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儲蓄部，設在外灘的一座大樓內。經理張茂成，是解放軍幹部，年紀還不到三十歲，穿一身布軍裝，講話和氣，待人親切。兩個副經理都是留用人員，一個叫王惟中，本是個大學教授；另一個不久就被捕，當時並沒有公開被捕原因，所以誰也不知道底細。此外還有正副兩位黨委書記：正書記姓馬，資格老，年紀大，文化低，不善言辭，什麼時候都是滿臉含笑，平易近人。副書記姓陸，與馬書記恰恰相反：資格淺，年紀輕，文化高，善於言辭，是個白面書生。經理、書記下面，設有人事、保衛、儲蓄等若干個科股，科股長有的是解放軍幹部，有的是留用人員。儲蓄科科長姓陳，副科長姓潘，科內還有一個股長姓汪，就都是留用人員。要論原來的地位，池步洲比他們都高。通過一遣散一召還，高級職員變成了低級職員，地位反而在科員之下了。
池步洲這個辦事員，實際上是個文字秘書，不僅科內有關儲蓄方面的章程及宣傳品要他來草擬，就是部內開會，首長的講話，也由他來記錄。有一次開會，馬書記講話，講得結結巴巴，缺乏條理。會後整理成文，發在人民銀行的內部通報上。馬書記看了，十分讚賞，對張經理說：「這是誰記錄的？比我講的好得多了。」
其實，池步洲生平最怕的就是做記錄，因為他手耳不能並用，不能邊聽邊記。科長讓他做記錄，他又不能不答應。結果是馬書記的話講完了，他的記錄本上卻連一個字也沒有。好在他的記憶力極強，馬書記講話，也是認真地聽了的，根據記憶，「筆述」出來，好像根據首長的授意做文章一般，行文布局，可就簡潔流暢而有條理了。從此池步洲不但落下了個「儲蓄部一支筆」的雅號，每次部里開會，記錄一席，也非他莫屬。至於他的記錄都是怎麼記下來的，則只有他自己一個人知道了。
建國初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剛剛公開，各機關單位都有團組織，與黨、政、工會共為四大支柱之一。青年們在團組織的領導下，不但響應上級號召，帶頭做好本職工作，還積極學習馬列主義，自覺改造世界觀，滿口新名詞，一臉進步相。年輕人思想簡單，接受新事物快，要求積極進步，當然無可厚非。那時候的青年積極分子，主要在工作、學習方面表現自己，以共產黨員的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一切業餘活動如文娛、宣傳、體育、衛生包括大掃除、刷牆壁等等，都積極帶頭，走在前面，還沒有出現專門整人的「打小報告專業戶」，黨團組織也經常教育他們要與留用人員搞好團結，因此他們在部內都是受人尊敬的。
有一個叫吳天敏的山東姑娘，就是青年積極分子中的佼佼者。她不但工作積極，學習努力，而且漂亮文靜，態度和藹，不論大會小會，她都帶頭髮言，口齒清晰，有條有理，是個十分活躍的人物，也是部內未婚男士的追求對象。
解放初期的上海機關里，單憑穿著服裝，就能夠判斷每個人的身份：穿布軍裝的，當然是解放軍幹部；西裝筆挺的，不用問都是留用人員；而穿人民裝、列寧裝的，則一定是新進人員，或者是留用人員中自願改造自己的的積極分子。風氣所及，人民裝的勢力越來越大，西服終於逐漸退出潮流。
在儲蓄部里，有一項並無明文規定的例會，多則幾個星期、少則一兩個星期，必定召開一次。開會的時候，部里的領導幹部輪流到會，只帶耳朵和紙筆，不帶嘴巴，虛心聽取並記錄群眾的意見，不許當場反駁或解釋。這種會議，開頭幾次留用人員是不敢發言的，一般都由解放軍中來的小幹部發難，新進幹部中的積極分子響應，最後才有膽大的留用人員提幾條不關痛癢的意見湊湊熱鬧。正是這種「領導幹部聽取群眾意見會」，把池步洲這個從舊中國來的知識分子給感動得熱淚盈眶又佩服得五體投地。共產黨領導幹部這種虛心聽取群眾意見的作風，比起封建時代的從諫如流來，無論周公的三吐哺還是唐太宗容忍魏徵的直言，都無法比擬。再聯繫到銀行系統印發的內部通報，用的都是前中央銀行廢舊印刷品的背面，按照古人所云「歷覽前賢家與國，成由勤儉敗由奢」之句，確認古往今來再也沒有一個政黨像共產黨這樣想人民之所想，因此相信也只有共產黨才能復興中國，振興中華。
解放初期，提倡「一面倒」，宣傳「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幸福的明天」，把「蘇聯老大哥」的地位捧得很高，把「蘇聯專家」奉若神明。為援助新中國的建設事業，「蘇聯顧問」成批而來。他們趾高氣揚，「不學有術」，待遇特高，脾氣極大，對待中國專家，往往暴跳如雷，蠻不講理。中蘇專家之間意見分歧，發生爭吵，按照「一面倒」的處理原則，大板總是打在中國專家的屁股上，因此後來中國專家乾脆不再出面爭執，任憑蘇聯專家獨斷獨行，以致鬧出許多笑話。
