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孔夫子一走，我就把阿慶叫來了。當初給楊鳳良講的，我又給他講了一下。當然，對新形勢下出現的新問題，也不能不考慮。我就向他暗示，到了那裡，可以把楊鳳良除掉。
怎麼暗示的？這太容易了。我對他說，阿慶，你到了那裡，和楊鳳良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呢，那就奪掉楊鳳良的兵權。阿慶一聽，高興得就跟娶了媳婦似的，表示一定要光榮地完成黨國交給他的任務。按說，這麼大的事，我應該寫個條子讓阿慶帶上，這樣楊鳳良就會乖乖地交出兵權。但我沒寫。我是故意沒寫。阿慶很機靈，還專門提出了這一點。我說了謊，告訴他，我已經給楊鳳良講了，如果我再派人去，那就是代表我去的，你應該服從他的指揮。二桃殺三士，OK，這樣一來，楊鳳良和阿慶就免不了一場明爭暗鬥了。我比誰都清楚，楊鳳良是鬥不過阿慶的，因為楊鳳良是外交官出身，遇事喜歡講道理，但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阿慶雖然也算個文化人，可與楊鳳良相比，那就小巫見大巫了。很可能還沒等楊鳳良啰唆完，他就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了。當然，辯證法告訴我們，要從正反兩個方面看問題。所以，我也考慮到了另一種可能，那就是楊鳳良把阿慶幹掉了。果真如此，天也塌不下來。因為楊鳳良一旦發現我對他失去了信任，就會帶著葛任逃離大荒山。對我來說，這個結局未嘗不能接受。
阿慶也是從九龍坡機場起身的。送他走的時候，他問我還有什麼指示。我只說了一句，屁股要擦乾淨。直到他上了飛機舷梯，我還語重心長地喊了一聲，嘿，屁股！他當然懂得我的意思。我想，他每次擦屁股的時候，都會想到我的叮囑。
阿慶走後，我又開始了漫長的等待。他娘的，真是怪事，和上次一樣，我也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阿慶回話。這期間，領導（戴笠）來過一次電話，我只好對他說，再等等吧，現在是信息社會，信息就是一切，沒有準確的信息就貿然行動，是會犯冒進錯誤的。我勸老闆耐心一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怕他起疑心，就又餵了他一顆定心丸。我說，阿慶對你、對我、對黨國，都是忠心耿耿，他不會背叛我們的，一旦那邊有什麼信息，我立即起程。不管怎麼說，我總算把他糊弄過去了。可當中只隔了一天，戴笠又把電話打來了，讓我到漱廬見他。到了之後，我才知道他讓我去一趟武漢，說那裡的日本人俘獲了一名美國飛行員，他要我找日本人交涉一下，然後再從武漢去大荒山。看來，我不親自去一趟是不行了。我說OK，我這就回去收拾一下，馬上動身。他說，他已經向老蔣請示過了，等我到了大荒山，如果發現那人確實是葛任，那麼不管葛任提出什麼要求，都可以先答應他。還說，如果他歸降政府，那麼政府就網開一面，允許他成立一個新黨，在國防參議會裡佔據六個議席。我問戴笠，蔣委員長說話算數嗎？戴笠說，算不算數再說嘛，沒有六個，五個還是可以的嘛；沒有五個，四個也行嘛。我立即想，真的能弄到四個，那也不錯啊。
接下來，我們又談了一會兒美國人被俘一事。我當即表示，小日本膽也太大了，竟敢和美國人過不去。Fuck！那不是太歲頭上動土嗎？當然看問題要一分為二。美國佬太牛了，處處推行霸權主義，干涉別國內政，讓小日本搞一下，也不是什麼壞事，至少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一個討好美國人的機會。戴笠對我的看法非常欣賞。他說，中美關係在任何時候，都是我們對外關係中的重中之重，這步棋要辦（走）好。我不敢怠慢，立即接受了這個命令。我是帶著一名日本人上路的。他是一個日本間諜，名叫稻本潤一。我記得很清楚，那傢伙不光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而且還會說廣東話，能把你說成「累」，把小姐說成「小改」，把同志說成「通緝」。哈哈哈，我們就準備拿這個日本「通緝」（同志）換回那名美國佬。
俗話說，風水輪流轉。從重慶到漢口的船上，我一直在想，歷史總是喜歡重複，只是有些細微的差異。OK，你想想是不是這個道理。我第一次去大荒山，受的是葛任的邀請，結果被俘的是我；這次呢，卻輪到葛任被俘了。再往前想想，當初去日本留學，我們坐的是同一艘郵輪，現在呢，我又坐著郵輪去勸降葛任。我記得很清楚，上船的時候，我還碰到了一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姓張，叫張奚若。你不知道此人？他可是大名人，有名的刺頭，天生的反對派，敢跟老蔣頂牛。他一見到我，就拉住我問道，冰瑩是不是來重慶了？我說不知道。他說，你們這些人，說話從來就不能信。張奚若也是從法國回來的。姥姥！要是讓他知道我此次遠行與葛任有關，那事情可就糟了。他肯定搞得天下皆知。小姐，我給你說句實話。要不是他名聲太大，我就派人把他幹掉了。當時，我吩咐我的一個手下，盯住他！想辦法搞清楚他聽到了什麼風聲，然後立即向我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