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丸」航行了兩天兩夜，終於在八月初平安到達上海。
池步洲一家五口，四五件行李，抱一個，背一個，牽一個，雇了幾個力夫，總算在潮水般的人流中擠下了船來。但是沒人接，烈日下站在碼頭上搔首踟躕，不知如何是好。
幸好當時上海的旅館業競爭激烈，各以住房舒適、價格低廉、服務周到為招徠，每逢遠洋客輪靠岸，都派人到碼頭來招攬生意，手持旅館的照片，嘴裡滔滔不絕地介紹地理位置如何適中，上車上船看戲逛街全都方便，服務態度如何熱情，一日三餐免費供應等等。一旦說動了的客人，得到了首肯，立刻在行李上貼上某某旅館的標籤。他們與腳行都有合同，只要一招手，就有人把行李都拉走，然後旅客集中，統一用汽車送到旅館裡。人到，行李也到了。
池步洲沒到過上海，也不懂上海話，只好傻子過年看隔壁，一切都學人家的樣子，「隨著大流」就到了旅館裡，開了一間有兩張彈簧床的房間，茶房不僅沏茶送水，連飯也送進房間里來，服務確實相當周到。
池步洲總算回到了闊別八年的祖國。三個孩子，「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一個剛剛會講話，咿咿呀呀說什麼，只有媽媽能聽懂。日本姑娘白濱英子雖然已經成了中國婦女白須賓，卻還是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國土，面對這個既熟悉又陌生、既文明又封建、既進步又落後、既美麗又骯髒的中國第一大都會，看一切都感覺到既可愛又可憎，既新奇又平常。
世界上的事物，無不是相對的。一個聰慧的天才，在某些方面也許跟白痴差不多少。池步洲就是這樣。他在學校里讀書，不論數理化還是文史哲，都是一點就透，用不著老師講第二遍，人人誇他是「奇才」；但是在人際關係上，特別是在政治方面，卻特別幼稚，簡直是個典型的書獃子。
他出國留學，一心只想學成歸國為桑梓效力；畢業後留在駐日大使館武官署工作，也是你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做到忠於職守，秉公辦事，不卑不亢，如此而已。至於別的事情，凡與我無關的，一概不管。一聽說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武裝侵略中國，國難當頭，民族危亡，就再也坐不住了，心心念念，只想回國抗日，與全國人民共赴國難。實際上，他出了校門就出國門，對於中國的社會、國情、政治現狀等等，即便不是一無所知，也是知之不多的。
按照他的想法，像他這樣出於一腔愛國熱情回國來抗日的青年知識分子，一踏上故土，就應該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熱烈歡迎，應該立刻分配他去工作、去拼搏才是。萬萬沒有想到，在舉目無親的上海，你想盡忠報國，沒有過硬的人際關係，竟也是報效無門，寸步難行的。
池步洲的五哥步雲，離開葫蘆島航空學校以後，到了十九路軍。十九路軍入閩，池步雲擔任保衛團幹部訓練所軍事教官。一九三三年十九路軍聯合李濟深反蔣，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在蔣介石重兵進攻下失敗，池步雲逃亡到青島，本想依附海軍故舊，只因他是十九路軍的人，沒人敢安插。輾轉到了南京，才在陸軍軍官學校工兵科當了個地形教官。池步洲離開日本的時候，得知哥哥全家都在杭州，但卻不知電話號碼，所以他一到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給杭州的哥哥寫信，告訴他自己住在哪個旅館，電話號碼是多少，要他哥哥趕緊來電話聯繫。
池步洲一面等哥哥來電話，一面出去找政府部門要求安置工作，不問職務，不計較工薪，只要是抗日的就行。妻子則拖著三個孩子困守旅館，寸步難行。他像沒腦袋的蒼蠅似的，在上海灘亂碰亂撞地飛了兩天，什麼問題都沒解決。儘管他大義凜然地侃侃而談，開口救國，閉口抗日，人家卻把他當成是找飯吃的「西裝癟三」，再一聽他是剛從日本回國來的，更用懷疑的眼光瞟他，沒說出難聽的話來，算是他沾了衣冠楚楚、一表非俗的光了。
上海到杭州的信件，一般兩天可到。第三天，哥哥的電話就來了。對於弟弟的回國抗日，似乎已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告訴弟弟：時局緊張，軍校停止一切活動，他已經奉召返回南京，不日即可到達上海，要他在旅館裡靜等。
