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人們都以為破譯日軍密電碼這件大事，不是軍統所作，就是中統所為，於是糊裡糊塗地把這一功勞加到了戴笠或二陳的頭上。例如沈醉寫的一本回憶錄中就有這樣的說法；而戴笠的家鄉浙江省江山縣政協編的《江山戴笠》一書的《戴笠小傳》（申元著）中，即有這樣一段：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戴笠著手建立電訊系統，設總台於南京，由魏大銘主其事，規模粗具。繼後，又特聘清華大學教授溫毓慶從事破譯密碼的研究工作。不久，戴笠組成以溫毓慶教授為主任的特種技術研究室，進一步加強破譯技術的研究工作。一九三九年，於俘虜日本空軍大石信三的口供中，得知日軍使用五十字母組成方法，對破譯無線電密碼取得突破性進展。是年，特種技術研究室工作人員增至五十人，偵收機達五十架，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破譯日本偷襲珍珠港密電、打開中美情報合作之門奠定了基礎。
這一段話，雖然是半官方（縣政協）發布的，看起來似乎也很明白，但有的則與實際情況相去很遠（軍統局內部根本就沒有密電研究人員，詳後文）；有的則一望而知為牽強附會（例如「工作人員增至五十人，偵收機達五十架」，豈非人手一架？），有的則故意陰差陽錯，語焉不詳，似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所破譯的日軍偷襲珍珠港的密電，不是軍統局人員所破譯，也是軍統局打下的基礎，如此等等。
由於事涉軍事秘密，國共兩黨的政府直到今天還從來沒有正式發布過有關這一事件的文件。
任何秘密，都是有時間性的。有的國家，規定了保密的時間限制。例如英國，把國家級機密限制在三十年以內，過了限期，才允許當事人發表回憶錄。如今半個世紀過去，有關這件大事的經過，竟一直沒有詳細的報道，而關於破譯這份密電碼的功臣，卻已經有兩家報刊略有透露：
其一：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天天日報》在其「出爐新聞」欄以醒目標題《莫名其妙的反革命》發表一篇報道，摘要如下：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發生前五天，中國有人攻破了日本密電碼，預知日方採取行動，美國不信此消息。中共上海法院，則於一九五九年把這個電碼專家判為反革命……
本文報道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主人公霍實子，現仍健在。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一名翻譯日本軍事密碼專家，曾為抗日戰爭立過功，但一九五九年在上海法院，被判為「反革命」……直至今年二月才摘去「反革命」帽子，但是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最近寫信向在港親人表示：他認為自己被判為反革命是一樁冤案錯案，要求複查，予以糾正，徹底平反，恢複名譽……
另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前五天，他又譯出日本外務省拍給駐美日本大使的密電，說飭令駐美使館馬上焚燒各種密碼本，只留一本普通本。
當時霍氏將電文譯出之後，又寫上了譯者按語說：「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駐華大使川越，曾電令駐華各領事館，馬上燒毀各種密碼本，只留一本普通本，由此可以肯定日本決定對美髮動戰爭……」
報道的中心，是為霍實子先生鳴冤，但所提到的「另一件事」，分明指的是他破譯了日軍偷襲珍珠港的那份密電。短短一則新聞，寫得顛三倒四，不知所云，本是中文水平不高的港報記者一向的文風，但這卻是第一次有名有姓明確地說出「破譯日軍偷襲珍珠港密電者為霍實子」的重要報道。僅在日本，就見有兩家報紙予以轉載，有了一定的影響，很可能已經被史家作為野史旁證予以輯錄。
其二，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上海小說》第六期上發表了我的一篇紀實文學《大牆憶舊》，那是我正在寫作中的長篇小說《括蒼山風雲錄》（暫名）中的兩章，其中以「中統特務池步洲」為小標題，浮光掠影地描寫了破譯這一密電的奇人池步洲及其在獄中的表現。這是大陸出版物上首次有名有姓地指出「破譯日軍偷襲珍珠港密電者為池步洲」。
