一個人關一間牢房。「四·二七」之後，他的牢房裡當然也有過「沙丁魚罐頭」的場面。池步洲第一次轉換監房，跟他關在一起，他見池步洲文質彬彬，主動上前搭訕，一亮「底牌」，彼此都是「少將」，於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躲開獄卒的監視，幾乎無話不談。兩個月以後，第二次轉換監房，就不知他下落了。——直到一九六三年以後，在上海與他再次相逢，才知道他判刑以後被送到新疆勞改，釋放以後，得到胡宗南舊部、起義將領陶峙岳的庇護，有了工作，到上海來洽談一筆生意。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否遭到更大的衝擊，就不知道了。
有一個問題常常縈繞在池步洲的心頭：這一次「四·二七」大逮捕，自己的朋友究竟有多少人抓進來了？來到監獄以後，從老犯人的口中，他得知只有案情重大的人，才關押在提籃橋監獄，一般的小案子，大都關押在分局拘留所。上海市有那麼多區，究竟有多少人關在分局，那是無法估計的。提籃橋監獄，按正常容量，可以關押一萬人，如今大大超員，按超員一倍計，也有兩萬人。但是也不一定。因為別的監房是不是都像他的監房那麼擁擠，可不盡然。在每三四天一次的放風中，他經常看見一些外國神父，他們身穿黑色長袍，頭髮梳得鏡光，臉色紅潤，精神飽滿，可以判定絕不會是五個人一間牢房，也不會是一天只吃六七兩糧食的。再打一個折扣，就算關押了一萬五千人吧，在八九座大樓中，一間牢房只關五個人，除了放風時間之外，又不許走動，怎麼可能知道別的監房裡關的是什麼人呢？
監獄裡為了避免犯人因為活動量太少而引發肌肉萎縮症，都有放風的制度。按道理說，放風應該每天兩次，每次半小時。由於提籃橋監獄關押的犯人太多，儘管有一個相當大的廣場，但能夠提供的活動場所相對而言之仍太小，所以這裡一般只能每三四天放風一次，每次不過一刻多鐘。為便於管理，放風大都以通道為單位進行，因此放風的時候所能遇見的人，也老是那幾個，至少是每換一次監房，總是那幾個。要想在這百分率極低的部分犯人中碰見熟人，概率必然是很低的。
但就在這樣的概率下，池步洲居然也碰見了一個熟人。每次放風，犯人們排成隊，在樓房之間的空地上一圈兒一圈兒慢慢兒地走，也可以伸展伸展胳膊，但絕不許說話，更不許交頭接耳，甚至眼睛都不許斜視，不然，旁邊的武裝看守就要過來訓斥，嚴重者立刻拉了出去。
有一次放風，池步洲忽然發現旁邊一隊正在轉圈兒的犯人中有一個熟人。當然對方也發現了他。兩人都感到驚訝不已。但是既不能說話，更不能打招呼，只好裝作不認識的模樣，臉上毫無表情地互相注視，以此來傳遞感情，表示問候。
這個人，姓胥名日新，也是東京時代的老友。他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精通內燃機。一九四一年，池步洲介紹他到國際問題研究所當顧問；一九四三年，池步洲出任軍委會譯電人員訓練班主任，曾聘請胥日新當電磁學的上校教官。抗戰勝利後，胥日新出任上海市政府印刷廠經理，解放後留用，仍任經理。按說他是個技術人才，與政治無關，是因為什麼被捕？當時是無法打聽的。——後來才知道他因冤案被判刑十年，在勞改中因解決了許多機械上的疑難問題，得到提前釋放，靠教書維持生活，直到一九八三年初才平反昭雪。
時間又過去了三個月，池步洲覺得這樣活著，實在沒有意思，幾次想到自殺，卻又顧慮重重起來：我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在妻子面前怎樣交代？她是不是會以為我真是中統特務？以為我一直來都瞞著她？反過來說，她現在究竟怎樣了？是活著，還是經受不住壓力自殺了？如果她真的先我而去，孩子們是不是流離失所了？——這樣一想，生死倒在其次，最強烈的願望，倒是要與妻子兒女見最後一面了。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已經四五個月沒有提審的案子，突然又提審了。還是那間預審室，還是那個年輕的蘇北預審員和那個從來不說一句話的女書記員。他們見到池步洲那形容枯槁的樣子，都大吃一驚，女書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