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到達日本的那一年，是一九三零年。第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駐我國東北境內的關東軍突然炮擊瀋陽，同時在吉林、黑龍江發動武裝進攻。蔣介石採取投降賣國政策，命令張學良「絕對不得抵抗」，並把東北軍撤到山海關內。僅僅一天工夫，日軍就佔領了瀋陽。接著分兵侵佔吉林、黑龍江。到了翌年一月，東北三省全部淪陷。當時國內愛國軍民不顧蔣介石的明令，組織東北義勇軍，奮起抵抗。民族矛盾上升，連稍有民族氣節的「鬍子」即土匪尚且大義凜然，同仇敵愾，與義勇軍並肩作戰。全國的熱血青年紛紛舉行集會，或在後方遊行示威，宣傳抗日，或投筆從戎，奔赴前線直接參戰。抗日情緒，十分熱烈。
當時的旅日華僑，真正甘願賣國媚日當亡國奴的投降派，終究是少數。儘管是在日本的領土上，也是義憤填膺，紛紛在各會館秘密舉行集會。家在東北的學生，不顧使館的勸阻，回國抗戰者十分踴躍。
當時池步洲正在東京早稻田大學讀二年級，中國留學生的這些愛國活動，他也是參加了的。但他一者比較接近大使館，聽了使館官員的解釋，相信中國政府在這種大事面前一定會有正確的安排，二者自己來日讀書，五哥五嫂等於毀家支持，不能半途而廢，功虧一簣。因此，一方面接受了愛國主義教育，一方面安心讀書，靜觀其變。
但是，「九·一八」事變之後的國內情況並不美妙：一方面日軍侵佔了東北之後，不斷擴大侵略，覬覦我華中、華北；一方面蔣介石堅持不抵抗主義，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繼續進行「剿共」內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進行兵諫，迫使蔣介石作出了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投降派、停止「剿共」並聯合紅軍一致抗日等承諾。至少從表面上看起來「內戰」停止了，抗日的統一戰線也建立起來了，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親日派企圖擴大內戰以利於日本侵華的陰謀失敗了。
中國國內的政治力量趨向團結、一致對外的形勢，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大大的不利，半年之後，即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駐宛平縣軍隊炮轟盧溝橋，舉世震驚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我二十九軍將士不顧蔣介石「不許抵抗」的命令，奮起抵抗，全民響應，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從此打響了。
消息傳到日本，愛國旅日華僑又一次紛紛集會，響應祖國人民的積極行動。特別是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宣布抗日，號召「地無分南北、人無分男女」，一致對外，東京的旅日愛國華僑們精神為之一振，當即奔走相告，互相鼓勵，相約回國，共赴國難，短短几天之內，即形成一股萬眾一心、如火如荼、不可遏止的熱潮。
池步洲當時剛剛辭去中國駐日大使館武官署的職務，得到了這樣的消息，情況已經與七年前大不相同：當年第一是學業未就，第二是有大使館的勸阻，如今學業已經結束，大使館有了蔣介石的明確表態，也積極支持，第三是平時經常來往的同鄉和同學，除了一人決定留下不走繼續求學之外，其餘三十多人，幾乎在一周到十天之內，都紛紛回國參加抗戰了。少數幾個沒走的，也是有別的事情耽擱，過幾天都要回國的。儘管池步洲從來不問政治，但是面臨著民族危亡，出於愛國熱情，當然也想回國參加抗戰，以盡華夏子孫的一片忠心。
「留下不走繼續求學」的，就是鄭謀平。他之所以不走，是根據他自己的特殊情況經過深思熟慮並與池步洲等人商議之後才做出決定的。
鄭謀平只有初中程度，家貧輟學後，在一個親戚家當學徒，盡心儘力地幫助親戚做生意。他那親戚為人厚道，每有贏利，多少也給他一點兒分成。他拿到錢以後，也不亂花，而是統統交給親戚做本錢，等於入股的一般。將本生息，日積月累，居然也攢下了一筆可觀的數目。有了這筆錢，他決意到日本留學。那親戚也尊重他的志向，除提出一筆錢來做盤纏之外，答應每月匯給他足夠的費用。他來東京以後一年左右，那親戚生意做賠了，連他的那一筆資金也賠了進去。不過那位親戚還有良心，來信說：不管怎麼困難，決不耽誤他每月所需的費用。因此他的留學，實在不易。
