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夏天，國民政府遷到漢口。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的委託，提出六項條件，出面調停日蔣和談。
這當然是一個騙局，也是一個笑話：日本出兵侵略了中國，然後提出條件來要求和談，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強盜邏輯。所謂條件，無非是割讓領土、出讓主權之類，正是日本政府動用了武力妄想得到而還沒有完全得到的東西，中國政府如果還不想公開賣國，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中國政府一宣布不接受，日本政府就說中國政府沒有和平的誠意。這種狼子野心，不言自明。何況當時的局面，日軍已經侵佔了整個東北與華北、華東的一部，國軍京滬戰敗，退守武漢，日軍正在調兵遣將，企圖西上。這種兵臨城下的「和談」，不是玩笑，也是一種威脅。蔣介石當時即便很想投降，也不敢在全國人民抗日情緒空前高漲的節骨眼兒上冒天下之大不韙干這種傻事兒。因此「和談」沒有結果，蔣介石在廬山會議上被迫宣布：戰端一啟，則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全民都應奮起抗戰。
形勢逼人。早在南京時期，蔣介石就曾要求各機關部門廣泛物色精通日語的留日學生從事日軍密電碼的破譯研究，其結果，是中調科通過陳固亭的幫助找到了一個池步洲，別的部門竟連一個也找不到；可是半年多來，機密二股的報務員雖然日夜苦戰，卻連一份日軍的密電也沒截到，更不要說從事研究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是盡人皆知的最起碼的軍事常識。蔣介石得不到日軍的情報，兩眼一抹黑，布兵被動，結果連連挨打。為了扭轉局面，特地把他的內弟、軍委會機要室主任毛慶祥找來，要他在最短期間內運用一切辦法突破這一缺口。
毛慶祥把各部門中對密電碼有研究、有成就的專家學者都召集起來，其中有交通部電政司的溫毓慶和霍實子，中調科的徐恩曾和李直峰，軍統局的鄭介民、魏大銘、陳祖舜等人，借漢口銀行公會會議廳開了一個秘密會議，討論如何破譯日軍的密電碼，以便從中得悉日軍是否要進攻武漢、是向西北進攻蘇聯，還是向南進攻英法屬地……等等情報，供蔣介石參考決策。
會議經過討論，覺得這方面的人才本來就不多，如果各自為政，分散經營，成果不大；因此當務之急，是集中優勢力量，急速成立一個秘密機構，專門從事日軍密電碼的破譯研究。最後會議決定：從各有關部門中把研究電碼的人才集中漢口，成立一個「日帝陸軍密電研究組」，以毛慶祥為組長，總負其責，霍實子為主任，李直峰為副主任，負責破譯研究的技術問題，聘請溫毓慶、徐恩曾、鄭介民、魏大銘為顧問，參與偵譯的設計。此計畫報請蔣介石批准以後，就開始調集專門人才。
對這項決議，四個單位中，以中調科的徐恩曾態度最明朗，執行得最為堅決，行動也最為積極迅速；而交通部密電檢譯所的溫毓慶卻態度曖昧，給自己留了一手，執行得最不堅決。
徐恩曾行動積極迅速，是因為中調科正在陳立夫、陳果夫的策划下籌備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也就是「中統局」，組織和機構正好都要大變動。他表示可以讓機密二股帶經費和電台合併到密電研究組來。
對於徐恩曾這種爽朗的態度，毛慶祥當然是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於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也就是中調科改組為中統局之前的兩個月，李直峰帶領池步洲等原中調科機密二股的二十多名屬員到漢口報到。
這一調動，池步洲與中調科的關係也就結束了。因此，他與後來改組的中統局一點兒關係也沒有。算起來，他在機密二股一共呆了八個月，但是什麼成績、貢獻都沒做出來。
正因為池步洲對特務組織一無所知，在特務機關里工作了八個月，只認為周圍的同事都是抗日誌士，大家相親相愛，互敬互助，親如兄弟，一點兒恐懼感也沒有，因此離開了特務機關，也沒有解脫感。但是這八個月的經歷，卻給池步洲的一生打下了問號，新中國成立後的多少年來，居然為此而吃盡了苦頭。——這是後話，下文還要詳細敘及。
在所有的破譯密電單位中，當時以溫毓慶和他主持的交通部電政司密電檢譯所的力量為最強，而且密電研究組經多次改組發展為「軍技室」以後，溫派一直處於主導地位，為什麼溫毓慶在籌組密電研究組的行動中態度反而最曖昧呢，這事兒關係錯綜複雜，有必要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來龍去脈。
