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保護過我的母親蠶豆的老人，其姓名已經無可稽考。如前所述，蠶豆確實是被我的姑祖母接走的。那個老人手指蒼天，大概是要告訴范繼槐，他並沒有說謊，老天爺可以為他作證。
姑祖母是在1934年10月起程前往大荒山的。因為「偽幣犯胡某」已被槍斃，所以她一路上都在擔心葛任和冰瑩也遇到了不測，使蠶豆成為孤兒。她是坐船去的，在福建泉州上了岸，然後再赴白陂。正如我前面提到過的，與她同去的是埃利斯牧師。到了白陂鎮以後，她看到的景象與范繼槐看到的相同：荒無人煙，只有野狗在四處遊盪。當然，和范繼槐一樣，她也看到了那些默不作聲的神職人員。據埃利斯牧師在《東方的盛典》一書中所記，那些神職人員是奉國際紅十字會之命，從江西九江趕來收屍的。正是從他們那裡，姑祖母和埃利斯打聽到有一個操外地口音的女孩，和一個老人待在西官莊村。那些神職人員曾要求老人帶著孩子離開，但那個老人卻執意要留下。他們還告訴她，有一條小狗一直跟著那老人和小女孩。姑祖母想，那條小狗，很可能就是胡安從法國帶回來的那條名叫巴士底的狗的後代。正是憑藉這一線索，她和埃利斯在西官莊村找到了老人和蠶豆。
那條從巴士底獄門口撿回來的狗，其後代也叫巴士底。姑祖母並沒有見到它。就在她和埃利斯牧師到達大荒山的前幾天，巴士底被別的狗咬死了。當時老人飢餓難耐，捨不得把它扔掉，就把它煮著吃了。而蠶豆手中的玩具，就是巴士底的腿骨，細小、光溜，就像一桿煙槍。姑祖母第二天就帶著蠶豆起程回天津了，而埃利斯牧師卻留了下來。他先是收屍，遂後又在此防治瘟疫，並在多年之後再次見到了葛任。
我的姑祖母說，從大荒山回到天津以後，蠶豆就病倒了，「持續低燒」，「夜夜驚叫」，還「不許吹燈」。她的病越來越重，最後竟發展到卧床不起。姑祖母想，她定是活不久了。經天津教會醫院的一位名叫戈登·湯普森（Gordon Thompson）的醫生診斷，蠶豆感染的是一種奇怪的新型病毒。他的目光後來落到了她手中的那個像煙槍一樣的玩具上面。得知那是狗的腿骨，他大吃一驚。而當他知道這個小姑娘曾經吃過狗肉的時候——姑祖母說，當時他差點嘔吐——他便斷定她身上的病毒與那條名叫巴士底的狗有關。遂後，他便把這種奇怪的病毒命名為巴士底病毒（Bastille Virus）。戈登醫生一定沒有料到，他的這一說法後來不脛而走，並最終走進了《大英百科全書·醫學分冊》，成為他對現代醫學的一大貢獻。
經過戈登醫生的悉心醫治，我的母親蠶豆最終倖免一死。但是，在以後的歲月里，由於巴士底病毒的作用，她漸漸變得性情急躁，喜怒無常，使我的姑祖母備受折磨。多年以後，我的父親，一個沒有給我留下任何記憶的人，就是因為無法忍受她的折磨而離家出走的。母親蠶豆死於1965年春天，那一年，我才兩歲。我是被姑祖母養大的。她說，我們就像隔代的母牛和幼犢。據姑祖母說，母親是全身麻痹而死的。死前的幾天，她目光斜視，喉呢痙攣，口水流個不停——從枕巾上擰出來的水，每天足有半個痰盂。
在前面提到的糞便學專家於成澤先生的寓所，我曾遇到過一位傳染病醫生，並向他打聽有關巴士底病毒的知識。我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因為擔心自己受母親的遺傳。在整理這部書的過程中，我也時常急躁不安，有時竟會出現短暫的意識喪失。我很擔心自己還沒有整理完書稿，就告別了人世。那位傳染病醫生告訴我，感染上巴士底病毒的人，最快的會在兩周內死去，但很多時候，這種病毒會在身體內隱藏下來，將你的整個身體都當成它的病灶，在很多年之後，再慢慢地置你於死地。我問這種病會不會遺傳，他答非所問，說他幾乎每天都能遇到巴士底病毒攜帶者。我記得，就在我們談話的時候，於成澤先生的一名博士生走了進來。他也加入了我們的談話。他告訴我們，上星期五，有一種新的電腦病毒出現了，這種病毒就叫巴士底病毒。它具有和醫學上的巴士底病毒相近的特徵：無法根除，不定期發作。據他說，對這種電腦病毒，連最新的殺毒軟體都奈何它不得，並且殺毒軟體本身還會感染上它的病毒，從而成為新的傳染源。
他的這種說法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戈登醫生本人的命運：1954年，戈登本人也死於巴士底病毒的發作。他是因為我的母親還是因為別的患者而受到的傳染，我不得而知。戈登先生的死曾使他的學生，後來的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Fernando Galbiati （弗納多·伽爾貝塔）唏噓不已。在一本名叫《The Broken Wave》（《被擊碎的浪潮》）的書中，弗納多先生提到了戈登為蠶豆治病一事：
我的老師戈登先生的命運因為一名華裔女孩而得到改變。她是一位名叫葛任的抗日英雄的後裔。戈登先生就是在她身上發現Bastille Virus（巴士底病毒）的。巴士底是一條狗的名字，它是葛任 從著名的巴士底獄的門口撿回來的寵物。但奇怪的是，此種病毒遲至七十年代末期才在巴黎出現。據《世界衛生年度報告》顯示，近年在非洲、俄羅斯、中國中西部地區以及海灣的阿拉伯國家，Bastille Virus存在著蔓延的趨勢。每念及此，我的憂慮就和對戈登醫生的懷念一樣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