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陳立夫口述歷史之二
回憶國共談判，自然會談起西安事變。陳立夫對夏蓮蔭女士說：
「張學良為自卑情結所苦。雖然蔣先生原諒他丟掉了東北，人們仍然稱他為『不抵抗將軍』。他需要顯示，他是抗日的，而蔣是不抗日的。他需要換換『帽子』，將自己頭上的『不抵抗的帽子』戴到蔣先生的頭上。他感到在東北丟了面子，要在西北掙回來。
「當然，也有共產黨人的鼓動和張學良渴望回東北的因素在內。有些人利用『統一戰線』的口號鼓動他。其次，楊虎城和他自己的部下在背後推動他。
「西北的聯合很糟糕。邵力子、張學良、楊虎城不是穩定的成分。沒有任何力量能代表南京發揮平衡作用。」
「是否有點懷疑邵力子對蔣先生的忠誠？」夏蓮蔭女士問。
「張學良逮捕了所有中統的代理人，並且沒收了他們的材料。其中有人報告邵力子，邵力子對此很不高興。實際上，這些報告從未被送到南京。後來，我對邵力子說，我從未收到過這些報告。」陳立夫的話匣子一經打開，就滔滔不絕地講起來。
「我意識到西安的情況不正常。我認為蔣先生太寬大了。蔣先生應該做些什麼？怎能沒收中統的資料？張學良的行動羞辱了中央。蔣先生應該下令張學良釋放中統被捕人員。當然，領導人不能偏心。他必須研究事實。可能中統人員有錯誤。這是關鍵時期。也許蔣先生下令會使事情更麻煩。
「蔣先生通過這樣那樣的報告，認識到西安的形勢是危險的。這就是他為什麼去西安的原因。不過，他只帶了很少一點警衛力量。這是清楚的，張學良和楊虎城搖擺不定，共產黨和他們已經共謀了很久。
「總之，我們擔心共產黨和張學良之間的關係。我們坦率地要求周恩來去西安見張學良，以便使他了解我們正在準備抵抗日本。我們的談判已經進入關鍵階段。這一事實說明我們正在準備抵抗。如果我們的談判已經有了最後結果，張學良會問：為什麼還打共產黨？那將不是我們所希望的。因為，我們希望張學良知道，我們的談判已經接近但還沒成功，軍事行動不能放鬆。」
在11月10日的上海滄州飯店會談中，陳立夫提出，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紅軍只能保存3000人，師長以上的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量才錄用。潘漢年當即指出，這是站在「剿共」立場上的收編條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在此後的兩次談判中，陳立夫允許紅軍保留3萬人，但收編的立場沒有變。12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潘漢年，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的決心，談判顯然沒有速成的希望。因此，陳立夫所說，「談判已經接近但還沒有成功」，顯系誤記。
「為什麼不能宣布，和共產黨人已經接近達成協議？」夏蓮蔭女士問。
「一、這將顯示，有一個反對外國（侵略）的聯合；二、日本方面會想，這個聯合背後有蘇聯，因此，可能會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反對我們，換句話說，日本可能迅速地攻擊並消滅我們。這種情況對中國、蘇聯都不利。」陳立夫回答。
「約在11月底或12月初，周恩來、張衝去西安向蔣先生報告談判的進展。共產黨已經原則上接受了我們的四項條件，潘漢年留在南京制訂細節，草擬協議。」陳立夫繼續說。
前已指出，周恩來1936年並未到南京等地和國民黨談判，因此，所謂「周恩來、張衝去西安向蔣先生報告談判的進展」云云，也就不可能了。
「蔣先生要求我去西安報告談判情況。我計畫12月1日起飛，但是，突然發燒了。所以，蔣先生出事兒的時候，我不在西安。」
「12月12日晚，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派遣部隊討伐西安。關於這次會議，您想起了什麼？」夏蓮蔭女士問。
「這時，事變的報告還不詳細。不過，我們都猜到發生了什麼。張學良和其他反叛者在通電中表達了他們的觀點，聯名者包括陳誠這樣的南京領導人。但是，我們估計，張學良、楊虎城是重要分子。我們一致決定，堅持原則，派遣部隊討伐西安。」
「決定是一致的意見嗎？」
「有過討論。我不記得有誰發表過反對派遣部隊的意見，沒有人真正反對。當然，有人勸告要謹慎。但是，在緊急會議上，這種意見並不多。我們感到最大的問題是馮玉祥，他是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態度不明朗。作為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蔣先生掌握著全部軍權，副主席有名無實，類似於副總統。通常，馮玉祥沒有任何權力。照理說，蔣先生被關在西安，應該指定馮玉祥接任。但是，怕他利用這一位置製造麻煩。重要的問題是委任少數人負責。我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何應欽被委任全權負責，計畫軍事行動。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合適的選擇。蔣先生還活著，怎能將全部權力移交給副主席！我們希望避免可能出現的情況，久拖不決。」
