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甚說甚，田汗沒騙我。驢車上果真甚麼都有，吃的，喝的，穿的。連酒都是現成的，那天晚上不是用過一個酒葫蘆么，就是那個。命令如山倒呀，因我走得急，沒有甚麼衣服，田汗就在車上給我放了棉襖和棉褲，當然還有褲衩。在車上換衣服時，我拎著那個褲衩親了親，就像親著自己的親人。
將軍，你到過陝北么？好，我不問，只管說。我先說說毛驢。毛驢可是寶貝疙瘩，你尋不到比它更好的長工了。犁地、推磨、拉炭，甚麼都離不開它。邊區的人說話都要帶上「驢」字。罵人時喊對方是「驢日的」。事情辦砸了，十分惱恨自己，怎麼辦？就罵自己是「驢日的」。別笑，我有甚說甚。高興了，也說「驢日的」，細聲細語的，就像和婆姨說悄悄話。我剛到延安時，革命熱情高漲，幹活不惜體力。有一次在延長，風聞胡宗南的人馬打過來了，部隊必須馬上轉移。當時車馬不足，我背著一個傷員，溝溝坎坎的，一走就是二里地。人們這就送給我一個外號，叫「小毛驢」。我當時甚是高興，就像戴上了桂冠，做夢都會笑醒。可是，後來我成了托派，人們就把這個綽號給改了，叫我「毛驢茨基」。
趕車的老鄉都曉得我的綽號「毛驢茨基」。他說，我給打成托派的時候，他亦在跟前。他以前是康生的房東，康生你知道么？此人是中央社會部部長。老鄉還說，他多次見過毛，也見過王明。老鄉嗜酒，趁我解手的工夫，把我的酒葫蘆掖進了他的棉襖。喝了酒，他的話就多了起來，扯東拉西。說王明的列寧裝總是乾乾淨淨的，像個婆姨。他又喝了一口酒，扭頭說道：「你這人，姓毛，臉上卻沒有一根毛。」他說著，就笑了起來。他笑的樣子很怪異，笑的時候脖子要縮回去，笑完之後才伸出來，好像他是用脖子笑的。我告訴他，我不姓毛，姓白，臉上的毛還是有的，因為要出遠門，把毛刮掉了。他這才說，他曉得，甚麼都曉得，只因雪天出門太恓惶，找著話和我拉呱呢。
甚麼，將軍，你問我是怎樣成為托派的？唉，說起來，我能成為毛驢茨基，也是因為毛驢。說得細一點，是因為驢糞。因果相生，毛驢多，驢糞就多。驢糞多了，就需要掀起拾糞運動解決問題。而有了運動，就要有人倒霉。說起來，最早還是我們這些醫生們提議拾糞的。起因是一名戰士夜間通知人開會，出門踩住了一顆驢糞。就像踩著一塊冰，他哧溜一聲滑出很遠，撞住了一個樹樁。他的一條腿原本就掛過彩，不能太過用力，這一下給撞骨折了。一位首長來醫院慰問戰士的時候，醫生們就提議，最好能給老鄉們打個招呼，在自家牲口屁股後面掛一個布兜兜，這樣既積了肥，道路還乾淨，還能避免此類事故。首長一聽很高興，搓了搓手，說：「驢日的，好主意。」隨後，他提到了一個實際困難：雖說老鄉們可以讓自己的娃娃穿上軍裝為革命而死，可是讓他們拿出一塊布做個糞兜兜，卻比從老虎嘴裡拔牙還難，捨不得呀。不過，首長還是表示要把這個問題拿到會上研究研究。我們等了很久，也不見下文。遽然有一天，上面說美國記者要來延安，為了給美國人留個整潔的好印象，組織上決定，趕在美國記者到來之前，掀起一個轟轟烈烈的拾糞運動。
輿論是革命的先導，我們醫院的牆上就貼著一幅標語：拾糞歸田，服務抗戰。報社和學校組織的文藝宣傳隊還扭著秧歌，宣傳拾糞。冼星海和塞克寫的《生產大合唱》也給改了唱詞：「二月里來呀好春光，家家戶戶拾糞忙，指望著今年收成好呀，多捐些五穀充軍糧。」為了進一步給拾糞運動造勢，延安還組織過一次歌詠晚會。擔任主唱的兩位歌手來自陪都重慶和孤島上海，如今是這裡的合唱團團員。上海的那位歌手曾找我看過病。她對我說，她曾在德國待過，在那裡學過花腔。「花腔？花腔不就是花言巧語么，還用得著去德國學習？巧言令色，國人之本能也。」我對她說。她立即掐了我一下，說我是個土包子，白在蘇聯待了。爾後，她指著自己的玉頸，比劃來比划去，說花腔是一種帶有裝飾音的詠嘆調，沒有幾年工夫，是學不來的。既然她說得神乎其神，我就讓她來一段聽聽。哈哈，在我聽來，那跟驢叫差不離，一詠三嘆，還抖來抖去的。她告訴我，她曾給合唱團的領導上過一個摺子，說美國人就喜歡聽這個。但領導說了，美國人來後，最好還是讓他們見識見識咱們的《二月里來》。
在那個歌詠晚會上，她們唱的就是改了詞的《二月里來》，也算是美國人到來之前的一次綵排。重慶的那位歌手很興奮，一上來就喊：「Are you ready（都準備好了么）？」我們就喊準備好了。她這才開始唱。她還喜歡把話筒伸到觀眾席上，讓大家和她一起唱。雖然沒人響應，可她還是說：「唱得好，唱得好。再來一遍好不好？」她還號召大家：「兩邊的同志比一比好不好，Yes！給點掌聲啦，鼓勵一下啦。」在她的號召下，我們都把隨身攜帶的糞筐舉過頭頂，隨著節拍，跟著她一起搖頭晃腦。