上海人民銀行儲蓄部倒是沒有蘇聯專家，僅為業務需要而從蘇聯進口一批財會辦公器械，如手搖計算機、電動計算機、英文打字機、俄文打字機等等，而且一律用美元結算。蘇聯機器有兩個特點，一是粗糙笨重，二是價格昂貴。同樣的機器，如果買美國貨或者日本貨，不但機器精巧，價格大約能便宜一半兒左右。此事在留用人員中早就有人議論，只是不敢公開提出來而已。
池步洲是個頭腦簡單的書獃子，出於對共產黨的一片熱忱，發揚「主人翁」的積極精神，把這個大家都有意見的問題，拿到每月召開一兩次的「領導幹部聽取群眾意見會」上當眾向領導提出，認為買蘇聯機器不合算，浪費了外匯，建議改從香港進口質優價廉的美國貨或日本貨，以節省寶貴的外匯，用於更需要外匯的建設項目。
這一建議，如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在「破壞中蘇關係」的大帽子底下，劃為極右分子是跑不了的；如果再晚一年，在「大躍進」中提出，那麼「勾結美帝國主義，裡通外國」的罪名成立，「反革命」的帽子立刻就帶上了。解放初期，對待留用人員的政策比較「寬鬆」，倒是沒有立刻就扣上帽子。按照「領導幹部聽取群眾意見會」的立會原則，任何意見都是只許聽不許解釋的。但是這一意見不是對哪一位領導幹部而發，而是對「一面倒」政策而發，因此「流毒」必須肅清，「惡劣影響」必須消除。所採取的辦法，則是召開大會，由黨組織出面「說清楚」。
大會上，先由不善辭令的馬書記簡單致詞，說明召開這個大會的原因和目的，然後由能言善辯的陸副書記登台講話。他首先泛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劣及前者必然取代後者的客觀規律，接著描述蘇聯勞動人民的幸福生活，作為對比，又比較具體地描述了資本主義國家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勞動人民身受殘酷剝削過著非人生活、資產階級用剝削所得窮極奢侈地過著腐化的生活，特別聯繫到美帝國主義對北朝鮮的窮兵黷武，是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克服的經濟危機所必然導致的對外擴張侵略，等等。說得慷慨激昂，人人為之動容。
講完了國內外形勢，接著談銀行內部某些人的「糊塗思想」，也就是進口蘇聯機器不進口美國機器的問題：
「你們知道嗎？蘇聯機器之所以貴於美國機器，因為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工廠是國家的，工人是主人翁，不受剝削，勞動創造的價值，全部歸勞動者所有，所以工資高，造出來的機器成本高，賣出來的價格當然也高。這個道理，大家難道還不理解嗎？美國的工廠，是資本家的，工人是奴隸，身受殘酷剝削，剩餘價值主要歸資本家所有，工人的工資低得很，生產出來的機器，賣價當然就低了……
「中國和蘇聯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兩國的工人是階級弟兄。買蘇聯的機器，讓蘇聯多賺點兒錢，是我們義不容辭的國際主義義務。買美國機器，等於讓資本家多賺錢。助紂為虐的行徑，中國共產黨是絕不會幹的。多花點兒錢買蘇聯機器，這錢好歹落在自己兄弟國家手裡，有什麼不可以的呢？這麼簡單的道理，你們難道真不懂嗎？這點兒國際主義精神，你們難道就沒有嗎？」
大家聽了這一篇妙不可言的高論，方才恍然大悟，連說：「原來如此！」「有理，有理！」大有「聆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死腦筋們」也開了竅，豁然開朗了。從此關於購買蘇聯貨不合算的話頭，再也沒人提起了。
解放軍進城，突然接收無數機關、團體、企業，要養活許多留用人員和自己的大小幹部，實非易事。解放軍這一次進上海，與當年進延安或進駐廣大農村不一樣，絕不是依靠開荒、收稅圖一個軍民有飯吃有衣穿就算盡了財政之責。上海這個地方，由帝國主義、國民黨、黑社會共同經營了幾十年，是東南亞最大的商業都市，一向被稱為是「冒險家的樂園」，真是經緯萬端，頭緒紛繁。如何闖過經濟這一關，實在是共產黨能不能久占上海的關鍵所在。
解放初期，共產黨的大小幹部確實艱苦樸素，清廉無比，深得人心。老百姓剛從國民黨貪官污吏的統治底下解放出來，兩相對比，無不衷心擁護。但是經濟問題自有其內在的客觀規律，並不以人心的向背為轉移。解放前的物價飛漲，紙幣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