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詩學》雜誌2000年第3期上，我看到了范繼槐先生的那首詩。從詩中看，范老確實早就想過重遊白陂了：
千里跋涉尋夢來，半世燈火照戲台。
軍民同歡軍歌亮，白雲河映白陂月。
東邊喊罷西邊和，前幕拉上後幕開。
想方設法要勝利，你稱赤匪我稱白。
外教東進短兵接，本帥西向長征烈。
荒山依舊枋口綠，老淚猶滴蘇維埃。
詩中果然沒有出現胡安的名字，更沒有提到胡安的英雄事迹：為擾亂國民政府的金融秩序而造假。范老說的並沒有錯，從詩學角度講，把「胡安」、「造假」這些字眼放到裡面，還真是「不好押韻」。由此看來，曾外公胡安的死，既在歷史之外，又在詩學之外。
曾外公胡安當年的「造假窩點」，位於白陂鎮十五里以外的一個山谷。有趣的是它也叫後溝——如前所述，白聖韜曾被關押在延安的後溝。我曾經到過這個後溝。時過境遷，現在那裡只剩下了一間行將坍塌的石屋。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從石屋前裂開的石條中長了出來，猶如夢幻之物。石屋的周圍雜花生樹，樹枝上落滿了鳥糞。這一切都說明，它早已被人遺忘在了時光的盡頭。
最先透露胡安死訊的，是上海的《民權報》和天津的《津門報》，兩篇文章內容基本相同。下文選自民國二十三年（即1934年）10月10日出版的《津門報》，裡面提到「赤匪造假高手胡某」是被政府某保安團擊斃的，這顯然與范老的自述大相徑庭：
記者近日從××保安第××團獲悉，赤匪造假高手胡某已被擊斃，給國慶獻上了一份厚禮。自二十年 九月國民黨中央黨部致函國民政府，提議懸賞緝拿赤匪要犯以來，赤匪要人已屢受重創。胡某雖非赤匪要人，然其製造假鈔，圖謀危害民國，破壞安定團結之大好局面，逆跡顯著，亦不可小覷。據悉，胡某此次是在參加一個惡毒攻擊黨的領導、醜化黨與軍隊形象的活動中，被我喬裝打扮的保安團成員擊斃的，可謂死有餘辜……
如果這段話屬實，那麼事情就太蹊蹺了：因為如果曾外公是被保安團擊斃的，那麼依照慣例，蘇區定會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可事實上，曾外公與烈士這個稱號毫不沾邊。畢爾牧師在《東方的盛典》中的一段話，或許有助於這個謎團的解開。他首先寫道，是我的姑祖母首先看到《津門報》上的這篇報道的。我的姑祖母立即懷疑，文中所說的胡某，就是葛任的岳父胡安，並擔心葛任也遭遇了不測。畢爾牧師接下來寫道：
因為《津門報》曾宣稱，「All the hat''s fit to print」（凡天下所可刊新聞，無不刊登），所以上面時有虛假報道。我想以此說明，這很有可能是妖言惑眾之辭。但我無法安慰她，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憂慮也與日俱增。這之後，我通過紅十字會中的朋友查詢此事，得知死者確系胡安先生。不久，紅十字會中又傳聞，胡安其實是被紅軍擊斃的。因為紅軍已經敗北，正圖謀轉移，而胡安對紅軍已毫無用處。至於政府所宣稱的是保安團喬裝打扮深入蘇區內部所為一說，其實只是政府的離間之計。政府的用意很明顯，即以此誘使紅軍內部肅反擴大化及自相殘殺，從而走入那萬劫不復的深淵。
其實，這幾種說法裡面，我傾向於相信范老的說法，即曾外公的死，是由於觀眾混同了藝術和現實的界線而誤致的。我想，如果熱愛戲劇表演的曾外公胡安泉下有知，對《津門報》和《東方的盛典》上的說法，他也不會認同。他或許還會認為，能夠死於觀眾之手，對他來說是一種無上的光榮。
順便補充一下，我最近一次見到曾外公的名字，是在《南方金融時報》（2000年10月12日）上面。眾所周知，這已經是金錢至上的消費主義時代了。我看到「胡安」這個名字的時候，我還以為那是一個與曾外公重名重姓的人。文章的題目是《偽幣犯賴治國引渡伏法》。講的是在香港和美國警方的合作下，公安部門最近捕獲了一個製造假幣的犯罪團伙，並將其頭目賴治國從美國引渡歸案。據賴治國坦白，他是在祖父影響下走向犯罪道路的。他的祖父生前曾向他透露，他的那手「絕活」是跟著一個名叫胡安的人在大荒山學會的。有趣的是下面一段文字：
警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鑒於此前一些偽幣犯也曾提到過「胡安」其人，並稱胡為「大宗師」，警方認為，在我國南方某些地區，一定還隱藏著另外一些與胡安有關的犯罪團伙。在慶功會上，有關領導號召同志們在鮮花和榮譽面前，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爭取為人民再立新功。慶功會上，同志們也都紛紛表示，一定認真總結經驗，戒驕戒躁，儘早將所謂的「大宗師」胡安捉拿歸案，以不辜負組織上對自己的殷切期望。
有什麼辦法呢？正是因為胡安被排除在了歷史詩學之外，他們才會犯這種知識性錯誤，並註定要辜負組織上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