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如是說：樂觀者在困難中看到機會；悲觀者在機會中看到苦難。
李嘉誠回首往事，如是描繪他少年時的心態：
「小時候，我的家境雖不富裕，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我的先父、伯父、叔叔的文化程度很高，都是受人尊敬的讀書人。抗日戰爭爆發後，我隨先父來到香港，舉目看到的都是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就感到這個世界原來是這樣的。因此在我的心裡產生了很多感想，就這樣，童年時五彩繽紛的夢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李嘉誠來到人世時，世界已不太平。儘管此時北伐已取得輝煌的勝利，而中國依舊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世界經濟經歷長久繁榮後，接踵而來的是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殖民主義帝國為了轉嫁經濟危機，更多地把眼光瞄向了地大物博的中國。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中日戰爭全面開始，日軍迅速侵佔了中國的半壁河山，更大的苦難降臨在中國人民面前。1939年6月，潮汕淪陷，日寇橫行，寧靜而美麗的潮州城變成了一片廢墟。潮州城到處飄揚的是橫行霸道的太陽旗。潮州人開始四處逃難。李雲經痛苦萬分，他雖有報國之志，還經常與城裡的知識分子相聚在一起，密謀抗日大計，但是他上有老母，下有妻小，不能拋下家室前往抗日前線。不過，潮州城裡是呆不下去了。於是在1940年初，李雲經攜妻帶子逃到澄海縣隆都松坑鄉，寄住在姨親家。不久，又輾轉投靠在後溝小學任教的胞弟李奕家。當時李雲經一家生活無著，還有家人染上了瘧疾，沒醫沒藥，禍不單行，苦不堪言。這一年，李嘉誠的祖母去世。李雲經、李奕兩兄弟全力草草為母親辦了葬禮後，由於找不到教職，還是沒有經濟來源。胞弟李奕薪水微薄，李雲經不忍心長期受其接濟。李雲經與妻子庄碧琴商議多日，決定前往香港投靠妻弟庄靜庵。庄靜庵是香港的富商。此時，內地戰火紛飛，兵荒馬亂，香港卻是太平盛世，一派祥和，成為戰時內地人所嚮往的避難所。1940年冬天，李嘉誠一家就踏上艱難的旅程，準備去香港度過這艱難的生活。當時去香港也是要穿行槍林彈雨，爬重重的封鎖線。歷經千辛萬苦之後，終於來到目的地香港。
李雲經的妻弟庄靜庵，幼年在潮州鄉間讀私塾，小學畢業後，像眾多的潮州人一樣離家外出闖蕩。1935年，27歲的庄靜庵來香港涉足鐘錶業，從最簡單的布質、皮質錶帶做起，一步步做大。他的產品質優價廉，深受代理商和消費者歡迎。後來開始兼營鐘錶貿易，購入瑞士鐘錶，再銷往東南亞各國。等李嘉誠一家來到香港的時候，庄靜庵為他們騰出住的地方，然後設家宴為他們洗塵。但是面對姐夫一家的困境，庄靜庵卻根本沒有提起讓姐夫李雲經上他的公司做職員，因為他不會把公司人事與親戚關係攪和在一起。庄靜庵從來都是在商言商，即便對自己的家人也是這樣。而當時他自己正忙於擴大經營規模，資金分外緊張，家庭生活僅屬小康。姐姐一家的到來無疑會成為莊家的負擔。
生性清高的讀書人李雲經也沒有向自己的妻弟求情，於是打算自己出去找工作。庄靜庵極力贊成說：「香港時時處處都有發財機會，就怕人懶眼花，錯過機會。潮州人最能吃苦，做生意個個都不錯。我認識好些目不識丁的從潮州鄉下來的種田佬，幾年後，都發達了起來。」
但是對於李雲經這個儒家讀書人來說，在大商業社會的香港找工作確實不容易。幾經碰壁之後，李雲經後來終於在一家潮商開的公司做上了小職員，算是找到了一家人謀生的工作了。
小小年紀的李嘉誠還沒有徹底的看到這個動蕩的時局，商業社會裡這冷漠的人情世故。在潮州逃難的時候，李嘉誠以前雖然常從書中讀到有關國破家亡的描述，但沒想到此種凄慘景象這麼快就降臨到了自己的頭上。美好的童年生活徹底結束了。日本人橫行潮州，逼得潮州人們四處逃亡，很多人都妻離子散，這凄慘的情景還有父母臉上愁苦憂傷的表情，深深印在李嘉誠的腦海里。到了香港以後，他又看到清高的父親為了謀生不得不輾轉在商業社會的各個角落，吃盡了苦頭。在李雲經終於承認「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時候，他開始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觀，以及對兒子的教育觀。在這樣的現實生活里，李嘉誠不可能再去向父親請教古書上的問題了。父親慢慢地接受這樣的現實後，李嘉誠就得到了父親另外一種教育。他不再以古聖先賢的風範訓子，而是要求李嘉誠「學做香港人」，從而融入香港的商業氣氛之中。李嘉誠還通過舅父看到了商業社會的實用主義。這些經歷使李嘉誠感受頗深。他小小年紀雖然不會明白這一切人情世故的根源，但是這些人情世故對他以後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商業社會的冷酷無情對一個少年來說是災難，但它催人早熟。商業社會是現實而理智的，它迫使少年李嘉誠丟掉幻想，自我奮鬥，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成功。人生總要碰到逆境和順境，真正的成功都是從逆境中磨鍊出來的，因此不懼怕逆境是一名大商人必須鍛煉的能力。
創業感悟：「人創造了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了人。」生活環境對一個人成長發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逆境中成長起來的人經歷硅苦生活的磨鍊更能激發一個人的奮鬥力量，成就一番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