運動就有這點好處，立竿見影！不分男女老幼，都帶著柳條編的糞筐，見糞就拾。拾來拾去，就沒糞可拾了。街上乾淨得很，就像上海的霞飛路 。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值完夜班從醫院回來，遽然看見有人在街上放羊，放牛。甚麼時候，都少不了毛驢。牽到街上的毛驢，都有一副好行頭，腰上披著棉墊，嘴上戴著驢套，圍脖也是少不了的，因為那就相當於人們出席酒會時打的領帶。（毛驢）還打滾呢，搞得塵土飛揚。延安正在反對自由主義，可那些畜生們卻不吃這一套，自由得很，到處拉糞。咦，怎麼回事？我還以為要開一個牲口交易會。爾後方才曉得，畜生們上街遊行，是為了把糞拉到街上，讓人們有糞可拾，以便掀起拾糞運動新高潮。當時，我正納悶，遽然聽見嗩吶聲聲，扭頭一看，腰鼓隊和舞獅子的都來了。人們就在歡慶聲中拾糞。很快，街上的糞就被拾完了。千錯萬錯，我不該看見馬路中央的那幾顆驢糞。那幾顆驢糞蛋，像元寶似的躺在路上，很招人喜歡。我隨著節拍，扭著秧歌走了過去，可我剛鏟起一顆，有人就把我的糞叉沒收了。原來是我們醫院的外科主任張占坤。他是醫院拾糞小組的組長，也在俄國待過，平時與我談得來，還和我住過一間窯洞。我對張組長說：「你都看見了，我正在響應拾糞運動。」他說：「這些糞是給首長們預備的，可不是給你拾的。你拾了，首長們拾甚麼？」我開了句玩笑，說：「毛驢還會再拉呀。」我就把驢糞放進了糞筐里。張占坤惱了，上來就把糞筐給我踢翻了，「叫你拾，叫你不聽指揮。」他還推了一下我的肩胛骨，我差點像那個不幸的傷兵一樣摔倒在地。張占坤本來性情溫和，對我也很尊重，這會兒遽然向我動粗，我的腦子都轉不過彎了。他再踢我時，我就用胳膊肘頂了一下他的軟肋。我沒有太用力，他也沒有摔倒。他還笑嘻嘻地說：「喲嗬，驢脾氣還挺大哩。」我也笑了笑。唉，我以為事情就過去了，可沒想到，第二天張占坤就把我的日記從枕頭裡偷了出來，上繳給了組織。爾後，麻煩就來了。
有甚說甚，給我帶來麻煩的那頁日記，記的其實是我與葛任、田汗和黃炎的一次談話。說起來，我之所以寫日記，還是聽了葛任的話。他說，寫日記能使內心生活豐富起來，一個人沒有內心生活，就像一個人沒有影子，一間房子沒有門窗。他一定沒有料到，我會栽到日記上面。甚麼？你也知道黃炎？對，他是個記者，編輯。有一次，我們幾個人坐在窯洞里聊天，聊著聊著，就說到了托洛茨基。葛任講了托洛茨基的一個小故事，托洛茨基被史大林 流放到阿拉木圖 的那一年，集體化運動引發了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托洛茨基認為，他和列寧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已經快被史大林的暴政和冒險給毀了。但是，托洛茨基想的不是重返莫斯科，藉機發難，而是給朋友們寫信，讓他們顧全大局，求同存異，不計前嫌，輔佐史大林渡過難關。我在日記中記下了此事。好在我沒寫是在田汗的窯洞里聽來的，沒寫它出自葛任之口，不然，他們也要跟著我遭殃了。如今想起來我還有點後怕，因為我差點把葛任的另一番話記下來。葛任說，倘若列寧的繼任者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定然會與史大林（斯大林）一樣，對昔日的戰友痛下殺手。酒裝在瓶子里是酒，裝在葫蘆里還是酒。我後來想，倘若這句話也寫進去，我即便種了十畝腦袋，也別想留住一顆。
日記繳上去，我就被收審了。如今想起審訊者的樣子，我還膽戰心驚。他們一上來，就把槍拍到了桌子上，叭的一聲，嚇得人魂飛魄散。要曉得，那可不是驚堂木，而是從日本人手中繳獲的三八大蓋。我被押進去的時候，有一個人正在受審。他是個智（知）識分子，被打成托派是因為嘴太碎。有一次，他從操場上聽完報告，在延河邊散步的時候，對別人說：「江青裝著捉虱子，褲子捋得那麼高，讓丘八（士兵）們看她的大腿。真不要臉呀。」這話傳到上面，他就被收審了。剛好王實味也說過類似的話，鋤奸科的就斷定他和王實味是一夥的。調查來調查去，就查出他和王實味是北大同學。他一開始也是嘴硬，拒不承認自己是托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