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黃郛檔案之二
日軍於1933年初攻佔山海關與臨榆縣城後，迅速佔領了河北省大片土地。同年5月31日，由蔣介石、汪精衛授權，國民黨政府華北當局負責人何應欽、黃郛與日本侵略者簽訂了屈辱的《塘沽停戰協定》。其後，國民黨當局又和日方進行了接收戰區以及與之相關的關內外通車、通郵等談判，史稱「《塘沽協定》善後談判」。
對於《塘沽協定》，學術界研究已多；但是，對長達一年半之久的《塘沽協定》善後交涉，學術界迄今研究尚少。本文將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所藏黃郛檔案及其他有關資料，闡述並討論這一問題。
《塘沽協定》簽字之後，輿論大嘩。6月2日，南京國民政府國防會議討論停戰協定，「嘖有煩言」，決定次日開政治會議再決。當日，汪精衛致電何應欽、黃郛，告以「明晨政治會議如加否認，則弟個人負責，聽候處分」。「如監察院彈劾，弟亦準備接受」。
6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以協定未經中央核准即行簽字為由，提議懲戒前方軍事當局。汪精衛即稱，請先懲戒他本人，同時出示蔣介石6月1日的電報，其中有「中正身為軍事最高長官，既授權處置，尤願自受處分，獨負其責」之語 。會議決議「應無庸議」 。立法院方面，經過孫科解釋，得以通過。
在南京政府外交人員中，不少人反對黃郛、何應欽簽訂《塘沽協定》。事前，外交部長羅文干、常務次長劉崇傑對談判情況所知甚少。5月25日，何應欽派徐燕謀在密雲與日方草簽了一份備忘錄（覺書），內容與幾天後簽訂的《塘沽協定》大致相同。外交部曾將該備忘錄電告出席國聯代表顧維鈞、郭泰祺、施肇基等。施複電直率地表示，「政府目前政策，基未能表示同情」。顧表示：日方所開一切條件、內容與字面，「均片面口氣，令我難堪」。郭表示：日方條件「未免過虐」 。6月5日，羅文干呈請辭職，蔣介石以外交緊急，要羅勉為其難。羅隨即請病假。不久，羅被派往新疆視察。8月18日，汪精衛以行政院院長身份自兼外交部長。22日，以唐有壬任常務次長。唐是留日學生，日本通，汪精衛的摯友。汪、唐二人共同執掌外交，南京政府的對日妥協政策就完全處於支配地位。
當時，蔣介石一心一意在江西「剿共」，急於以對日妥協換取華北安定，以便保證「剿共」軍事。9月6日，蔣介石、汪精衛、孫科、宋子文、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吳鐵城、孔祥熙、唐有壬、蔣作賓、楊永泰等在牯嶺召開談話會，此前，宋子文在國外曾和顧維鈞、郭泰祺、顏惠慶等擬訂了一份旨在長期抗日的計畫，其內容包括：經濟上抵制日貨，政治上激勵東北義勇軍，外交上推動國際一致行動，國內努力實現政治團結、政治緩和、實行憲政，以及制訂國防計畫、建立基礎工業、發展全國戰略運輸網等。顧、郭等並推宋子文回國向政府首腦面陳 。然而，廬山談話會沒有採納宋子文等人的意見，會議做出的結論是：「現在國勢阽危，興亡之機，間不容髮，對外對內，皆應委曲求全。」會議確定的對日方針為：「除割讓東省、熱河，承認偽國，為絕對不可能外，對其他次要問題如稅則等仍應與之作相當之周旋，謀適宜之處置，並極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情感之行動及言論。對華北當局，並賦以相當自由之許可權，以期應付圓滑。」
這就是說，完全批准華北當局在簽訂《塘沽協定》中的作為，準備賦予更大的處置權；除割讓東北、承認偽滿洲國外，在其他「次要問題」上準備向日本侵略者作進一步的妥協，同時嚴禁國內的抗日運動。所謂「對內對外，皆應委曲求全」云云，實際上專指對外。儘管南京國民政府標榜安內攘外，但正如當時美國外交官員所分析的，事實上是「安外攘內」 。
還在長城抗戰期間，汪精衛就曾公開表示：「在最低限度以內，我們不惜委屈求全。」 《塘沽協定》簽訂前夕，蔣介石也指示說：「事已至此，委屈求全，原非得已。」
廬山談話會的決議將「委屈求全」改為「委曲求全」，除了文字上較為冠冕外，實質並無不同。將之載入決議，標誌著蔣介石、汪精衛對日妥協政策的進一步明確，並且形成為國策。
對廬山談話會確定的方針，黃郛非常滿意。9月11日，黃郛致電其親信殷同稱：「此次牯會，蔣極負責，故其議決案於弟適合，而程度且出弟希望之上。」
廬山談話會前，黃郛曾應召南下，向蔣介石彙報華北情況，陳述對日外交意見，顯然，廬山談話會的議決案有黃郛的作用在內。
儘管廬山談話會確立了蔣、汪的對日妥協政策，但是，國民黨內部已經形成了聲勢頗盛的強硬派。
