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一部分曾經提到，五四運動以後，冰瑩曾經從法國來到北京。可當時葛任還在獄中，他們沒能見面。返回法國以後，因為遲遲得不到葛任的消息，她就隨母親去了英國，住在英國的沙士頓。沙士頓離著名的劍橋只有六英里，是個環境優美的小村子。為了寫作《絕色》一書，安東尼·斯威特曾經到過沙士頓。據他所說，沙士頓只有一家小雜貨店，店主的女兒至今還記得，有一個「美貌頎頎」的中國女子，常帶著孩子來店裡買香煙，「她披著鏤空的披肩，面色憂鬱」。冰瑩的回憶，與此基本相符：
冰瑩說，有一次她到雜貨店買煙時，看到一封信。那是林徽因——後來國徽的設計者——寫給徐志摩的信，已經在那裡存放很久了。她這才知道徐志摩以前也曾住在沙士頓，而沙士頓的信件都是通過雜貨店轉發的。她立即往巴黎寫了一封信，讓那裡的友人把她的信轉寄到沙士頓。就在那年的深秋，她收到了從巴黎轉來的信件。信是國內寄來的。一個從事教會工作的女友 ，不知道從哪裡打聽到了那個地址，寫信告訴她，葛任從俄國回來了，先在天津的育嬰堂里幫助畢爾牧師處理一些事務，然後受于右任 和共產黨人鄧中夏（時任上大教務長）的邀請，到上海大學教書去了。她告訴冰瑩，葛任現在仍是孤單一人，他依然愛著她，就像鹿切慕溪水。
記憶是呼嘯的柵欄，柵欄一旦打開，往事便湧上心頭。記憶還是痛苦的嘴巴，她不停地向母親訴說著這些年來她對葛任的擔憂。她想立即回國與葛任團聚，她的整個胸房都被這種激情充滿了。她辭別了母親，帶著女兒，來到了南安普頓（Southampton）港。她後來在日記中寫道：「英格蘭的深秋，天黑得早。上船時，天已經黑了，面前是英吉利海峽的萬頃波濤。因為歸心似箭，我總覺得郵輪好像一直在原地逡巡。後來，一切都沉寂了下來，遠遠望去，臨著海峽的懷特島（Wight Is.）上，已是燈火闌珊。」
經過長途旅行，當她終於到達上海時，竟因為大風退潮而無法進港。在港外，她又待了兩天。盈盈一水，咫尺千里，那才叫度日如年。許多年前，她就是從這裡送走葛任的。看著女兒那張幼稚的臉，憶及許多年前與葛任的分別，淚珠就從她的臉上流了下來。
這是1923年秋天的事。當時葛任正在上海大學教書，教的是俄語，與他同教一門課的是瞿秋白。他們在慕爾鳴路（現茂名北路）的窩所，也與瞿秋白和夫人王劍虹的窩所相鄰。後來的著名作家丁玲，當時就是上海大學的學生，也住在慕爾鳴路。阿慶來到上海以後，也住在葛任和冰瑩家裡。葛任在上海大學待到1927年，然後他辭去了教職，專事著譯。除了翻譯普希金、契訶夫、托爾斯泰等人的小說，他還從俄文轉譯了莎士比亞的劇本《麥克白》。許多年前，他就一直想從事文學創作。這個時候，他突然想以家史和自己的經歷，寫一部自傳體的長篇小說，並命名為《行走的影子》。而這個題目，就出自《麥克白》的第五幕第五場：
人生恰如行走的影子，映在帷幕上的笨拙的伶人。登場片刻，就在無聲無臭中退下。它又如同痴人說夢，充滿了喧嘩與騷動。
當時，畢爾牧師曾到上海看望過葛任和冰瑩。在《東方的盛典》一書中，畢爾牧師記錄了葛任對這部作品的設想。他還聲稱自己曾看到過葛任的部分手稿：
一疊土黃色的紙上，寫著他父親的故事。在他眼裡，葛存道先生便是一個拙劣的伶人，登場片刻，便像個影子似的悄然退下。寫完父親以後，他想寫他自己，爾後寫他的女兒蠶豆。他要用一生的時間，來寫這部《行走的影子》。側耳聽比喻，用琴解謎語，我告訴他，這個書名很是妥帖，因為《詩篇》中說：「世人行動，實系幻影。」
現有資料表明，這部書葛任至死都沒有完成。1932年，日軍進攻上海閘北。戰爭結束以後，葛任就去了大荒山蘇區，隨後又參加了長征。冰瑩說，葛任到大荒山時，還特意帶上了正在寫作的書稿，「他帶走了書稿，也帶走了我和蠶豆。他說，我們可以在那裡開始新的、自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