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池步洲到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儲蓄部儲蓄科上班，職務是起草有關儲蓄的文件和宣傳品，職別是辦事員，比科員還低，工資卻仍是二百五十個折實單位，比科長還高些。這也許是羅俊他們為了摘去池步洲「高級職員」桂冠而採取的相應措施。但是考慮到他家庭人口眾多，又保留了他高級職員的工薪。儲蓄科內，一共有十幾個人，連科股長在內大都是留用人員，其中有一個還是合作金庫的老同事。因此同事之間，倒還好相處。
羅俊見池步洲家住郊區，每天上下班不但要倒好幾次車，還要步行很長一段路，十分不便，就把楊樹浦福祿街五十六號二樓的一套住房分配給他。
這是一座相當講究的二層洋房，房間敞亮，走廊寬闊，煤氣、電話、衛生設備一應俱全，一家七口住三間房間，還不算太擠，門口就有電車直達銀行儲蓄部，可謂方便之極。更巧的是：樓上樓下住的幾乎全是原合作金庫的老同事，大家相處得十分融洽。
當年介紹池步洲到上海合作金庫工作的俞鴻光，有一個堂房兄弟叫俞鴻謨，本籍福建福清，是印尼華僑，三十年代初與另一堂房兄弟俞鴻猷同時到東京留學，因同鄉關係與池步洲相識，交往頗為密切。池步洲之所以認識俞鴻光，就是通過俞鴻謨介紹的。余鴻謨忠厚誠實，寡言少語，但愛好文學，留學期間即與國內外進步文化界人士廣泛接觸，並搜集各種文學書刊，認真研究。抗戰期間，他滯留上海，在租界區開設書店。勝利後傾向革命文化事業，與文化界進步人士如夏衍等合作，繼續開辦書店。上海解放後，正式出任海燕書店經理。解放初期，共產黨對出版事業不像後期那樣控制得十分嚴格，私營書店也允許出版一些書籍。海燕書店除出售外版書之外，也組織人力翻譯出版一些文學書籍。
池步洲恢複工作以後，偶然得知俞鴻謨的近況，到海燕書店去看望他。談起前一時期「幾乎失業」的經過，俞鴻謨說：他書店裡正要用人，如果當時去找他，也許就不用到軍管會去求姚耐了。接著又說他書店裡正在編輯出版一部世界文學家傳記，依舊需要翻譯方面的人手，問池步洲能否在業餘時間幫他翻譯點兒資料。池步洲滿口答應。俞鴻謨就抱出十幾本日文版的精裝書來，裡面有世界著名的文學家傳，請池步洲用業餘時間進行翻譯，按譯文字數計酬。
從此，池步洲幾乎每隔一個星期就要到海燕書店去一次，送去譯稿，取回稿費。累計起來，每月大約也能收入七八十個折實單位。這在解放初期，就已經超過「不無小補」的範疇了。有時候家裡來了客人，恰逢月底，無錢辦招待，去向俞鴻謨預支若干稿費，他也從來不加駁回。有這一筆「額外收入」，池步洲一家七口，生活還算過得下去。
俞鴻謨待人誠懇，事業心強，辦書店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可惜在「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也因與夏衍關係密切頻頻被批鬥無法忍受憤而自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