「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黨內部要求抗日的呼聲漸盛。《塘沽協定》簽訂前後，逐漸形成了幾個集團。西南方面，以胡漢民為首，包括鄒魯、鄧澤如、蕭佛成、李宗仁、白崇禧等；香港和福建方面，以李濟深為首，包括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華北方面以馮玉祥為首，包括方振武、吉鴻昌等；其他方面以程潛、李烈鈞為首，包括王法勤、朱霽青、鄧家彥、傅汝霖等。他們以各種不同方式反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對日妥協政策。其中，胡漢民、馮玉祥、陳銘樞等並曾積極計畫，準備南北合作，反蔣抗日，以軍事行動推翻南京政府 。1933年5月末，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11月，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都是這一計畫的部分體現。因此，南京政府在貫徹對日妥協政策方面不能不有所顧忌。
《塘沽協定》簽訂之後，日本侵略者即逼迫南京國民政府解決和偽滿洲國的通車、通郵等問題。11月2日，汪精衛致電黃郛，告以國防會議討論情況：「郵政、通車、關稅諸問題，關係重大，而郵政尤為各國所注視。稍一不慎，即蹈承認偽國之嫌，日本且將執以塞國聯及美國之口，故郵政問題以不談為宜。」
同日，再致黃郛一電云：「近來因財長更迭，乘風作浪者以為不止財政問題，實以外交轉變為主因。」
10月下旬，宋子文因與蔣介石意見不合，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及財政部部長職務，電中所稱「財長更迭」，指此。11月3日，唐有壬致電黃郛稱：「道君憤堯峰不為牧仲之助，借口外交政策，作推倒堯峰，以期牧仲復職之運動，道子亦加入。並聞聯合華北將領，以聯治為名，發電攻擊中央。此事南沙已有預防，望公嚴密注意。對東軍交涉，尤乞千萬謹慎從事，完全以中央意旨為標準，應使彼等無借口為禱！」
次日，再電云：「道君鼓煽政潮甚力。今日立法院開會，指摘通郵、通車，並要求堯峰出席說明，此為彼輩破壞計畫之第一步。」唐告誡黃郛在對日交涉時小心：「數星期內，須極端警戒，以免為彼輩所乘也。」
兩電所稱道君，指李烈鈞；堯峰，指汪精衛；牧仲，指宋子文；道子，指吳稚暉；南沙，指蔣介石；東軍，指關東軍。電中所稱「推倒堯峰，以期牧仲復職」，指當時一部分國民黨人的反汪擁宋傾向。兩電充分反映出，以對日政策為核心，國民黨和南京政府內部正在展開著一場政治鬥爭。
《塘沽協定》簽字後首先進行的是接收戰區談判。
根據《塘沽協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而後不得越過該線，不得有對日軍的「挑戰擾亂」行為；日軍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視察，在確認中國軍隊已遵守上項規定時，不再越過該線追擊，「且自動概歸於長城之線」 。上述停戰線與長城線之間的地區（即所謂戰區）由中國警察機關維持治安。
6月22日，黃郛命殷同及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表雷壽榮赴長春，與關東軍參謀長小磯谷昭、副參謀長岡村寧次等會談，討論中沒有發生大的爭論。日本方面給了中國方面一些小的滿足，但在關鍵之處則不肯讓步。例如：1.中國方面要求停止平津上空日機飛行，以安人心，達成的協議是：日本方面禁止無意義之飛行。這就是說，只要日軍認為有意義，仍然可以自由飛行。2.中國方面要求從速接收戰區各縣政，以便遣送難民回籍，達成的協議是：關於中國軍隊不進入地域難民之遣歸，日本方面以好意聽中國方面自由處理。3.關於撤兵區域內李際春等非法部隊的處理，達成的協議是：就李部選擇3000至4000人改編為中國警察隊，配置於中國軍不進入地區內，由李任保安司令。其餘作為暫編旅，移駐他所。這樣，這支由日本人豢養的非法部隊仍然得以保存。4.中國方面要求從速接收北寧路，協議是委任北寧路局與奉山路局交涉，等等。
7月2日，雷壽榮、殷同、薛之珩赴大連與日方進一步會談。日方參加者為：岡村寧次、喜多誠一、偽軍李際春、偽滿奉山鐵路局長闕鐸等。日方曾企圖令偽滿洲國代表參加，因中方反對作罷。4日，黃郛致電蔣介石報告：「此次交涉，嚴令赴連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