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直峰走後沒幾天，就是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開國大典。當時還沒有電視，大家只能從無線電廣播中收聽那莊嚴盛大熱烈歡快的場面。接著各大報紙上紛紛刊登各種各類名人表示擁護的講話、各級地方政府政策性的表態文章，都提到了「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或「妥善安置，新中國絕不允許餓死一個人」這些話，特別是上海市市長陳毅的講話中，再三強調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千百萬知識分子，新中國全都包下來」這句話。池步洲覺得自己大小也算是個知識分子，自應列入「包下來」的範圍之內，就動了要到軍管會人事處「掛個號」的心思。
十月上旬的一天，池步洲為了安排工作的事情，從郊區來到市中心，想到軍管會人事處去問問，意外地在外灘碰見了許久未來往的留日同鄉同學何孝純。兩人立談片刻，據他說，軍管會人事處處長姚耐，也是當年東京的福州籍留學生，與他關係比較好，所以上海一解放，通過姚耐的幫助，他已經安置了工作。他讓池步洲也去找姚耐解決工作問題。不過這個人辦事比較小心，他只讓池步洲自己去找，儘管當時他們就離軍管會不遠，他也不說一句「我帶你去」這樣的話。
何孝純是福建名士何公敢的侄兒，當年在日本，為人性格爽直，略有傲氣，在同鄉同學中比較隨和，人緣兒不錯，思想上同情革命，卻沒有具體的行動。他跟姚耐的關係比較密切，所以上海一解放，就通過這個關係安置了工作。不過像他這樣「傾向革命」的進步人士，命運並不比池步洲好，後來因為「莫須有」的罪名，竟遭了三十幾年的冤獄，直到一九八二年方才得到平反。
姚耐到日本留學的時候，池步洲正在留學生監督處負責新生入學事宜。當時姚耐因為證件不全，發生了麻煩，是池步洲幫他解決後方才「順利入學」的，從此與池步洲經常來往，但他不能算是東中野「閩租界」中的一分子。他既不在東中野居住，也不參加「沙龍」的活動，跟別人也很少來往。甚至連基督教青年會禮堂的各種集會都不參加，當時大家都說他孤僻，實際上可能是負有特殊的使命。「七·七」事變後他何時離開日本，沒跟任何人商量，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他在哪兒，也沒人知道。
池步洲聽說姚耐就在軍管會當人事處處長，想起當年在東京的時候，兩人關係也還可以，就聽從了何孝純的勸告，到傳達室以「老友」的身份填了一張會客單，指名要見姚耐。
門衛用電話聯繫以後，就把池步洲帶進了人事處，只見姚耐穿一身布軍裝，滿面鬍鬚，瘦高個子，目光炯炯，精神很好，當年留學時期的音容笑貌，依稀猶在。但如果不是登門造訪，而是在馬路上相遇，單憑相貌，是無論如何也認不出來的了。
這一次意外的相遇，姚耐並沒有忘記昔日的情誼。一見池步洲，就站起來緊緊握手，用福州話說：「多年不見，你變多了，幾乎認不出你來了。」池步洲說起自己的經歷，特別提起已經被銀行系統作為「高級職員」遣散，目前寄人籬下，衣食無著的處境。姚耐說：現官不如現管，合作金庫既然已經合併到人民銀行，這事兒還是要通過人民銀行的軍代表才能解決。當即就給人民銀行軍代表羅俊寫了一封信，要池步洲直接去聯繫，如果還有問題，再回來找他解決。池步洲見他很忙，不便多所打攪，就告辭出來。姚耐送他到大門口，握手道別。當時已經是下午四五點鐘，即將下班，儘管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就在附近，池步洲一者覺得天色太晚了，不便再去打攪人家，二者想到自己已經被遣散，再要重新錄用，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估計希望很小，雖然有姚耐寫的介紹信，也不過姑妄一試，而且一定頗費口舌。考慮再三，只好暫且回家。
第二天上午，池步洲拿著姚耐的介紹信，到人民銀行去找軍代表羅俊。
到了銀行，通過傳達室把姚耐的介紹信送了進去，不久就傳出話來：請到辦公室說話。羅俊一見池步洲，立刻就站起來，熱烈握手，請坐交談，十分熱情。池步洲一生最不善於「見官」，在大官面前說話就拘謹。羅俊既然是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軍代表，其為「大官」，當不用懷疑，因此羅俊問一句他答一句，多一個字也不說。羅俊見他如此，滿面堆笑地說：「池先生，難道你忘記了？咱們是老朋友哇！」