一九三六年，他在一家農業專門學校畢業，本來應該適可而止，畢業還鄉，也算是個「日本留學生」；但他不以此為滿足，一定要進一家名牌大學。好在他已經從農業專門學校畢業，日語也過關了，就去報考國立東京農業大學，而且得到了免試入學的優待。「七·七」事變起，他入東京農大剛一年多。看見同鄉同學們一個個走上了歸國之路，去參加神聖的抗日戰爭，對他來說，當然也面臨著一次新的抉擇。
鄭謀平和池步洲一樣，都是不問政治的。但不問政治不等於沒有愛國心。他選擇留下來繼續讀書，一是他的東渡留學，十分不易，不能半途而廢，二是當時中日並沒有宣戰，中國大使館依舊駐在東京，日本政府對留學生也沒有下驅逐令，相反學校當局表面上還歡迎留學生繼續讀書。
後來，事實證明他的留下讀書決策，對他個人來說是絕對正確而且成功的。他從東京農大畢業以後，回國當了教授，後來到了台灣，在振興台灣農業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成就卓著。而當時回國的人，除少數後來去了港台或再次出國不在大陸者外，絕大多數回國抗日的光榮歷史都變成了反動史、罪惡史，儘管最後得到平反，但是苦頭卻都吃足了。
池步洲的情況，既與鄭謀平絕不相同，也與別的留學生大有不同：別人大都無牽無掛，提起腿來，說走就能走；而他已經是一個五口之家的家長，要回國抗戰，當然要全家一起走，這等於要他親手把剛剛建立起來的美滿小家庭徹底毀掉。何況他的妻子是一個日本貴族，第三個孩子又剛剛出世不久，連名字都還沒起，即便在平時，要動員這樣的妻子離開日本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去，就已經夠困難的了，何況現在是非常時期，到中國去不是當官、當教授，而是去抗戰，也就是去反對她的天皇，當然更是難上加難。如果她也從「愛國」出發，來一個「兩國交戰，各為其主」，從此分道揚鑣，各奔前程呢？事情可就難辦了。
正因為池步洲有這種特殊的困難，「七·七」之後的十天之內，他送走了一批批的同學，東中野「閩租界」里的閩人，除了決心回國但還有別事耽擱者外，最後就只剩下他和鄭謀平兩個人了。
難辦的事情還是要辦，難於開口的話也還是要講。池步洲採取了「攻心為上、感化為主」的懷柔政策，先不提回國抗戰的事兒，只給妻子講解日本軍隊幾年來得寸進尺地侵略中國以及中國人民被迫抗戰的現狀。白濱英子一者對丈夫子女愛護備至，二者經過丈夫的剖析，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擴張侵略逐漸有了認識；對於是非善惡、強權正義等等，也逐漸有了分辨能力。到了這個時候，池步洲方才說出了自己的打算。丈夫的赤膽忠心，深深打動了白濱英子，儘管她也明白，只要自己一點頭，隨之而來的阻力，將不知道有多多少少；隨之而來的磨難，更不知道有多多少少。幾經痛苦的思考與鬥爭，正義感終於戰勝了狹隘的個人得失，白濱英子眼噙著熱淚，毅然說出了「我理解你，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你到哪裡我也到哪裡；你幹什麼我都支持你」的肺腑之言。
正在這個節骨眼兒上，發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情，促使他不得不立即採取行動，急速離日回國。
東中野「閩租界」里的閩人，常常在池步洲家聚會，這事兒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就派了一名年輕的警官來監視。這位警官並不穿警服，但卻不掩飾他的身份。什麼時候來也不一定，有時候閩人們正在聚會的時候來，有時候家裡沒客人他也來。閩人們大都認識他，也知道他負有監視大家的使命。當時大家的態度是：心中無冷病，不怕吃西瓜。反正聚會確實是友誼性的，並無「非法活動」，更沒有整治性活動。時間長了，這位警官成了池步洲家的熟人，把監視對象變成了朋友，經常來聊聊天，留他吃飯也不拒絕。
「七·七」事變後的第十一二天，這個警官忽然匆匆走來，悄悄兒地對池步洲說：「你能走的話，盡量早點兒走。警方很注意你。再不走，有可能要拘傳你了。」
池步洲大吃一驚。自己沒有任何非法活動，憑什麼上了黑名單？考慮到那是個「非常時期」，一切不能以「常情」來分析，最乾脆的辦法，就是一走了之。於是再次商之於妻子：走，還是不走；走的話，越早越好。
英子小姐的思想工作已經做通，隨時可以跟他「開路」。她只有一個要求：離開日本之前，讓她回神戶向父母家人告別。此外，為避免牽連家人，她到中國之後，必須改換一個名字。經過商量，她按照中國習慣起了個華人的姓名：白須賓。
這樣的要求，當然是合情合理的。於是，池步洲稍事摒當，處理了傢具什物，打點好行裝，即於七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七·七」事變後的第十八天、蔣介石宣布抗戰以後的第八天，攜妻子兒女先從東京到神戶，去辭別白濱家人，然後即從神戶啟程，返回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