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台灣所藏朱家驊檔案
抗日戰爭，除了戰場上硝煙瀰漫的廝殺，還有隱秘深藏的敵後地下鬥爭。關於前者，史家已多有研究；關於後者，至今尚少論述。茲就台灣「中研院」朱家驊檔案所藏，參以「孤島」時期的上海報紙，闡述國民黨系統在上海地區的部分敵後工作情況。
上海於1937年11月淪陷。1939年，汪精衛自重慶逃出後，於5月8日抵達上海，即以之為基地，大肆鼓吹「和平運動」，緊鑼密鼓地籌備組織偽國民黨和偽國民政府。蔣介石認為「上海陣地不能丟」，計畫加強上海工作 。當時，國民黨雖在上海設有地下市黨部，但由於原書記長蔡洪田、常務委員汪曼雲率先變節，為虎作倀，一時間，除主任委員、原暨南大學教授童行白等二三人尚能保持氣節外，其他委員和職員居然攜帶卷宗、印信，集體投逆 。這種情況，使蔣介石大為震怒。6月7日，蔣介石手令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朱家驊等人稱：「上海黨部實在無成績表現，其無能力與無辦法可知，應特別設法改良為要！」
13日，陳立夫也致函朱家驊，建議「集商改進方案」 。
重慶國民黨中央很快決定派候補中央執行委員鄭亦同去上海，以中央組織部代表名義負責考察當地黨務。8月23日，鄭亦同致電朱家驊報告：上海黨務既無下層基礎，上層幹部「變節者變節，消沉者消沉」，必須「徹底改組」，方能「重奠革命之基礎」。他並推薦，以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擔當此任，其理由是，上海的這幫動搖失節之輩，與吳「有甚深切之歷史關係」。只有請他出馬，才能「多盡勸導之責，或於殘局不無小補」 。
吳開先出生於上海近郊的青浦，畢業於上海法科大學，其後曾先後擔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織部長、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職，可以說是上海通。鄭亦同推薦他回滬主持地下工作，不無道理。
鄭亦同的建議也正是朱家驊的想法，於是，很快就決定了和吳開先同時奉命赴滬的還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滬代表蔣伯誠。
1939年8月28日，吳開先抵達上海。當時，汪精衛正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組織偽國民黨。一場正與邪，忠與奸，人與鬼的搏鬥正在上海灘上展開。
報紙是社會喉舌，可以造輿論，洗腦筋，影響和左右人心。汪精衛、周佛海等都是國民黨內的文化人，長期做宣傳工作，自然深諳此點。他們到上海後，一面通過《中華日報》鼓吹「和平運動」，一面威脅、恐嚇各抗日報刊。6月17日，汪偽武裝特務襲擊《導報》館，迫使該報停刊。同時，投降汪偽的原國民黨特務丁默邨、李士群等則以「中國國民黨鏟共救國特工總部」名義，向上海各抗日報刊負責人投遞恐嚇信，聲稱如再發現有反汪、擁共、反和平之記載，「決不再作任何警告與通知，即派員執行死刑」。7月22日，汪偽特工夜襲《大晚報》社。8月30日，暗殺《大美晚報》副刊《夜光》版編輯朱惺公。其後，暗殺事件即層出不窮。
在抓報紙的同時，汪偽又大力抓學校。其辦法是拉攏部分教育界敗類成立所謂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遊說各校校長發表擁汪通電。9月2日，上海女子大學校長吳志騫因致函《中美日報》，痛斥汪精衛的「和平」謬論，宣稱「頭可斷，志不可屈」，被汪偽特務暗殺 。接著，大海中學校長聶海帆也遭到毒手，其後，各校校長紛紛接到前述「鏟共救國特工總部」的恐嚇信，聲稱如再堅持不肯參加「反共和平運動」，「執迷不悟，甘心附共」，將同樣手段對付 。因此，一部分校長、教導主任們不得不表態擁汪 。
吳開先離開重慶時，攜有蔣介石致虞洽卿等人函5件，孔祥煕致上海銀行界李銘等人函十數件。吳開先抵滬後，即迅速訪問上海各界頭面人物，特別是工商界巨頭，傳達抗戰國策。在淪陷兩年之後，上海人士突然見到了這位來自重慶的舊相識，因此，一時頗為興奮。8月31日，吳開先致電陳果夫、朱家驊等稱：「環境雖確甚惡劣，然事尚可為，決以最大之努力挽此頹勢。」