溫毓慶，廣東省台山縣人，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清華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任清華大學教授、財政部稅務專門學校校長、財政部參事等職。由於他精通無線電業務，曾為蔣介石研究過中文密電。二十年代末，光華大學教授顏任光任交通部電政司司長期間，溫毓慶參與籌建我國第一座國際無線電台——設在上海真茹的國際無線電台，並出任交通部上海國際電訊局局長。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正在策劃侵略中國，其各地領事館負有搜集情報的任務。由於領事館沒有自己的電台，這些情報只能按當時的國際慣例通過各地的中國電報局用日方自編的密碼發到南京的日本大使館，再由大使館用他們自己秘密建立的大功率無線電台發回日本外務省。
這種情報的傳遞方式，在今天看來，好像是其笨無比，很難令人相信的。但在當時，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溫毓慶早就有意破譯日本領事館通過中國電報局發出的密電。一九三四年秋，溫毓慶曾請宋子文轉交一份「條陳」給蔣介石，建議設立秘密機構，專門從事破譯日本使領事館之間、及大使館與日本外務省之間的密電。另外，香港電報局當時也由我國交通部管轄，所有日本人拍發的電報報底，都可以拿來進行研究。
一九三四年底，交通部部長朱家驊辭職，顏任光也辭去了電政司司長的職務。蔣介石手諭讓溫毓慶接任電政司司長，同時組成「密電檢譯組」。這是一個秘密機關，組織關係屬於電政司，經費由蔣介石的特別辦公費中開支，業務上直接聽命於蔣介石，交通部無權過問。
密電檢譯組設在南京市新市區西橋七號，是一座帶有一個小院兒的二層小樓，清靜而隱蔽。檢譯組成立之初，只有五個人：一個就是霍實，也叫霍實子，是個早期的留日學生，廣東人，與陳銘樞私交頗深，是宣布脫離殷汝耕冀東偽政權來南京的；一個是王維鈞，一九三二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化學系，由顏任光介紹到上海國際電訊局工作，是溫毓慶從上海帶來南京的，實際上是溫毓慶的秘書；一個日文電報收報員，一個行政事務員，由溫毓慶兼任組長。真正能夠從事密電研究的，除了溫毓慶之外，只有霍實子一個人。
溫毓慶以交通部電政司的名義，發文給上海國際無線電台、香港及各地電報局，要求把日本使領館人員發出的密電報底每日抄送一份交電政司。當時檢譯組所研究的，就是這些電報報底。可以這樣想像：日本人既然敢於把密電交給中國官方電訊部門發出，其保密程度可想而知是不會太高的。研究這種「通用外交密電」的目的，在於探索日文密電的結構，以便破譯其他日文密電，特別是日軍軍用密電。
日本外交密電，用兩個英文字母代表一個假名字母，是在明碼拼音電報的基礎上進行變化而組成的編碼。這種變化看來似乎沒有規律，實際上當然是有規律可尋的。破譯密電，就是研究並發現這種變化規律。
不久，霍實子等人就破譯了兩種日文外交通用密電。這些密電結構簡單，內容也普通，不過是些日本外交人員調動情況和使領館經費開支之類，偶然也有一些日本對華外交方面的意見、指示。檢譯組每天將這些破譯的外交密電送交軍委會機要室毛慶祥轉呈蔣介石參考。由於內容泛泛，總的說來，作用不是太大。
密電檢譯組取得了初步成績，但是對比較複雜比較重要的日本外交密電，仍不能破譯。溫毓慶再次給蔣介石遞了報告，要求增加人員，擴大組織。一九三五年秋，蔣介石批准了將密電檢譯組擴大為密電檢譯所的報告，溫毓慶立即著手網羅人才，準備大幹一番。
王維鈞有個表兄叫楊肆，光華大學數學系畢業後，在南寧廣西大學數學系當助教，對數學上的排列、組合頗有些研究，而這方面的學問，正好對破譯密電碼十分有用。通過王維鈞的推薦，溫毓慶把楊肆也網羅進了密電檢譯所。
楊肆來了以後，與霍實子、王維鈞等人聯手，很快就破譯了比較複雜、比較重要的日本外交密電，了解到日本外務省對駐華使領館的指示及使領館人員的動態等等，同時也證實了日本駐華大使館內確實秘密設有大功率強力無線電台，與東京的日本外務省直接通訊聯絡。
溫毓慶立即在南京鼓樓附近設立一個偵察電台，指定一位工程師負責，配備軍用收報機兩台和日文報務員數人，通過定向裝置，日夜偵查日本大使館秘密無線電台的所在，並請軍統局通訊科科長魏大銘派人來協助。魏大銘原來是上海國際無線電台三個半發報高手之一，是溫毓慶的老部下，後來應戴笠的請求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