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和參軍運動的高潮剛剛過去，作為「鎮反運動」前奏的《反動黨團分子登記條例》公布了。凡是加入過國民黨，在黨、政、軍等部門擔任過職務的舊人員，不論是留用人員還是閑居在家，一律要向政府設立的「登記處」進行登記。
「登記處」在各機關、單位、街道普遍設立，人民銀行儲蓄部當然也不例外：騰出一間大房間來，門口掛著牌子，裡面坐著好幾個面孔陌生的人在辦公，估計是公安系統派下來的。這種登記，因為只限於在舊人員中進行，所以並不召開動員大會，而只是召集「有關人員」開小會。池步洲當然也在被召集之列。
主持這種小會的，除張經理和幾位部內的幹部之外，還有「登記處」那些不認識的幹部參加。張經理在講話中再三強調：搞這樣的登記，目的只是為了對大家的過去情況有所了解，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顧慮，積極主動地踴躍登記，這對大家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張經理說話的時候態度和藹，口氣輕鬆，嘴角掛著微笑；但是外來的人員一個個全都態度嚴肅，目光炯炯地在與會者的臉上掃過來，掃過去，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給人以一種暴風雨即將來臨的感覺。
池步洲雖然也被叫去參加了兩次小型的動員會，但是思想上對於「反動黨團分子」中的「反動」二字的界定，頗有點兒搞不清楚。按他想，「反動黨團分子」，大概是指那些殺人放火、禍國殃民的軍閥、土匪、漢奸、賣國賊而言，與一般公務員無關，特別與他這個抗戰期間有過巨大貢獻的愛國人士「勿搭界」。如果不是這樣，怎麼可能在那麼多遣散人員中最先復職呢？他反覆思考：「我有什麼反動？我從來沒做過壞事，愛國而且有所建樹，為人所共知。雖然加入過國民黨，但只是一個掛名的黨員，在黨內沒有擔任過任何職務，也沒有參加過任何黨務活動。對於共產黨，以前從沒有說過一句壞話，現在是衷心擁護；而對於國民黨的腐敗，特別是『金元券』的坑害百姓，我人前背後，罵得可凶呢！像我這樣清清白白的愛國之士，怎麼可能『反動』呢？」
正因為池步洲認為自己與「反動」二字不沾邊兒，所以對這個「登記」漠不關心。讓他去聽了兩次會，也以為領導找錯了對象，這樣的會，根本就不應該讓他去參加。以後部內多次召開這一類小會，張經理都來通知他參加，笑嘻嘻地說：「老池呀，你還是去聽聽的好！」但他認定「我與反動無關」，一概拒絕。積極分子們似有意似無意地告訴他：某某人已經登記了，什麼事兒也沒有。底下的「潛台詞」，當然是「你也去登記吧」。但是池步洲認定：羅俊都說我是個不問政治的純技術人員，我又不是反動分子，登記個屁！
不久，「反動黨團分子登記」在社會上逐漸公開化、白熱化，報紙、廣播每天號召反動黨團分子從速登記，否則將對自身不利。敏感的人，有過反動身份的人開始惶惶不安起來，有的逃離上海，有的辭職不幹，到外地去避風頭，有的人怕不去登記要被捕、被殺，趕緊到「登記處」去登記。最緊張的時候，街道上的「登記處」門口居然排起了長龍！
儲蓄部有一位留用人員，曾經當過某市的市黨部委員，眼看形勢越來越緊，自己以前的職務又確實夠得上「反動」二字，張經理召開的小型會議又次次有他，知道躲不過去，也不敢再拖，就第一個挺身而出，辦了登記手續。這一來，部里到處都在議論這條特大新聞。當局也抓住這一典型事例開展宣傳：位居市黨部委員要職的國民黨高級官員，尚且不隱瞞自己的反動職務，我們也沒有對他怎麼樣，你們等而下之的小人物，還有什麼可以值得顧慮的？何必等待觀望？
這一來果然立竿見影，「登記處」不再門庭冷落了，部內留用人員中歷史上有過一官半職的人，紛紛去登記；而那位「市黨部委員」也頗春風得意，照樣「安心工作」，似乎天下從此太平，可以高枕無憂了。