9月10日，蔣伯誠、吳開先又聯合致函朱家驊稱：「汪逆失敗，在滬利用敵人之金錢，威脅利誘，無所不為。對忠實同志屢加殺害，喪心病狂，較之暴敵，尤為殘酷。惟汪逆無論金錢、暴力，如何兇殘，但是非猶在，清議尚存，順逆忠奸之辨，孩童皆知。故無論黨內黨外，忠貞不貳、持正不阿之士，所在皆是。」函件表示，上海潛在力量非常廣大，將廣泛聯絡各界及各民眾團體，「使全滬民眾不為利誘，不為威屈，造成強固之不合作運動，以為消極之抵抗」。
後來的事實表明，蔣、吳二人的這些壯語雖沒有完全實現，但在打擊敵偽方面還是做了一些工作。
汪偽和日寇很快就得知吳開先已經返回上海並重建地下組織。9月9日，汪偽《中華日報》刊出吳開先到滬的消息。同時，丁默邨懸賞5萬元捉拿吳開先。9月19日，日方制訂應予撲滅的中國秘密機關計畫，首列「吳開先集團」 。
到達之後不久，蔣伯誠、吳開先很快發覺，上海地下市黨部的被破壞情況，遠比原來估計的嚴重。二人函告重慶稱：「市黨部因二三叛徒破壞，無異臨陣倒戈，牽動甚大。」主任委員童行白雖然艱苦撐持，但人面過熟，險遭敵偽暗殺，行動、居處，都極感困難，因此，已不能留滬工作，市黨部必須根本改組。函件同時也提到，上海原有特工組織，均已崩潰，應即統一力量。重加組織，派遣重要人員來滬主持。函稱：「叛徒一有制裁，則同志之勇氣自增，而觀望之徒有所顧忌，更不敢為非作歹矣！」
當時，重慶方面在上海從事地下抗日工作的系統有好幾個，政出多門，互不相關。9月30日，吳開先再次致函朱家驊，說明中央在滬工作人員尚未取得密切聯繫，「工作既未集中，經費尤為奇缺」。他要求朱家驊報告蔣介石，「將全滬工作化零為整，以堅強之組織與敵偽相抗」。
1940年夏，吳開先返渝彙報工作，國民黨中央採納吳開先、杜月笙等人建議，決定組織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以杜月笙、蔣伯誠、戴笠、吳開先、吳紹澍為常務委員，以杜月笙為主任委員，吳開先為書記長。同時，改組上海市黨部，以吳紹澍為主任委員，兼三青團上海支團主任。統一委員會成立後，吳開先指定杜月笙留在上海的管家萬墨林為總交通，以原中央通訊社上海分社主任馮有真等人為專員 。在上述五個常務委員中，杜月笙和戴笠都不在上海，因此，統一委員會的工作主要由吳開先、蔣伯誠、吳紹澍三人負責。
上海統一委員會成立後，上海市黨部、三青團上海支團的工作進一步呈現起色。
在汪精衛的追隨者中，有一部分是鐵杆漢奸，有一部分則是一時失足者。吳開先到上海後，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爭取失足分子，制止文教界正在蔓延的附逆趨勢。1939年9月11日，吳開先致函朱家驊說：「抵滬後，對丁逆所脅持分子已救出周斐成、張詠春、蘇頑大、顧蔭千、柴子飛等十餘人，均為租屋，另行居住；盲從而悔悟願歸者亦有封光甲等十餘人（均為中小學校長）。」
這可以說是蔣伯誠、吳開先等到滬後的最初成績。
1940年1月初，在萬墨林策划下，高宗武、陶希聖二人離開汪偽集團，出走香港。蔣伯誠、吳開先即於7日致電朱家驊，要求迅速向蔣介石彙報，轉命駐港工作人員「聯絡撫慰，以拆汪偽團體」 。14日，朱家驊批示將電報抄送蔣介石的侍從室，同時指示：「汪逆正謀傀儡登場之際，忽與其重要幹部凶終隙末，我方自可及時利用。」
高、陶到香港後，在杜月笙等策劃和支持下，向報界公開了汪偽和日本所簽訂的賣國密約，並陸續發表了《致大公報函》、《新中央政權是什麼》等討汪文章。以此為契機，全國各地紛紛掀起討汪運動。1月23日，吳紹澍對記者發表談話，通過滬報公開聲討汪精衛的賣國行為。談話特別提出：「汪之末日已至，日人之政治陰謀已窮」，號召「受汪逆一時誘惑者，從速猛醒，戴罪圖功」。
同時，吳開先則分别致函附逆分子。函稱：
慨自汪逆叛國，匿跡滬西，謬倡和平，行同盜匪。影響所至，環境醜惡，生活日高，全滬人士，咸蒙其害。諸君或被利誘，或遭威脅，雖不能與「認賊作父」、「為虎作倀」者同日而語，要亦信念不堅，交友不慎，有以致之。在先或惑於謬論，或醉於利祿私圖，執迷不悟，莫可理喻，方今高、陶遠走，密約揭露，諸君雖不與謀，亦屬附和，務望及時憬悟。
函末，吳開先並號召失足分子刺殺汪精衛：「若能刺逆來歸，將功贖罪，我中央不特不咎既往，且將厚事賞賚也。」該函於28日在上海《申報》、《新聞報》、《中美日報》、《大美晚報》等多家報紙同時刊載 。
高宗武、陶希聖公布汪日密約後，汪偽集團極為狼狽，偽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陳春圃狡辯說：高、陶所公布的密約