又過了三天，哥嫂一家也到了上海。哥哥在上海有比較要好的熟人，十來個人暫時擠進了朋友家裡，暫時解決了吃飯住宿問題。
兄弟八年不見，兩妯娌還是初次謀面，都有一肚子說不完的話兒要傾瀉，從家事扯到國事，從中國扯到日本，從上海扯到故鄉。但是沒讓他們消消停停地說上幾句，由於日軍處心積慮地製造事端，時局又有了突然的變化。
八月九日，有日軍官兵兩人乘坐一輛軍用汽車，向上海虹橋飛機場大門口開去。門口的守軍向他們揚紅旗命令停車檢查，日軍官兵蓄意挑釁，不但不停，反而開足了馬力猛衝。守軍無奈，只好開槍，將車上的兩名官兵擊斃。盧溝橋事變以後，特別是蔣介石七月十七日在廬山公開宣布抗戰以後，中日雙方雖然還沒有在華東發生戰事，但是局勢已經非常緊張。日本帝國主義正愁沒有可資利用的借口發動華東戰事，所以故意製造這一事端，然後以此為借口，一面向我方提出強烈抗議，一面公然在我國領土上陳兵布陣，擺出一副立刻就要開戰的架勢。
這一下，上海的形勢更加緊張起來，日軍飛機就在市區上空盤旋，我駐滬陸軍部隊迅速做好了一切準備，十字街頭已經壘起了沙袋、修起了工事，戰爭幾乎一觸即發。膽小怕事的，不願做「亂世民」的，紛紛外逃；膽子大的，特別是住在租界區的，以為戰事與我無關，大佬們依舊燈紅酒綠，渾渾噩噩，小市民依舊蠅營狗苟，錙銖必較，全沒有大敵當前，應該意氣風發、同仇敵愾的抗戰氣氛。
兄弟二人商量：朋友家裡，不能久住。上海舉目無親，找不到關係，走投無路，何況眼下局勢如此緊張，更不能拖累朋友。南京是國民政府的所在地，那裡留日的老同學多，只要找到他們，就可以共商抗日大計，總會有些辦法的。再說，上海如果一打起仗來，想走恐怕都走不掉了。但是貿貿然全家奔去，也太冒險。兩全的辦法，是先去一個人觀察一下，有了眉目以後，再回上海來接家屬。
於是當機立斷，讓哥哥留在上海照顧兩家的家屬，池步洲肚子一人在八月十一日也就是「八·一三」的前兩天，趁火車到了南京。
池步洲到了南京，才發現政府各機關部門，從國民政府到市政府，幾乎全都已經撤退或正在撤退，只留下一個空架子、一塊空牌子，什麼公務也不辦。
日本留學生，只找到辦中國文化服務社的劉伯閔先生和在警官學校任教的鄭宗楷先生，而且他們也都在忙著撤退，無暇顧及別的事情。境況和在上海也不差多少。
劉伯閔是早期的留日學生。他與陳立夫、陳果夫關係密切，從日本回來，即在南京設立中國文化服務社，設有書店出售各種書籍，其中日文書佔一定比例，所以需要有個人在東京幫他進貨並郵寄。這件事情，經人介紹，就由好管閑事又好交朋友的的池步洲當上了「代辦」。干這差使，不但完全是義務勞動的，多少還得貼上一些郵費。
這次池步洲從東京回來，找到了劉伯閔，兩人雖是多年的故交，卻還是初次謀面。那時候，劉伯閔正忙著內遷，也無法分身幫他奔走。只告訴他政府部門在南京設了一個「華僑招待所」，凡是回國參加抗日的華僑，都可以免費供應食宿。池步洲經他指點找到了這個地方，暫時住了下來，工作的問題，一時間還不知找誰是好。
兩天之後就是「八·一三」，上海開戰了，難民像潮水般湧來。池步洲一心兩掛，擔憂哥嫂及家屬的安全，真是寢不安席，食不知味。幸虧哥哥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遇事不慌，冒著連天炮火，帶著兩家家口，居然平安地退到了南京，而且通過同鄉找到了弟弟。兄弟妻兒見了面，池步洲心中一塊石頭方才落了地。只是倉促離滬，孩子又多，池步洲從日本帶回來的五個箱子，只隨身帶出一個來，其餘幾個，都放在友人的家中，無法帶來了。
時間緊迫，池步雲急於要到軍校報到，因為軍校也要撤退到成都，萬一遲到了，可就趕不上了。儘管兄弟八年不見，有許多話要說，池步洲一家如何安置，還沒有眉目。可是身在官中，沒有自己的自由，也無可奈何。
不久池步雲就隨同軍校遷到成都，兩家人才相見又別離，真是見也匆匆，別也匆匆。接著劉百閔先生的文化服務社也遷到了內地。從此，池步洲一家人留在南京，過上了舉目無親、無人過問的日子。
池步洲一家在華僑招待所住了兩周，工作根本就沒有眉目，居住期限卻到了，所里一次次通知搬遷。幸虧鄭宗楷奉命撤退，空出來的房子反正不會有接替的房客，可以讓池步洲一家暫時住下，招待所也答應每天的中午飯繼續供應。一家人總算棲身有所，免受飢餓。
更糟糕的是：上海成了前線，南京成了第二線，每天都有幾批敵機飛來轟炸，空襲警報不斷。市民們人心惶惶，商店大都關門，紛紛逃往鄉下，市面立刻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