「誰是派遣討伐部隊的主要倡議者？」
「幾位元老。戴季陶特別堅決。他引證歷史——就像貴國人談歷史一樣，說明為了拯救領導人，中央政府措施必須堅決。他說，歷史事實是，當領導人被綁架時，政府軟弱，領導人肯定被害；政府強硬，領導人將安全無恙。」
「何應欽態度如何？」
「在幾位元老發表意見後，何應欽擁護這一決定。我自己是100%地擁護派遣討伐部隊。我相信這是必須的，只談判不夠。」
南京方面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後，於12月12日夜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委員會緊急會議，居正、張繼、戴季陶、馮玉祥、陳果夫、陳立夫、于右任、孫科、何應欽等21人出席，張群、曾養甫等列席。會議指責張學良「背黨叛國」，決定褫奪其本兼各職；關於指揮調動軍隊，歸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負責；但是，會議並沒有立即決定派遣「討伐」部隊。推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的決定是16日上午政治委員會第30次會議的決定。這裡，陳立夫和夏蓮蔭女士都記得不準確。
在各次會議上，確如陳立夫所說，戴季陶「特別堅決」。事後，戴曾將自己的發言要點告訴康澤說：「明朝英宗為也先擒去，因後方鎮定有辦法，明英宗才能回來。要張、楊生命掌握在我們手上，蔣先生生命才能保全。現蔣先生為張、楊所劫持，那是很危險的。現在希望全黨全軍要鎮靜，不要動搖，迅速派兵包圍西安，將張、楊生命掌握在我們手中。」孔祥熙也記述說，戴季陶等人的意見是：「（張、楊）劫持統帥，以蔣公之生死為政治上之要挾。中央既不能曲從其狂悖，陷國家於淪胥；尤不能過於瞻顧蔣公之安全，置國家綱紀於不顧。昔項羽囚太公，漢高不屈，而太公卒還；清廷囚鄭父，成功不屈，而鄭父竟死。此中關鍵，固須審察；然千秋萬世，終必贊果斷而貶屈服。故中央政策宜持以堅定。況蔣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張、楊以力，蔣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張、楊以弱，蔣公雖在，或竟不能安返。」二人所述，和陳立夫所述，基本一致。
宋美齡在回憶錄中說：「中央諸要人，於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余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面復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量餘地，認為其不容諉卸之責任，余更不能不臆斷其為非健全之行動。」因此，夏蓮蔭女士問：
「蔣夫人宣稱，她反對派遣討伐部隊，您如何評論？」
「我知道蔣夫人反對。她應該謹慎行事。公平地講，她畢竟是個女人。她是好人。除了國家利益之外，她關心許多事情；她的丈夫處在危險中。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沒有個人考慮。蔣夫人沒有參加會議，但是每個人都同情她。誰不知道政府的強硬危及蔣先生的安全，但是，有誰希望拿蔣先生的生命孤注一擲呢，沒有。
「如果我是蔣夫人，我將從自己的書中刪除這一部分。不能忽視軍事行動。我仍然懷疑，單憑蔣夫人去西安能拯救蔣先生。蔣夫人做了一件值得讚美的事—— 一個婦女不怕危險去救丈夫，這是值得讚美的事。但是，她不能取得全部榮譽，並懷疑別人。這就好像某個人在戰後靠自稱代表千萬在戰爭中被害的人得了獎章。我認為這是錯誤的，是很大的遺憾。如果蔣夫人問我，我將坦率地告訴她，她錯了，不應該以此傷害許多人。」
「有些人認為，某些南京領導人主張派遣討伐部隊是為了傷害蔣先生，您對此有何看法？」
「人們後來想，有人為了個人目的企圖傷害蔣先生，但是，緊急會議上沒有人有壞念頭。這種意見是錯誤的。這是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沒有人認為為了保護國家就應該讓蔣先生出事，也沒有人想犧牲蔣先生以贏得一個位置。
「值得討論的是馮玉祥。蔣先生出事，馮玉祥繼承他的軍事員會主席的位置。他也許不會利用這一機會來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從長遠的觀點看，我相信個人目的指引著他。這種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