我寫此文的素材，來自與池步洲同監的犯人、我少年時代的鄰居、同學陳先生，內容道聽途說，經過輾轉流傳，並非第一手資料。儘管所有細節都是池先生親口所說，但由於事隔四十多年，當時又沒有文字記錄，全憑敘述者的記憶，魚魯亥豕，在所難免（例如說他是中統特務、當過少將參謀長、畢業於廈門大學、是官費留學生等等，都與事實不符）。
文章的末尾，我有這樣兩句話：「今天這部回憶錄發表了，我十分希望他的夫人或公子能在偶然的機會看到。那麼，關於池步洲的故事，就可以湊完整了。」
我當時之所以要這樣寫，是因為一九五六年二月池步洲離開上海監獄的勞改工廠——軍工路勞動板箱廠以後，他的故事也就嗄然而止，沒了下文，對讀者來說，意有未盡，寫上這兩句，算是有個交待，並不真的奢望他的夫人或公子能夠看到。
天下的事情，往往出於人們的意料之外。那篇文章發表以後，適逢池先生的二公子正在上海，立即將那一期《上海小說》寄給了他父親。池老先生披閱之餘，立即給《上海小說》編輯部寫信，不但沒對我的報道失實有所指責，反而褒譽備加，令人汗顏。來信全文如下：
《解放日報》編輯部諸位先生，乞轉
《上海小說》編輯部關關、牟春霖兩先生賜鑒：
敬啟者。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上旬，我蒙上海一位親戚特別關心，航空寄下貴刊九四年第六期刊登的先生大作《大牆憶舊》全文，計69至86頁共19頁，文采瀟洒，筆鋒犀利，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堪稱傑作。而關關、牟春霖兩位編輯先生亦在文末介紹稱：「作者自稱，所有的人和事均源於目擊身歷，絕非面壁虛構」，這更難能可貴，令人欽佩。
原文自75頁起，涉及我的囹圄過程，亦頗詳盡，基本屬實而又充滿善意，關懷備至，並熱切希望我的家屬能夠提供我是否健在的消息，俾可湊整有關我的故事。仰見隆情高誼，銘感五內。現懇請兩位編輯先生設法轉告先生：我池某現還活著，乙亥年即臻米壽，頑軀尚好，筆耕不輟：八三年出版了《日本遣唐史簡史》（七萬字），頗獲海內外好評；九四年四月又在上海出版了《日本華僑經濟史話》一書（二十萬字），第一版在幾天之內即已售光，現正請上海社會科學院再版中。此外尚有不少文章發表在海內外刊物上。總之，我深切盼望與先生通信聯繫。
專此奉懇，順頌
撰祺！
池步洲拜啟
94.12.15
另附《小記》如下：
（一）我絕對不是「中統特務」，必須加以澄清（附上1983年4月12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為我冤案徹底平反的判決書及李直峰先生親筆證明等複印件各一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我於七月二十五日挈婦攜雛，回國參加抗戰。當時國民黨政府下令全國各機關物色留日人才，送往軍委會從事破譯日寇密電碼工作，我獲其選，中統局不過過渡而已。先生八十萬字巨著一旦問世，則我將戴著「中統特務」這個高帽子「遺臭萬年」矣。故這個玩笑實在開不得，必須加以澄清。
……
（二）我一生只作過一件大事，即在國家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頭，我破譯日寇密電碼成功，盡了匹夫之責。……
《上海小說》編輯部把池老的信轉來給我，藉此因緣，我得以與池老先生建立了頻繁的通信聯繫，並從他處獲得回憶錄《一片丹心破日密》手稿及多種極為珍貴的史料複印件，據此完全可以肯定破譯日軍偷襲珍珠港密電的是池老先生，而非霍實子。
無獨有偶，就在我與池老先生已經聯繫上以後，忽然又接到了上海市虹口區四川北路第三小學孫吉英老師的來信，全文如下：
先生：您好！
非常偶然的巧合，看了你九四年第六期《上海小說》中的一篇文章——《大牆憶舊》。其中「中統特務池步洲」一節，很受感觸。我馬上就寫信給你。但時隔幾個月，沒音訊。後來到處打聽找你。由於我單位同事的愛人在解放日報社擔任領導工作，在他的幫助下，才知道您現在在北京。今天寫信給你，但願你正是我要找的作者。
我是上海四川北路第三小學的教師，和您的恩師——池步洲老先生的一家是鄰居。文章中的池老先生入獄以後，他的一家從公館搬遷到了新華路73弄57號四樓（人民銀行宿舍），艱難的生活從此開始。
生活中的池媽媽——白濱英女士，這位善良的日本母親，一個人挑起了這副沉重的生活擔子。他們有五個子女：老大（書中寫的當兵的兒子）、老二是兒子，老三是女兒，和我一般大（屬小猴的，1944年12月生），老四是女兒，最小的是兒子。自丈夫離開以後，池媽媽後來在上海第一織布廠當保育員。幾十元的工資養家糊口，弟弟妹妹的學費，都由大哥從部隊省下的津貼費承擔。人們很難相象，這位貴族小姐精神上、生活上幾十年來是怎麼熬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