這話又使池步洲如墮五里霧中，心想：我哪裡有當解放軍的老朋友哇？姚耐也沒說羅俊是日本留學回來的呀？正遲疑間，羅俊又提醒說：「一九四零年，陳固亭帶我到你觀音岩下的『藹廬』住所拜訪，還叨擾過你一頓豐盛的午餐呢，難道你都忘記了？」
經羅俊這樣一點明，池步洲方才想了起來：世界可真小，這個羅俊，果然是池步洲的老相識。
一九三九年三月，池步洲單槍匹馬破譯了日本的外交密電碼以後，名噪一時，也曾經寫信給在西安的陳固亭報捷，比較詳細地談了破譯經過。他也回信熱烈祝賀。一九四零春季，陳固亭因公從西安到重慶，在一個星期天，帶了一個叫羅俊的朋友到池步洲家裡來，據說是重慶農民銀行副經理。池步洲雖然與他素不相識，因是陳固亭帶來的人，也就備了酒席，熱情招待。席間歡聲笑語，無話不談。羅俊似乎對池步洲破譯日文密電碼一事很感興趣，頻頻發問，池步洲既然視他們兩個為「自己人」，也就毫不保留地和盤托出，連破譯的關鍵所在也不保留。後來羅俊自己找上門來，還在池步洲家住過幾天。看樣子，當時陳固亭也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他們兩個，都在客觀上起了提供情報和掩護的作用。
人的大腦，結構十分奇特。有的人記憶力強得出奇，古代能把四書五經全文背下來的人，數量眾多；有的人記憶力只在某一方面顯示特強，而在另一方面卻特弱。池步洲就屬於後一種人：他在記憶公式、數字方面能力特強，一般人很難記住的數字，他都能記得清清楚楚；但是對於記人的面孔、姓名，卻屬於「特弱」者一類。許多原本很熟悉的人，幾年不見，不是把人家的姓名忘了，就是連面孔也忘了。羅俊與他不過一面之交，況又事隔九年，連姓名帶面孔全都忘得乾乾淨淨，對他來說，倒不是什麼新鮮事兒。
羅俊笑眯眯地繼續說：「我是來接管中央銀行的，後來原合作金庫系統也劃歸人民銀行管轄，我從遣散人員名單上看見了你的名字，就想過要把你找回來。我對你的歷史不說了如指掌，也基本了解，知道你是個純技術人員，從不參加政治活動，抗戰中為國家立過大功，勝利以後反對內戰，退出了軍政系統，回家務農，後來在金融界工作。你沒有跟蔣介石到台灣去，就證明你是個愛國人士，屬於統戰的對象。根據中央『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政策，共產黨一定會用你的。不過你已經被遣散，要回到本系統工作，必須經過黨委討論以後才能決定。估計問題不會太大的，即便因為遣散政策的關係本系統不便於安插，我也會把你介紹到別的系統去妥善安置。你儘管放下顧慮和一切不必要的思想包袱，耐心等待我的通知。」
一席話，說得池步洲心花怒放，頻頻點頭，連連道謝。
池步洲回到家裡，因為忘了抄來姚耐的電話，立刻寫了一封信給他，詳細彙報與羅俊談話的經過，並且告知與羅俊在重慶的那一段交往。
一等等了兩個多星期，羅俊那邊還沒有任何消息。池步洲不便於去催，又寫了一封信給姚耐，請姚耐從側面再催一下。
沒過幾天，人民銀行人事部門的通知終於到了，通知池步洲於十一月一日到人民銀行儲蓄部報到上班。
得到這一消息，闔家歡樂，不可名狀。
池步洲被遣散又被召還，出於三「巧」：一巧在外灘與何孝純相遇，二巧在軍管會與姚耐相遇，三巧在人民銀行與羅俊相遇。多年不見的老友，相繼出現，巧上加巧，這就是池步洲所說的「天無絕人之路」的第二次體現。
事後姚耐告訴池步洲說：軍管會遣散一大批銀行界的高級職員，有經驗、有能力的人大都走了，業務上不免捉襟見肘，難以開展，不得已，領導班子中有人提出不妨選擇一批比較忠誠可靠的遣散人員回來工作，但還在醞釀階段，並未形成決議。恰巧這時候池步洲找上門去，姚、羅二人就把池步洲作為第一個召還人員往上報。上級黨委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意見不一，經姚、羅二人力爭，方才通過。所以池步洲是最早獲准召還的遣散人員。後來雖然還有人陸續被召還，但大都先經過一年半載的學習，才分配工作的。
如此說來，三巧之上，還應該再加一巧！
工資有繼，用不著節衣縮食了。白須賓給池步洲定了一磅牛奶，用來補養身子。她總念念不忘內江那個看相先生說的話：四十四歲有大難。如今國泰民安，生活有著，還會有什麼大難？最多不過是生場大病罷了。如果身體補養好了，到了明年，就可以什麼病也不生，這場大難，不就可以脫過去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