在這種形勢下，池步洲的思想並非死水一潭，不為所動。他雖然沒有當過什麼市黨部委員，在黨內沒有什麼高級職務，但畢竟是國民黨少將，而且是軍委會的少將，儘管並不反動，至少地位不低，似乎也符合「登記」的資格。然而他自認是一個堂堂正正的愛國者，如果前去登記，豈不是等於承認自己是「反動派」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裡面，有一個漢語語法方面的認識問題。按照公布的登記條例，「反動黨團分子」，指的是「反動黨團」中的一「分子」，「反動黨團」是與「民主黨派」、「進步團體」向對應的。國民黨、三青團等等，屬於「反動黨團」，自無疑義，因此凡是國民黨、三青團中的成員，都應該進行登記。按照池步洲的理解，「反動黨團分子」，指的是「反動」的「黨團分子」，只有反動的黨團分子，才應該登記，我是進步的、愛國的黨團分子，當然不在登記之類。
於是乎南轅北轍，牛蹄子兩掰著了。
池步洲的性格，屬於「拗脾氣」，用上海話來說，就叫做「弄堂里扛木頭」，只能直來直去，不能拐彎兒。他既然對「反動」二字十分反感，又認定自己絕不反動，於是就得出這樣的結論：我不是反動分子，當然不能去登記，且看你們能把我怎麼樣！
這樣又過了一陣子，社會上、銀行內，凡是與國民黨黨政軍各部門沾點兒邊的人，基本上都去登記了。一天，池步洲偶然與黃咸益相遇。黃咸益是當年池步洲單槍匹馬在重慶兩路口民居中為軍政部破譯日本外交密電碼時期的兩個收報員之一。成立軍委會技術研究室以後，他也合併過來，還當他的報務員。後來調到軍委會機要室毛慶祥手下當科長。蔣介石從大陸撤退，他沒有跟著去台灣，而是到了他的原單位上海電信局工作。照他想，他是個憑本事吃飯的技術人員，無所謂政治傾向，反正給國民黨抄報發報，給共產黨也是抄報發報，至於電文內容，他根本就一無所知。現在既然政府要求登記，他立刻響應，很早就去登記了。當然照常工作。所以碰見了池步洲，談起了這個熱門話題，也是苦口相勸，要池步洲趕緊登記，不要抱無所謂態度：不管怎麼說，你畢竟是個來自國民黨陣營中的人，不去登記一下，萬一共產黨以此為由說你不老實，加以治罪，豈不是授人以柄，自己給自己湊條件嗎？儘管池步洲當時大不以為然，回家想想，他的話似乎也不無道理。於是又猶豫開了。
那一段時間，說他思想上沒有負擔，處之坦然，那是假的。患得患失、疑神疑鬼，是知識分子的通病，池步洲也不例外。他忐忑不安，躊躇彷徨，左思右想，兩頭為難。
想來想去，終於被他想出了一條「兩全其美」的妙計來：正式去填表登記，等於承認自己是反動分子，他當然不幹，這是「原則問題」，無論如何絕對不能讓步。但為了說明自己不反動，讓主持登記工作的人也知道他不反動，這就需要讓人家全面地了解自己的歷史。辦法呢，就是把自己半生的經歷詳細地寫出來，送交登記處參考。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填表，不構成「登記」的事實，一方面又可以讓公安部門了解自己半生中的所作所為，並藉此表明自己是個既清白又有功於國家民族的人。
主意打定，他用整本練習簿密密麻麻、詳詳細細、實事求是地寫了自己一生的光榮歷史。本來事情這樣做法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他覺得意猶未盡，還應該明白說出自己不屬於應該參加登記的反動分子一類，於是筆鋒一轉，在文末附上了這樣幾句話：「像我這樣對抗戰勝利立過大功的人，如果還要作為反動黨團分子來登記的話，那麼全中國的人都要登記了。」
他把這本練習簿送交「登記處」，卻拒絕「填表」。從此再也不理「登記處」的茬兒。
事後池步洲曾經總結自己及許多人一生中的所作所為，認為：「人之患在於無知，而其猶烈者，莫過於無知又加自負。」解放初期，他對共產黨的政策一無所知，而又以有功於國家民族而自負，覺得有恃而無恐，於是才會白紙上落黑字地寫出上面這樣一句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狂妄」的話來，沒有他的好果子吃，當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